小纽约网

标题: 清朝好像没出过什么昏君，那清朝的灭亡是不是真的气数... [打印本页]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6-3-23 17:07
标题: 清朝好像没出过什么昏君，那清朝的灭亡是不是真的气数...
后半句：清朝的灭亡是不是真的气数已尽？
回答：真的是气数已尽。当时的清朝，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变无可变，十死无生。
前半句：清朝好像没出过什么昏君？
回答：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说来话长......

下面这部分回答前半句，但是，一开始离题稍微早一点
———————————————————————————————————————————

自秦汉以来，中国上层政治精英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即皇帝-士大夫（文官系统）-军事贵族这三者之间的平衡。

秦-汉初，皇帝与军事贵族之间的斗争。六国贵族推翻秦国——汉高祖灭分封的异姓王——汉景帝平同姓贵族（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
而后文官势力兴起。

汉末-魏晋，士族把握了文化的话语权，与以宦官or外戚代表下的皇权斗争。被边缘化很久又不甘寂寞的关西军事贵族中跳出来一个奇葩董卓，一把火把洛阳烧成白地，退守长安，洗牌重来。英明神武的魏武帝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力挽狂澜好不容易把牌局重新收拾妥当，被赤壁的一把火烧的灰头土脸，儿孙们不争气，被士族背后捅了一刀。

南北朝
司马氏被北方民族打的丢掉祖坟，跑到黄河以南。从此北方军事集团以武力说话，南方王马共天下维系士族治理体系。百年纷争，战乱不休，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北方，魏孝文帝汉化，开始重建文官集团，然后反反复复，你死我活，尔朱荣帅北方边境六镇兵马叛乱高欢宇文泰逼上梁山火中取栗冒着生命危险摘桃子...
南方，寒门出身的将领宋武帝刘裕、普通士族齐高帝萧道成、陈武帝陈霸先先后称帝，英明神武欲力挽狂澜而不能，不得不与士族妥协苟活于长江之南。

隋唐五代宋明清
科举制度建立，打破士族的垄断，兼顾流动性与稳定性的文官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并且与社会中下层的基石——以士绅为核心的治理结构相呼应协调。从此直至清末在大的结构上不再变动。
军事贵族淡出日常政治活动，国家经济实力能够保障安全并维系他们的生活则国家安定，唐府兵制、宋禁军-厢军体系、明卫所制，初期都是切合实际考虑设立的，都能够维持，但随时间变化之后慢慢变成一个个财政黑洞，耗费极多而百无一用。然后他们就都完蛋了。

至于皇帝！皇帝什么的好坏才无所谓呢，只要在文武两批人马，尤其是文官系统的规定范围内跳舞，哪怕像万历老兄几十年不上朝都无所谓。只有跳出了文官系统的框框，才有资格论贤与不肖。
比如不按常理出牌的正德，只是闹闹小孩子脾气，朝廷并没有跳出文官的控制，无所谓明君昏君；而志大才高玩脱了的杨广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命运多舛的朱由检，一个处于文官制度完成包围之前，一个在外界压力加东林党人乱来导致文官制度半瘫痪，才可以评价一番——一个是有本事没节制的富二代，一个是有气节没本事的穷光蛋。

至于社会的中下层，几千年来结构好像基本·就·没·有·变·过！——大致就是乡中宿老/乡绅为核心，以保甲制度亲缘关系为联系，以道德为内核，以礼法为准则的半自治体系。

——————————————————————————————————————————
下面回到后半句问题

清朝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体系发展的最高峰——之一，一方面武力加怀柔，通过羁縻政策安抚了陆地边界上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传承自明朝的体系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并且与汉族精英达成和睦，在朝，维持传统文官制度不变，在野维持士绅的特权与体面。

清朝武力体系主要力量有三股：
满人，就是以8旗为基础逐渐扩充的满、蒙、汉共24旗，特点是兵民不分。
汉人，为八旗兵兵力不足并且战斗力大幅下降下，为维持全国范围内的秩序而建立的绿营，性质类似于明朝卫所制，分布全国，战时抽调。
蒙古人，为清皇室传统盟友蒙古王公（势力主要分布于现外蒙古），是传统的游牧民族，用于协助清朝主力作战。

清朝的文官体系则由满、蒙、汉分治。但人口基数加文化传承下，平衡的天平毕竟会向汉人倾斜。尤其是地方上，虽然各总督几乎都是满人，但总督主军，而主政的巡抚，汉人比例越来越高。

康雍乾时期，平定三藩稳固内部，平定准格尔、台湾、大小金川，西南改土归流，威逼利诱介入西藏传承体系。这些的基础建立在稳固的内部局势，以及足够的武力上。当时清廷入关未久，八旗子弟繁衍生息没有到日后不可收拾的地步，精气神尚可依赖，八旗制度还能勉强维持。绿营新组建，选择精壮能战之士，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同时，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满蒙贵族能称精锐，汉族士大夫对清廷的认同也已经开始，彼此矛盾不深，稳定边疆对彼此都有益处。表现的一片歌舞升平。

然后，就没有未来了。
社会的中下层组织是一切的基础，中国的基础结构在几千年来都没有大的变化，正如老农的耕作，精雕细琢下单位田地出产量要高于现代化大规模农业。而代价是无数劳动力的投入，这些人被捆绑于农田，在地主-佃农-自耕农这一整个农村经济、伦理体系中举步维艰，无路可退。具体可以参看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乡土中国》2书，在这样的体系中，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田地保有量降低，个体生存将会陷入囚徒困境，做出改变打破规则会引起麻烦，于是沉沦......直到无数颗火星迸发出沉寂的能量。
这种状态下，只有巧匠，没有科学；只有奇淫技巧，没有文明进步。当西南的群山、西北的戈壁，北方的草原、东南的大海挡不住从装备到理念武装到牙齿的列强时，就像是被抛入黑暗森林的孩子，直面血与火。
以上是外患。

这些火花的结果很明显，也很无奈。依然是传统的起义，依然是要求重新改变土地分配。
清未败于列强，亡于发捻。

太平天国东征北讨两次击破江南大营彻底扫荡了苦苦维持尊严的八旗与绿营，而僧格林沁败死于捻军之手，宣告清廷可以依赖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蒙古骑兵的败亡。
于是文官集团开始另谋出路了。
首先是迫于形势的自建武装，开始是为了对付反智的太平天国，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勇，左宗棠的楚勇、李鸿章的沪勇。
无论曾胡左李是否忠于清廷，从他们染指军权开始，时势决定清廷不可能对他们抱以绝对信任，然后就是无可奈何的对经济政治的图谋。洋务派占据南方总督之位，尤其是赋税重地两江总督之位，表明清廷已经开始失去对全国的控制权，从这时起，清廷开始名存实亡。
以上是内忧。

内忧外患之下是最后的挣扎。
最后的挣扎1，是北洋。我不敢认定这到底是清廷的北洋，抑或是李鸿章的北洋，应该是各方面对面对内忧外患下博弈，士大夫精英与皇室精英联手、妥协的产物吧。不能说它不好，只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下，在列强平衡势力之外崛起的日本面前，它不够好。从陆军出身，李鸿章私人的丁汝昌，到几个争议满满的诸舰管带，是指挥体系的不灵。缺少经费、给养、训练则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不仅仅是慈禧挪用了一些银子，而在于从上到下还在被外界冲击了几十年还是没有能够完成经济体系从上到下的转变。这不是一二个精英如曾国藩等可以完成的，不是流一二腔热血如谭嗣同等可以完成的，这是积重难返之后一个极其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变革持续一二百年恐怕也不是不可能。
就算是当时胜利的日本，经济建设与军事扩张之争，海陆军之争，北上与南下之争，是否扩大侵华战争之争，胜利与强盛掩盖下，日本被下层军人一步一步拖下深渊。

最后的挣扎2，是维新。军事改革在没有经济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注定是一场空，而康有为推动的文化改革在没有军事力量保护的情况下也是一场梦。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北洋陆军乃至整个北方是袁世凯的，南方是各方势力混杂的，开发了的东三省是俄国、日本和各地移民斗智斗勇的，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西南西北是在俄国、英国影响下摇摆的，连蒙古王公都无力支持或不愿支持了，于是中国没有满清皇室容身之处了。

所以清朝灭亡真的是气数已尽，没有谁能挽回，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不行，康有为、梁启超不行，其他人更不行。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6-3-23 17:08
张宏杰老师的著作《饥饿的盛世》的自序《得不偿失的盛世》。

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笔笔皆是。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四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陪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五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汉朝或者唐朝，他也许无愧于伟大二字。因为那个时候，野蛮和贫困横行于整个地球。
然而，乾隆时代的世界，与汉唐已经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十八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十八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进射出来。工农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
十八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六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过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七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八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6-3-23 17:08
目前很多回答的焦点都放在了「清朝是否有昏君」上，在我看来，题主及本问题下许多答题者一是过分试图辨清「明君」和「昏君」的概念，二是夸大了皇帝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在儒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皇帝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如果皇帝不修德政会导致天命丧失，进而亡天下。于是我国传统史学记都偏好根据这套标准衡量一个君王，将其定性「明君」或是「昏君」。天下治乱在于皇帝是否贤明，这是儒家的观念，皇帝贤明则海清何晏，皇帝昏庸则民不聊生。

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儒家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皇帝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皇帝都不是傻子，没有人想去刻意败坏朝纲。在史书中开国初期多见明君，其实刚刚经历战乱，国家体制刚刚建立，只要休养生息不耗民力就能提升国力。到了王朝的后期，社会矛盾滋生，政务处理起来越来越棘手，明君的数量就少了许多。所以史书中这一点很值得玩味，明君昏君的定性，与国家的治乱，到底孰为因，孰为果？。

再说「气数已尽」，什么是气数已尽呢？举个栗子，李自成在檄文中写到「嗟尔大明，气数已尽」，明末天灾频发，内有流寇四起，外有狄虏入侵，朝堂上党同伐异，官场上贪气成风。根据后世的分析，还有鼠疫爆发，经济崩溃等诸多因素，怎么看都是一幅末日景象，确实是「气数已尽，天要亡我」。

但在我看来，所谓的「气数已尽」并不是什么玄道的概念，不是说上天真的要降祸于大明。而相反，明末所有的末世表现都是国家体制失衡的结果。放在整个历史尺度上看，「天灾频发」和「外敌入侵」即便是同时发生也并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到亡国亡天下的地步，放到宣宗以前不过就是史书中一段稀松平常的报告而已。但明朝却在天启崇祯两朝因内困外忧轰然倒塌，究其根本原因其实是国家机器的崩坏，国家力量衰减到不足以收取足够的税收，不足以发动国家力量赈灾，不足以抵抗外敌的入侵，所以说明亡实亡于万历甚至嘉靖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整个官僚集团的不作为与贪赃腐败，其实就是国家机器崩坏的表象。还有土地兼并什么的，所有都是这个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才是「气数已尽」的真正含义。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皇帝的力量很小，一己之力不足以扭转整个朝政。甚至历史上有一个趋势，越接近王朝末期的改革，失败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宋神宗。你再想象一下，假如崇祯突然决定荡清朝政，派出中央工作组到各地查处腐败的官员，又颁布法令抑制底层的土地兼并，你猜会发生什么？所以说，在国家体制趋于崩坏这一过程中，所谓的「明君」最大的作用也不过是暂时减缓这一趋势，而所谓的「昏君」最大的作用也不过是暂时加速这一趋势。

我们再将视线投向清朝，清作为一个帝制时代的传统王朝，同样存在着上述趋势，康雍乾三朝是传统意义上的「盛世」，但其实乾隆朝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烈。太平天国运动像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一样，都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再加上清末正值「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别说是明君当政，就是尧舜再世都阻挡不了清朝向灭亡的深渊中滑去。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6-3-23 17:09
首先赞同楼上很多答主所说，皇帝对朝代兴亡的影响并没有题主想象的那么大，清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在整个社会和制度中寻找。中国史的答案很多，我补充一些横向比较的内容。

许多答主说，身为皇帝没有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固步自封，就是庸君。事实上，中西方发展上的差距完全体现并被知识阶层所接受，也不过是1840年左右的事。欧洲在短时间内飞快地发展，不仅是中国，曾经辉煌过的伊斯兰世界也接受得很缓慢，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此之前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国和奥斯曼的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都是完胜西欧制度的，有“制度自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用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当时皇帝的目光短浅，并不公平。

领先了千年的中国制度，为什么在十九世纪突然变成落后的了？因为世界变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在农耕文明时代非常有效，但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时代却显得太过缓慢。简单的说，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了，中国没跟上。中国自身发展遇到瓶颈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欧后来居上了。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大形势下，清的统治制度和社会发展落了后，所以才会灭亡。与其说是清朝气数已尽，不如说是中国千年来的统治制度不再符合工业化社会发展的需求，气数已尽了。类似的制度改变，西欧是在文艺复兴和工业化的推动下自主进行的，在慢一步的大清就是以外族入侵、内战、革命的惨烈形式进行的。

再更深一步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西欧，而不是中国？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外很多学者都著书讨论过，答案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里要先反对最高票答案中对乾隆年间中国生活水平低于西欧的结论。事实上，清中期中国和西欧两地百姓的生活差距并不大。 @图灵Don所引的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中，作者从数据上做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西在百姓生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甚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都不大。西欧最终脱颖而出率先工业化，有一系列偶然又必然的原因。彭慕兰所说的煤矿是一个方面，此外，倡导科技革新的文化差异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差异也是导致工业化出现的原因。

西欧社会在文艺复兴后开始转向鼓励文化技术创新的方向。18世纪开始出现许多批判基督教，批判中世纪的作品，基督教对西欧社会的高强度控制开始消失，与基督教世界观不相同的现代科学开始发展。西欧国家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并不统一，甚至相互竞争，是宗教异议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正是有了此种创新的社会文化，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自我改进：蒸汽机从17世纪末出现开始，随后一百年内不断地被改进，且全部是在英国出现的。英国人的创新精神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宋明虽然有新的儒家思潮，甚至有“格物致知”这样类似于实验科学的思想出现，但仍然局限在哲学思想上。传统思想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还是非常强，也限制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毕竟，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权力的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遭到打压、技术革新停滞是必然的。文化差别论最大的鼓吹者是David Landes，他是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在比较中欧文化时的许多用词都让中国读者看的很不舒服，近年来政治正确的学界已经不太使用他的观点了。但抛开他过分的用词，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解读还是让我冒冷汗。

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是工业化出现在欧洲的原因之一。如你所知，15世纪后西欧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贸易是密不可分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西欧各国的财政来源的大部分都来源于向商人征的税，为了扩充国库，首先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这里的商人当然不只包括做正经生意的，也包括在美洲非洲印度肆意掠夺的开拓者。因为商人是皇室（之后是政府）的资金保证，所以他们的利益能够指挥国家政策和科技发展的走向：私有制迅速发展，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皇室的绝对权力不在，中产阶级上台；水上交通技术提高，蒸汽船只出现；武器军火也有革新，一方面为了赢得西欧内部战争，一方面也是更快速地开拓殖民地。这些领域的发展都帮助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革新，在19世纪成为横扫全球的殖民者。最高得票的回答举了磨坊主的例子说18世纪欧洲人权思想已“深入人心”实在是拍错了马屁，这个例子只能说明私有制的深入人心。彼时欧洲黑奴制度仍然大行其道，殖民地烧杀抢掠没少干，何来人权之说？

于此相对，中国自古以来依赖的就不是商业税，而是农业税，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私有资产自然得不到保护。在科技发展缓慢、社会变化小、生产力低的时代，这样的制度是有它的优点的：粮食产量有保证，社会财富流动缓慢，阶级相对稳定，国家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样的制度也导致了中国明清开始逐渐变成“停滞的帝国”。若没有外界力量，也许这样的制度还会继续下去，但历史不容假设。

皇帝在清朝没落中的角色？推波助澜而已。没有慈禧欧洲人就打不进来了吗？我觉得未必。

参考：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sion: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Economy (2000).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1999).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1998).
Wong, R.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1997).
Goldstone, Jack A..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3 No. 2.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6-3-23 17:09
其实清朝无昏君是个伪命题。

什么叫昏君？历史上能达到夏桀商纣隋炀帝的，本就没几个。是不是昏君，大多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个人品行是否有明显的缺失。另一方面是执政成果。

按照第一种标准，清朝也就康熙朝往前还可以算得上是锐意进取，虽然杀人如麻但是对帝王来说不算品行有缺。康熙之后，雍正暴虐，乾隆骄奢，道光窝囊，咸丰同治光绪更一个比一个窝囊。相对来说嘉庆这种平庸的除了没存在感之外都算得上道德楷模了~

按照第二中标准，雍正朝还算是充盈了国库，但是也只是为康熙的扩张收拾烂摊子而已。乾隆朝开始文字狱，到乾隆死的时候，留下了两大遗产，一个是以和珅为代表的贪官遍地。一个是以白莲教为代表的各地起义不断。

嘉庆皇帝杀了和珅，但是对国内其他弊端毫无办法。道光手里直接就鸦片战争了，南京条约的性质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咸丰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把慈禧送上了前台。同治得梅毒死的。光绪~~ 可怜人就不说了。

这样的皇帝，不算昏君？

如此明显的事实摆在那儿，为什么大家通常还是会有“清朝无昏君，明朝全是昏君”的看法？那是因为有清一代，一直在不遗余力的黑明朝，以凸显自己的“天命所归”。

明宣宗，大大的明君，跟老爸一起开创仁宣盛世。就是因为个人爱好斗蛐蛐，结果被抹黑成“促织天子”，仁宣朝的巨大功绩被一笔勾销。

明武宗，我们的活泼青年朱厚照，被当做昏君的典型，但是在正德朝，出了王阳明这样的圣人，打败了小王子，打败了造反的宁王。而且正德为什么被人骂？因为他不喜欢住紫禁城，老是希望往自己的别墅豹房里跑，没事儿还想偷偷去江南玩儿，结果一直去不了，最终还是借着打仗的借口，厚着脸皮去了一趟。

清朝呢？每年去承德度假，康熙乾隆一茬一茬的下江南，每次都超豪华阵容，搞得整个江南鸡犬不宁。却被当做煌煌威严，夸耀不已。

更别提二十几年不上朝的万历，打赢了三次大的战争，而勤政的满清皇帝把偌大中华搞得落后世界，丧师辱国。

各种双重标准太多了。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在一般人直观的感受里，如何区分明君和昏君？

要是一个皇帝，老是有大臣进谏，说你这不对哪不对，应该如何如何，最后皇帝生气了，把大臣打了一顿。观众看了第一反应是哦这不听忠言，一定是个昏君。

相反，一个皇帝和大臣，总是和和气气，很少吵架，皇帝一瞪眼，大臣赶紧跪下请罪。一口一个奴才，一口一个皇上圣明。观众看了就会说，哎呀这皇帝这么有威严，一定是个明君。

实际上呢？每天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正是因为皇帝开明，允许文官说话，皇帝不能随心所欲，要受到文官们的监督，这样无疑对治国是有好处的。而相反的情况下，皇权一家独大，大臣全变成奴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成宪，而臣子丝毫不敢反抗，最终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国家就这样慢慢的败坏了。

所以，清朝无昏君，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6-3-23 17:10
皇帝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是指导国家民族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恰恰在这一点上，清朝皇帝，统统不及格。领导知错了方向，私德再好，又能如何？何况论私德，满清皇帝也差得很。上面 @阿楠的答案也讲到了。

唐太宗李世民等皇帝继续隋朝的科举，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颇为自得；在文化上、在国际关系上，都持极为开放的心态和政策，所以整个国家朝着锐意进取、开放包容的方向前进，开创了中国人永远骄傲的盛世。
而清朝呢？
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借修《四库全书》对文化进行可以筛选，维持了明朝的八股取士，这些措施，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软化了读书人的傲骨，读书人只能埋首旧纸堆，所以清朝考据学、金石学兴旺发达。政治上，皇帝的集权统治达到顶峰，以丞相（或首辅等）为首的文官集团，完全失去了对皇权的制衡；而满清皇帝又做了什么？海禁和闭关锁国。加重了王朝的封闭，加速了王朝的腐化堕落。经济上，又过于重农抑商。宋代海外贸易已经很发达，明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所谓康乾盛世、后期靠着汉族官僚曾国藩、李鸿章支撑的中兴盛世简直是贻笑大方。金庸借鹿鼎记描绘的清王朝，表面虽在上升，其实依然是封建王朝的末路，韦小宝这样的市井小混混，居然左右逢源，官越做越大到了鹿鼎公，可见世道没落。
清王朝的堕落，根本上是国家的方向错了，而这些，都是领导者主要是皇帝的责任。

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普遍看法，是“天高皇帝远”。前朝的皇帝，茶余饭后讲讲他们的黑历史都没有关系，可是满清距离现在太近了，流传在民间的，是清朝皇帝的光辉伟岸的形象。小时候我奶奶就给我讲过乾隆的故事，现在看来，纯粹是瞎编的。可是小老百姓还真信。
民间有这样的氛围，作家、电视剧编剧们就拿来发挥，《康熙微服私访记》《戏说乾隆》《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等一大批电视剧，潜移默化当中，更树立了以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些电视剧里，皇帝大多不务正业，作为一国之君，尤其是大国天子，简直荒唐。）相反，电视里我们看到的明朝是什么？是无恶不作的锦衣卫、东厂。
两相对比下，普通百姓就有了清朝皇帝是明君的错误印象。

所以满清皇帝昏君不少，至于气数，何为气数？我觉得是气数就是国家大势，就是国家发展的方向，而国家发展的方向，是由统治者决定的，而在满清，基本上就是皇帝本人；所谓气数已尽，根本就是皇帝昏庸无能导致的。

欢迎光临小纽约网 (http://xiaon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