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在我国，数千年之前商鞅在《商君书》中就说过：“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 所采用的恰恰就是这一逻辑。
狐狸案，被告胜诉。
Ghen v. Rich案中，原告律师并没有否认狐狸案的论证逻辑，承认”谁捉到算谁“。然而，本案原告律师认为，在用鱼叉射中鲸鱼将其杀死的一刻，就已经算是”捉到“了。本案的焦点，最终落在了什么叫做”捉到“上，双方为”击杀却没有立刻收取“，”捡到算不算捉到”这两个像是”西红柿算不算蔬菜“一样看似琐碎却很难下定论的问题展开辩论，最终原告胜诉。
为什么法律的天平最终倾向于原告呢？按照狐狸案的结果，难道这里谁最终捡到不是更有”确定性“嘛？原来，原告律师调查了捕鲸行业，发现这一行有个规矩：每个人用的鱼叉上都有自己的标记，要是有人捞到已经死去的鲸鱼，都要检查上面的伤痕，如果是别人射中的，就应该”物归原主“。原告律师称，这样的规矩，才是这一行的”确定性“，因此在确定性这一战场上驳倒了对方。
Keeble v. Hickeringill案，原告看似处于很不利的立场：这里飞走了的鸭子，离煮熟还差得远呢！而且捕野鸭这一行也没什么可以借鉴的潜规则。于是原告律师摆出了一套站得更高的论证逻辑：之所以要明确“物”的归属，是为了让大家能从生产和劳动中有所收获。试想一下，如果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东西不是你的，谁又会发挥聪明才智，向原告这样设下诱饵和机关来捕猎呢？原告要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又怎么能吃上鸭子呢？最终，原告胜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