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我们的路》--罗伟章

发表于 2016-03-14

我刚走出售票厅，春妹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问：“我们的座位在一起吗？”
　　我摇了摇头，怯怯地看了她几眼才说：“春妹，怎么办呢，只剩最后一张票了。” 春妹一听，泪水滋滋地冒出来，使她又深又弯的睫毛亮闪闪的。
　　“大宝哥，你拿着车票回家吧，”她说，“我回不去就算了。”
　　春妹的哭和她乞求的目光让我很恼火，我想她不应该哭，也不应该乞求，她出来才一年多，而我整整五年没回过家了；我家里有妻子，还有女儿，老实说，我已经忘记了她们的模样！女儿自不必说，我出门的时候她不到三个月大，可是妻子的长相我也忘了，晚上想她的时候，一会儿她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变成那个样子，飘飘忽忽的。老也固定不下来。我想我无论如何也该回去一趟了，再不回去我就把家给丢了。
　　可我手里只捏着一张票！眼下离除夕不到一天半，错过这趟列车，就只有买年后的。最早也是正月初一。然而真到了那时候，我就舍不得回去了，我干活的那家建筑工地，说好正月初五开工。从广东回到我四川东北部的老家，说什么也要两天，我总不能回家屁股也没坐热，又颠颠扑扑地往路上赶。
　　我把春妹让我帮她买车票的钱还给她。春妹猛地收住哭声。她是绝望了。她刚过十六岁，绝望起来却像个大人似的，眼里装满了内容，又仿佛什么也没装，冷静得让人可怕。她说：“大宝哥你慢走啊，大宝哥你回去后不要对我爸妈说啥啊……”
　　“你相信大宝哥，我不会说的。我就当啥也不知道。”
　　春妹又哭了，无声地哭，眼泪一潮一潮的，把一张稚嫩的脸弄得花里胡哨。春妹哭得无声，她背上的孩子却哭出了声。那孩子是她一个半月前生下的，是个男孩，瘦小得像只老鼠，哭起来也像只老鼠，吱吱吱叫。春妹隔着背裙搂住孩子的屁股，一边轻轻地抖，一边别过头，嘴里喔喔喔的：“我的宝宝饿了，我的宝宝要吃奶奶了，妈妈知道，妈妈等会儿就给我的宝宝喂。”
　　这其间，她的泪水来得更勤，从黄皮寡瘦的两腮汇聚到尖尖的下巴上，在下巴形成一根水柱子，不断线地往下滴，把前胸湿了好大一片。
　　那真是眼泪湿的，而不是乳汁，虽然刚生了孩子，春妹的胸脯却还是那么不起眼，两根背带从中间勒过，也没鼓出一点内容来。
　　心都是肉长的，这情景轮到谁见了也会心软，我一把抓过她手里的钱，将车票塞给她，迅速转身穿过人山人海的广场，坐车回工地去了。
　　我劳动的工地在广州正西的佛山境内。铁皮工棚里搭的是地铺，住了四十二个人，现在有一大半铺盖叠得规规矩矩，它们的主人都回了家；剩下的一小半，除了我，也都到别的工地找老乡去了。在整个佛山，我只有一个老乡，就是春妹，可是她再等三个小时就该上车；在东莞和顺德还有老乡，但相距太远，再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回家过年。
　　该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可我没有心情吃饭，鞋子一脱就钻进被窝，把头蒙得死死的。我再一次想起我的妻子和女儿。二十天前，我给家里发过一封信，说我今年春节前一定回去，具体哪一天到家，我没说，也没法说，这就意味着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前天，我妻子就会带着女儿去村口的大石盆上等我了。她们会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那块石盆光秃秃的，前后左右都是大片大片的青冈树林，这时节，青冈树剩不了几片叶子，寒风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林而过，人站在石盆上，会被吹成冰棍的。妻子是有风湿病的人，哪经得住这样吹呢……我的妻子和女儿盼啊等啊，结果把春妹等回去了，春妹会　告诉她们，说大宝哥今年又不回家过年了！这成什么事呢，难道我郑大宝为了挣钱，连家也不要了吗？
　　每年春节前，天晴也好，天阴也罢，都阻挡不了空气里浮荡着的节日气氛。这气氛到了我的眼里，全都变成了寂寞。尤其是今天，我本来决意回家，而且有机会回去，结果我把机会让给了春妹。
　　想到这里，我无法不怨恨春妹。她真不该哭。来广东不过一年多，年龄刚满十六岁，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实在太不像话，她有什么资格哭呢！…… 我把被子敞开的时候，天已黑透。遥远处发出尖厉的哨音。那是城里孩子在提前施放礼花。工地离城区还有一段距离，哨音传过来的时候，只尖厉那么一下，就把世界丢进死灭一般的沉寂里。铁皮棚外是凌乱的工地，除了一个看守材料的保安，恐怕见不到第二个人了。我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正这么想，屋外就起了阴风。那风长了手指，钻进我的被窝，掐我臭不可闻的脚丫。我想这会不会是贺兵回来了？会不会是贺兵在以这种亲热得无以复加的方式，来消除我年节前的孤独？
　　贺兵是陕西籍民工，跟我关系最好，可他去年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出事的前一个钟头，他跟老板吵了一架，因为老板扣了我们三个月工资，贺兵说：“你怎么能扣我们的工资呢，中央不是说不准扣农民工的工资吗？”老板是个大汉子，站在瘦瘦小小的贺兵面前就像一堵山墙，他很看不起贺兵的样子，吐着烟圈，眯着眼说：“中央还不准官员腐败呢！”贺兵说：“那是另一码事，我们管不着官员腐败，我们只要自己的工资。”老板“呸”地一声把烟屁股吐在地上：“你小子闹个球啊，我又不是不发，我只是暂时扣下来买材料，你要是不想干，滚蛋好了。”贺兵就不敢接腔了，现在的农民工这么多，有的在外面干了一二十年，他们的儿女都成长为民工了，城里的民工都已经是两代人了，真的从工地上滚蛋，他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事做，在城里流浪一些日子，就灰头土脑地回到他的黄土地上，愁愁地看着生他养他的地界，把眼睛都看绿了，黄土还是黄土，黄土里生不出钱。贺兵不声不响的，又攀上了脚手架。谁知他就摔下来了呢！头在地上制造出的声音，像煤气罐爆炸。他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死掉了。老板给他前来料理后事的父亲付了一万块钱，他年迈的父亲就用褡裢背着冰冷的骨灰盒回了老家。怕在路上被偷被抢，老人家把钱也塞进了骨灰盒里，还埋在了最底层。

发表于 2016-03-14

把我的脚丫子掐了一会儿，贺兵就不见了。他来跟朋友道一道别，就要赶回家乡和父母团聚。工棚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仅寂寞，还感到恐惧。
　　还是回去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五年没回去过了。我把妻子和女儿的样子都忘了。我的父母早已过世，在家里，妻子和女儿是我现在仅存的两个亲人，我实在应该回去跟她们团圆，跟她们同过这个春节。
　　但问题是，我还有两个月的工钱在老板手里呢，老板把包括我在内的十二个人的工钱扣押了两个月，说春节过后，我们按时回来上班就补上。他的意思很明确，没按时回来的，那一千多块他就不给了，我们的冬月和腊月就算白干了。老板这样做是想留人。现在就有这么怪，一方面是民工找不到事做，一方面是老板找不到民工，天地亮堂堂的，不知道双方在哪一点上错过了。其实不是老板找不到民工，老板永远都是主动的，车站旁，树阴下，到处都蹲着从外地来的农民，老板只要舍得出去一趟，不需一个钟头，民工就会牲口似的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老板是怕找不到像我这样老实巴交的民工。
　　四周黑乎乎的，我觉得自己像躺在棺材里。但是我饿了，这证明我还活着。饥饿抓扯着我的五脏六腑，再不吃点东西，这一夜就没法熬。我爬起来，走出工棚到了三百米外的街上。在几家饭店前徘徊了许久，我最终也没敢进去，索性花三块钱买了一包方便面回来。工棚里的灯由看材料的保安掌控，他是老板的舅子。我去找到他，让他把灯打开，他问里面有多少人，我说就我一个。
　　他说：“一个人还开什么灯呢？你出门打了几年工，都打出老板的派头了。但你不是老板，你还是民工呢！”
　　“……那就不开灯算了。”
　　“开不开灯是我说了算，又不是你说了算，我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你说不开灯算了，我偏要开。”
　　说罢他走到墙角，只听“啪”的一声，那边铁皮棚里就亮了一下。
　　只亮了一下，因为他很快又把灯关掉了。
　　我本来想问他要点开水冲方便面的，现在看来那是自讨没趣，就朝黑暗的深处走去。他在后面吹口哨。我想像得出他吹口哨的样子，他吹口哨的时候一定盯着我的后背。可是我计较这些干什么呢，现在我饿了，饿得肚皮像一片破布，风一吹就荡来荡去的。
　　我摸到工棚外的自来水龙头边，把纸做的碗加得满满当当。几分钟之后，我吃着用自来水泡的方便面，心里奇异地充满了感激。我也不知道感激谁，反正骨头里热乎乎的。当我喝“汤”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春妹。我不知道春妹是否有钱用，她拿给我去买车票的钱，都是零零碎碎凑起来的，每一张钱上都写了许多数字，那可能是春妹平时没事的时候在上面计算她的收入，事实表明她根本没什么收入，她只是收入了一个身分不明的孩子，然后凄凄惶惶地往家赶。我真不该把她的车票钱抓过来，我至少应该给她留一些，让她在路上花。我买方便面用的就是春妹写上数字的钱，把那钱递给店主的时候，我心里就像被割了一刀…… 到后半夜，同伴们还没回来。看来他们今晚上不会回来了。我也没睡。我想着我的妻子和女儿，想着那漫山遍野的青冈树。虽然我呼吸着异乡的空气，吃着用异乡的自来水泡软的方便面，但我跟那遥远地域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那是一种连血带骨的联系。
　　可是，如果我再不回去，我就把那地方丢掉了！
　　直到把铺盖卷打成捆，我还不明白自己做了些什么，当汹涌如潮的激动从脚板心蹿上来，我才问自己：“这是要回家了吗？”
　　是的，我这是要回家了。我要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背着包裹逃出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谁拦着我我铁了心走，不要说老板的舅子，老板本人也拦不住我。
　　真正能拦住我的，是那两个月工钱。那两个月工钱像两只有力的大手，对我强拉硬拽。我说：“你们放开我，我要回家了。”
　　可是它们不放，它们说：“傻瓜，你现在去买票，只能买到初二或初三的，路上再耽搁几天，你初五之前肯定赶不回来，初五之前回不来，我们就不是你的了，我们就是别人的了！”
　　这的确让我伤心，对民工来说，一个子儿也是亲人，我怎么能把自己的亲人扔给别人呢，何况是扔给那个总是穿着吊带裤像个外国绅士一样的老板。那个老板有的是亲人，我把自己的亲人给他，他不会当数的，他会在烟雾缭绕的赌桌上轻轻松松又交给别人，或者以杀手一样冷酷的神情，摔到某位刚陪他玩过的小姐的脸上。
　　这么一想，我真是舍不得。连腿也软了。我坐在铺盖卷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干燥的冷空气。我的那两位亲人又进一步来说服我：“你要是初五赶不回来，不仅把我们丢掉了，还会丢掉更多的亲人，因为你很难再找到一家愿意收留你的工地了。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 最后这句话让我伤透了心。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在城里是可怜虫，回到老家去还不行吗？老家不会嫌弃我，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不是可怜虫，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既然如此，我还等什么呢？走吧，走吧，回家去吧，那两个月工钱就不要了，那两个亲人我就白送给老板了，让他去打牌吧，让他去玩小姐吧，那是他的自由。我也有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不要那两个月工钱，提着东西回家去！
　　我老家的村子位于大巴山脉南段的老君山腹部，名叫鞍子寺。许多年以前，这里有一座寺庙，由于山高路陡，前来祈福的香客并不多，到上世纪中期，一场大火把庙宇烧成了灰烬，两个一老一少的僧人，从此云游四方去了。几年以后，村里在寺庙原址修了一所小学兼幼儿园，就叫鞍子寺小学，周围几个村的孩子，都来这里念书。我们居住的村落在学校东边，依地势高低，摆放着三层大院。我的家在中间院子。
　　我是初四清早爬上村口的。
　　雾气大得仿佛把那个石盆都浮起来了。前几天肯定下过大雪，石盆上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雪垛。沿一条蛇形小路走出林子，田野就呈现在眼前。四周很静，一切都还在沉睡之中，只有捂在雪被下的麦苗在偷偷地生长。
　　快到西边院落时，我生怕自己的脚步声引来一声狗叫。只要有狗叫，证明有陌生人进来了，村里再贪床的人也会起来看一看的，而我不想让村里人知道我回来了。我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又脏又累，脸上胡子拉碴的，肩上的帆布包也磨出了好几个洞，破了面子的被盖从那些洞里挤出来，露出又老又旧的棉絮。这就是我出门五年的样子。我不愿意让村里人看出我的窘迫。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不愿意见到春妹的父母。越担心的事情越是撞上门来，我刚刚走到西院底下的黄桷树旁，一条狗就从云中降落了。那正是春妹家的狗。春妹家砌了很高的堡坎，堡坎上是没有栏杆的虚楼，这条养了不下八年的老狗，就卧在虚楼上。老狗体形硕大，全身灰白，凶悍无比。它飞身跃下，差点就砸到了我的头上。幸好我早有准备，手里拿着一根斑竹棍，一棍向它弓着的身体打去，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隐藏到浓雾之中，但汪汪汪的吠声却把清晨的空气震得发抖。
　　一个像蒙了几层纱布的声音在上面问：“是大宝啊？”
　　我一听就知道是春妹的父亲陈老奎。雾气那么稠，两米之外也只见白糊糊的空洞，他怎么知道是我？这说明村里人还听得出我的脚步声。
　　我又亲切又紧张地应了：“是我，老奎叔这么早就起来了？”
　　没有回答，只有他教训狗的声音：“悖时老公你找死呀，你连大宝也认不出来了呀！” 之后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
　　趁这当口，我加快脚步离开了。像是逃跑。
　　家近在眼前。穿过一片慈竹林，再下二十来步石梯，就是我家的前门。但我没走前门，而是　从竹林的斜刺里下去，到了后门外。前门与大院里别的人家隔门相望，后门则是独立的，左面是喂猪牛的偏厦，右边是一个粪坑。偏厦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立起来的，距今有三十多年了，梁柱被虫蚀得千疮百孔，轻轻一摇就要断裂似的。偏厦顶上覆盖的茅草，被风扯走了好大一部分，剩下的被雪长久地捂着，发出一股霉烂的气味。牛圈空着。我出门的时候牛圈就空着，当时我对妻子金花说：“我争取到广东打一年工，就寄钱回来把牛买上。”金花听到这话，不住地点头，仿佛生活从此得到了保障。这也难怪，牛是农人的半个粮仓，在我们这山岭连着山岭的偏远地区，没有牛帮忙，更是寸步难行。结果我前两年根本没挣到钱，五年来，只寄回了三千一百块，现在牛贵，用这点钱买头成牛是不够的，买头蛋子牛儿该没问题，但牛圈还是空着，跟我离家时一模一样。猪圈里倒是传出咕噜咕噜的叫声，是一条需要戴上眼镜才能看到的小猪。路途中的兴奋已消失大半。
　　后门上了闩，我只得拍门。屋子里老半天没有动静。我加大力度，把黑迹斑斑的门板拍得啪啪直响。不一会儿，里面响起器物碰撞的声音，紧接着门被拉开了。
　　我的妻子金花，蓬松着头站在我的面前。她变得苍老了，与我记忆中的差距很大。她比我小两岁，现在只有二十六，但看上去怎么说也是四十岁的人了，额头和眼睑上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又深又黑，触目惊心。我多么想拥抱她。那一刻，我多么想拥抱她，就像那些城里人一样。我情不自禁地张开两臂，但金花并没有扑上来，她依然把着门，带着疑虑的目光望着我。我觉得很失落，张开的两臂无处放，便撑住门框。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金花说。 “敲了那么久的门，为啥不开？”我带着隐约的恼怒这么回了一句，就挤进门去。金花没回话，摸摸索索地把灯打开。一尊巨大的土灶，占据了差不多半间火房，猪食桶、饭碗、筲箕和筷子，都堆积在土灶上面；灶沿黑乎乎的，是长年烟熏火燎的结果，黑中偶尔露出一条白，是米汤，也可能是鸡屎。
　　我心里涌起一阵厌恶。其实我没有理由厌恶，我出门之前就是这样子的，鞍子寺村的所有人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
　　“银花呢？”我问。银花是我们的女儿。
　　“睡呢。”金花说。她蹲到灶孔前，划火柴为我烧洗脸水。柴旮旯里放着一捆松毛，松毛枝上还有没完全化掉的雪痕，证明是昨天下午甚至昨天晚上她才从山上弄回来的。老君山上不缺柴烧，青冈树就是很好的烧柴，火性硬，又经熬，但需要劳力去砍，青冈树的质材比它的火性还硬，要是弯刀磨得不快，哪怕是壮男人，一刀下去，把手震得发麻，也只能抖落几片叶子。在这大山里，尽管女人跟男人一样受累，但砍柴的活，犁田耙地的活，历来都是男人做的，家里没有男人，女人就只能把骨髓里的气力抠出来，起早贪黑地忙，也不一定能盘活几多日子…… 金花就是这样苍老下去的。
　　再说她还有风湿病呢！她不是不想我，她是被生活逼得只知道怎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熬过去。
　　此刻，她蹲在灶孔前，划了无数根火柴，松毛却没有点燃，屋子里涌动着黄色的烟雾，又潮湿又呛人；烟雾裹住她的头，她眯着眼睛，继续划火柴。我站起身，想去帮她一把，脚底却发出“咯——”的一声长鸣。是两只鸡，它们不知什么时候从门角的鸡窝里出来了，静静地偎在我的脚边。鸡一叫，火像被吓住了，自动燃了起来。
　　屋子里的烟雾陆续走出家门，飞到田野上，和晨雾抱成一团。
　　我进卧室看女儿去了。对当父亲的感觉我是陌生的。我还没有学会当父亲就离开了家。眼下，女儿已经五岁，她会叫我爸爸吗？
　　卧室跟火房一样凌乱，墙角堆着土豆、红苕和锄头，墙上挂着蓑衣、斗笠乃至犁铧。这样的布局，使放在角落里的那张木床显得特别怪异。床上笼着蚊帐——这时候不是挡蚊子，而是挡风。屋子里无处不漏风。我又激动又胆怯地撩起蚊帐，看见女儿平卧在靠里的位置。她的脸那么小，又那么漂亮，就跟她母亲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银花，银花。” 我这么叫了两声，没把女儿叫醒，妻子却在外面招呼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她感冒了七八天，一直没好。”
　　我把手掌合在一处，不停地搓，搓得都生电了，才放到女儿的额头上去。热乎乎的，并没怎么发烧。
　　我又凑近她耳边悄悄喊：“银花，银花。” 银花到底醒了，两只手揉着眼睛，然后又紧张又好奇地瞅着我。我一把将她提起来，揽在怀里。银花“咝”的一声，抽了口冷气。

发表于 2016-03-14

　原来，我的衣服和买发都被雾气湿透了。
　　我正准备给她穿衣服，她却挣脱我的胳膊，又钻进了被窝，带着哭腔叫：“妈——” 金花跑了进来，脸上红通通的，目光在我和女儿之间游移，之后半嗔半恼地看着女儿说：“傻女子，他是你爸呀！” 话音未落，两行泪水涌出来，在金花的鼻翼间浸润。见妈妈哭了，女儿很懂事地翻身起来，自己穿衣服。
　　我一把将妻子抱住，坐到床边上，又将女儿抱住。一家三口，就这么一言不发。回家的感觉，这时候才在我身上彻底复苏。
　　五年来，我都是一棵无根的草，现在我终于找到根了。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吮吸的声音，发芽的声音，五年打工生活的辛酸，像潮水一样往后退。
　　疲倦袭上来，我感到自己的骨头松散了，软成了一摊泥。金花站起身，叫还没穿好衣服的女儿赶快下床。“让爸爸就在这里睡一会儿。”她对女儿说。
　　那边屋里还有一架床，但这架床是女儿睡暖和了的，再说那边床上也没挂蚊帐挡风。女儿跳下去，光着脚丫子，提着衣裤就去了火房。
　　“睡一会儿吧，”妻子对我说，“你浑身都湿了，脸也是肿的，车上怕是没眨过眼。” 接着，她把我的头抱在她的双乳间，麻利地从蚊帐架上扯下一件破衣服，在我头上擦，之后又为我脱掉湿衣湿裤和鞋袜，将我往床上一横，盖好被子，才出去了。
　　她刚把门一关，我的泪水便汹涌而出。这是蓄了几年的…… 去广东的时候，我首先进了一家水泥厂当搬运工，有一天我往车上扛包装袋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袋子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老板就找这个岔子将我赶出了厂门。进厂之前，我是交了100元押金的；每个进厂的农民工都要交押金，无偿地干两个月，才计算工资，也才将押金退还，而我在这家厂里只干了四十多天，现在被赶出来，意味着我不仅领不到工钱，连那100元押金也扔到水里去了。之后我流浪了好几个月，才去了一家位于城郊的磨石厂。我的工作是干水磨。里面有二十多个工人，其中还有女人，一天十六个小时，站在污水遍地的地板上，腰深深地弯着，双手握住一只手臂似的电刷为石料抛光。电刷的声音尖厉刺耳，再加上旁边石磨房的电锯声，整个简易的牛毛毡房里鬼哭狼嚎。抛光之前，需给锯成各种形状的石料上胶，那是树胶，有毒，电刷一挥，白色的有毒粉末扑得我们满脸满身，最多干上十分钟，头发全都变成了白色，就连手臂上的汗毛也像结了霜。但我们谁也没戴口罩，我们是农民工，怎么能那么娇贵呢？一天干下来，衣服当然早就湿透了，即便在胸前围一块塑料布，四处飞溅的水点子也会积少成多，把衣服淋湿；连内衣内裤也湿了，不过那是汗湿的。我们一边拼命，一边想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心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可是老板一直没给我们发工资，拖了四个月也没发。有一天，放在台面上的一张石料鬼使神差地掉到地上，当即碎成几段。老板恰好站在那石料旁边，当即破口大骂：“猪，全都是猪，连放一块石料也放不稳！”
　　他跳上那断裂的碎片，又踩又踏，上了树胶的石料打滑，他双脚一溜就坐了下去，肥大的屁股刚好硌在断裂处，痛得他龇牙咧嘴。
　　我们马上跑过去拉他，可他不要我们动，接着骂：“他妈的，一群猪，不要把老子碰脏了！” 他自己爬了起来，一手摸屁股，一手像画圈那么一挥，厉声喝道：“跪下！” 我们都怔住了，像没听懂他的话，迷惑地望着他。他口齿清晰地说：“谁不跪下，就别想领那四个月工资！” 他甚至说：“谁不跪下，老子就放他一条腿！”
　　有人跪了下去。那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她跪在自己身旁的水槽边，湿漉漉的头发搭拉着，遮住了黄黑色的脸，但嘴角的一串白沫却触目惊心；这女人身体瘦弱，每天劳动八个来小时，嘴角就挂着白沫。
　　女人跪下之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跟着跪了下去。只剩我了。老板的目光慢慢移到了我的脸上。
　　他的目光带着锥子，直往我的心脏里扎。
　　我也跪了下去。我不怕他放我一条腿，但我怕他不给我工资，我出来不就是挣钱的吗？家里房子那么仄逼，人跟畜牲差不多挤住一块，地气潮湿，让妻子的病总也不见好转，我要挣钱回家修新房，要为妻子治病，还要存一些钱为女儿将来读书。我出来要是挣不到钱，不要说下跪，死了也活该。
　　在湿地上跪了整整半个钟头，老板才让我们起来。那一次经历使我明白，人可以给天地跪，给父母跪，给自己尊敬的人跪，但是决不能给老板下跪。
　　跪了一次，你的脊梁就再也直不起来了，你就只能爬着走路了，你就真的不是人了。后来我们又给老板跪过几次，原因都是放在台面上的石料掉下地摔碎了。
　　从第二次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老板故意把石料掀下来整治我们的，但我们不敢点穿。据说城里许多老板都用故意损坏东西的方法来整治农民工——故意损坏东西，再惩罚做工的人。他们认为这是管理农民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老板让我们跪了，出门的时候，还要委屈地咕咙：“他妈的，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养了一群白痴，一群猪！” 他说的“养”，是因为他老婆在给我们做饭，我们吃饭不交现钱，以每顿五元计，将来在工资中扣除。
　　我们站着干活，跪着做人，就是为了看到钱。可是老板依然不给我们发钱。一直拖到那年的腊月二十六，老板早上进来说：“货就只有土坝上那点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之内全部做出来，只要按时按质地完成任务，后天就发工资！” 我听到自己身上的血液轰的一声响。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但我知道自己的脸一定红透了。那个嘴角挂着白沫的女人，没被树胶粉罩住的耳壳，红得快要浸出血来。平时凶神恶煞的老板，这天显得特别亲切，他没骂我们白痴，更没骂我们是猪，他还笑着说：“大家领了工资，回家好好过个春节啊。” 我们身上像长了八只手，下午三点钟，就把所有石料全都打磨出来了。老板派人验了货，就一车一车往外拉。拉到黄昏时分，土坝就腾空了。
　　吃晚饭的时候，老板说：“后天我就去银行提款给大家结账，明天大家休息，你们可以去找找老乡，也可以去外面玩，广东好玩的地方多呢，大家伙安安心心地去走走吧，谁说农民工就不能玩呢，农民工同样是可以玩的嘛。”
　　这话听得我们心里暖洋洋的，这话表明他把我们也是当人看的。当然，我们身上分文不名，不可能去外面玩。也没有人去找老乡。大家都等着领钱呢，哪有心情去找老乡。第二天的天气出奇地好，太阳毫无遮拦地照耀着。厂房附近有一条废弃的铁轨，铁轨两旁荒草丛生，我们吃了早饭，便相约去铁轨边坐坐。一起干了大半年活，彼此间却没怎么说过话，我们都以为自己不会说话了，可坐到铁轨旁边的草丛里，话却那么多，说的都是自己守在家里的亲人。
　　那个皮肤黑黄的女人，第一次没在嘴角挂上白沫，她说她是陕西人，叫邹明玉，十年前就离了婚，但离婚的事她只是一笔带过，紧接着就幸福地说起她的儿子（她说话时，一句一喘，由此我们才知道她出来干水磨干了好些年，早就得上了矽肺）。她儿子正读高中，成绩好得不得了，她出来打工，就是给儿子挣书学费，供他将来读完大学。
　　“儿子读了大学，就可以去城里上班了，就能堂堂正正地当一个城里人了，就没有人叫他下跪了。”
　　邹明玉说到这里，红了眼圈，抬头望天。
　　天空上万里无云，一群自由自在的鸟，在阳光下悠闲地飞翔。
　　邹明玉的话引起我无限的惆怅。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我当年的成绩同样优秀，还以不低的分数考上了大学，收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有资格跨进那道越来越高的门槛。我的失学让得了多年肝病的父亲病情急剧加重，没过多久就饮痛含恨地死去。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的骨头像水泡后的面条，软得提也提不起来。母亲在床上躺了三年，也去世了。母亲死后睁着眼睛，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让她的眼睛闭上。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回了厂。
　　食堂的门敞开着，但里面冷目瞅眼，空无一人。
　　连做饭的大铁锅也不见了！我脑子里发出尖厉的声音。所有人的脑子里都发出尖厉的声音。那一声响过，我们终于明白：老板跑了，他扔下一个破厂房，扔下我们这群傻瓜，跑了！
　　几乎在同一时刻，我们捂住肚子，蹲了下去。不是肚子疼，而是碎了心。
　　我们就那么蹲成一排，像举行某种仪式…… 次日，我们去报了案。平时只听说老板姓黄，叫黄发金，四十来岁，操粤语，但他住哪里不清楚。派出所把资料提取出来。在那一地区共有八个人叫黄发金，一个是女人，五个是年过六旬的老人，还有两个是小孩。在派出所门外，我们一直等到除夕天，却一无所获。民警叫我们不要等，留下了我们的家庭住址，说有结果就通知。
　　迄今四年过去，金花根本就不知道有那回事，可见那案子早就不了了之。我们除夕天分手的时候，没有一句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祝福的话，只是阴一个阳一个走向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　
　　邹明玉上路的时候，胸腔和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喘息声，鼻孔嘴巴张得像待宰的牛。她身体里的吼声与新年的炮仗交相辉映…… 在那个新年里，我在异乡城镇的大街小巷流浪，过着乞讨的生活。又经历很长时间，才找到现在的建筑老板。建筑老板虽然也克扣了我的工钱，但他没让我下跪，他是难得的好人，大大的好人。我实在不该对他有更高的奢望。  两只冰凉的手在我的脸上游走，迷蒙中，看到妻子和女儿站在我的床头边。
　　女儿见我睁开眼睛，立即把手缩了回去，眉宇间出现一丝羞赧。妻子怜惜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哭了？” 我还没完全从噩梦中醒来，但我知道这是在自己家里，巨大的安全感使我心里踏实。可我不想让妻子知道我的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对当事人而言，因为别无选择而必须熬过去，但对牵挂你的人却是一种折磨。以前那些打工回来的人，无论男女说的都是城里人怎样对他们客气，自己在城里又走如何的风光，为了印证，有的男人还穿上西装，女则在耳朵上挂一个花三五块钱买来的铜圈（她们把这叫耳环），我以前把那当成虚荣，现在我不这样看，那决不仅仅是虚荣，也不仅仅是把梦想当成真实的自欺欺人，还是给守在家里的亲人一颗踏实的心。我抓住妻子和女儿的手说：“我没有哭啊，我睡得很沉，哪里哭了呢？”
　　女儿说：“爸爸你哭了，你的脸上还有眼泪水。”
　　因为叫了声爸爸，女儿的耳根都红了。
　　幸福的暖流在我身体里淌过。我朝女儿做了个鬼脸：“银花，爸爸这不是眼泪水，是汗水。　”
　　火房里发出噗的一声响。是鸡飞到灶台上去了。金花叫打着抿笑的女儿出去把鸡赶走。女儿刚翻过卧室半人高的门槛，金花就凑到我的额头上说：“你真的哭了，哭得呜呜呜的。” 她的鼻息里散发出一股热热的气息，带着某种草香。我一把抱住她的脖子，在她脸上又舔又啃。她一边轻轻推我一边说：“孩子还在外面呢，晚上吧，晚上……”
　　这时候，她的目光那么亮，像把空气都烧起来了。　
　　我放了她，她再一次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是想你和银花想哭的。”
　　爸爸回来了，女儿得了七八天的感冒像突然就康复了。她要好好表现一下，站到大板凳上去，从高高的壁橱里取了碗筷，把饭盛好，才叫爸爸妈妈出去吃。
　　金花心疼地说：“那孩子，你睡觉的时候她把几层大院都跑遍了，见人就说我的爸爸回来了。” 我鼻子发酸，但不想表露，下床穿鞋的时候，问是否有人来找过我。
　　金花说：“老奎叔来过。” 我心里一沉。睡了这一觉，我已经不怕遇见别人，就怕见春妹的爹妈。春妹去广东之前，老奎叔特意给我写过一封信，让我照顾她，她到佛山，首先也是去工地上找的我，是我带着她去寻了工作，可谁又料到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呢？我该怎样向老奎叔他们交代呢？
　　金花看出我在皱眉头，小心翼翼地说：“春妹生那个孩子是咋回事？” 我没回答，故意将话题岔开：“出去打工的人，今年回来了多少？”
　　“只有你和春妹回来了。”
　　金花还想问春妹的事，银花却在大声武气地叫我们吃饭，听那口气，像在教训她爹妈似的。早饭是汤圆。这是老君山新年里最珍贵的食品之一。女儿银花自己不怎么吃，只偷偷地看我吃。我装着不明白她在看我，一口一个，吃得特别狠，也特别香。我的碗快空了，她马上用漏瓢给我添来几个。
　　金花嫉妒地说：“养女儿都是向着爹的，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到五岁，她可从来没给我添过饭。”
　　银花闻言，立刻又去给妈妈舀了几个。金花笑起来，笑得眼泪花子直转。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忧伤。当我独自在外经受劳累和屈辱的时候，守在家里的人并不比我好过。尤其是孩子。他们生命中残缺的部分，大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吃罢饭，金花说她要去点洋芋。依照老君山的气候，点种洋芋应该在年前，自从年轻人接二连三从村里消失，什么农活都拖后了，这样，错过季节造成粮食减产的事情时有发生。由于缺劳力，大年初一也有人上坡干活，鞍子寺过年就没有一点过年的气象了。
　　金花去偏厦里用粪水和了一大背柴灰，对银花说：“你就在家里陪爸爸，妈妈把桑树田那两分地点了就回来。”
　　和了粪水的柴灰很沉，金花跪下去背，背篼没撑起来，额头上的汗就出来了。金花的风湿主要在腿上，将这一背篼柴灰爬坡上坎地背到地里去，她不知要歇多少趟气，要经受多少痛苦。金花走后，我一把将女儿抱在怀里。
　　银花嘴一咧，哭了，哭得特别伤心。
　　我懂得她为什么哭，她幼时看到过我，可那时候她还不会认人，她等于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爸爸。我没说话，只是紧紧地搂着她。她的小身体在我怀里颤抖着，寒风中的树叶一样。她是还没长成的树叶，我，还有她的母亲，是她的枝桠，我是否能牢牢地抓住她，是否能为她供给足够的营养，我没有把握……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有小朋友在叫她，她迅速擦干泪水，却没有回答，也没从我怀里下去。她擦泪水的动作让我心酸。她只有五岁，却学会遮掩情感了。
　　她的小朋友又在喊，可她依然默然无声。我说：“叫你呢，你该答应一声才对。” 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我的怀抱。我从帆布包里捧出一把糖果，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爸爸还没来得及拿给你吃呢，你要是愿意，就给小朋友分两颗。” 她牵开小小的荷包，我给她装进去，她就去门外和小朋友交涉。
　　不到两分钟，她又回来了。我说：“银花，你跟小朋友在家里玩，爸爸要上山砍柴去。” 她很惊恐地望着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妈妈不是让我陪你玩吗？你去砍柴，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屋外早已起了风，一进入冬季，北风就翻越秦岭和大巴山，雷阵似的往这面山体里灌，起雾的时候万物是静止的，雾一撤退，风就挥动着割人的鞭子，把雾驱赶到山的那一边，将雪后的土地吹得又干又硬。银花还在流鼻涕，感冒毕竟没完全好，去野地里吹几个小时是不成的。我说：“宝贝，你放心，爸爸不出门打工了，爸爸从今天起一直跟你在一起！” 她不相信地望着我。我俯下身，捧着她的小脸说：“爸爸说的是真话。” 我心里还在说：“爸爸就算穷死，也要穷死在家乡，我再也不愿意离开这个村子了！”
　　银花将信将疑地问我：“真的？”
　　“真的，爸爸跟你拉钩。” 我们俩拉了钩，她才放心大胆地找小朋友去了。
　　我依然是从后门出去的。那片慈竹林里藏着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沟，我可以沿着这条水沟爬到我家的柴山附近。风已把浓雾赶出很远，扇面形的老君山呈现出它清晰的轮廓，可是风自己却累得在林子里呜呜叫唤。太阳并没有出，灰白的天空压得很低，好像天空全靠远处的那几棵松树支撑似的。
　　我放下背荚和弯刀，站在柴山的边缘向远处张望。
　　村落的影子依稀可见，黑乎乎的瓦脊上，残存着正在消融的白雪。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上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
　　可以想象，老君山之外的农村图景，也大致相当。
　　最近一些年来，就是这些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坚韧地支撑着庞大的农业。为了生活，壮者走诸他乡。
　　要是村里不幸过世一位老人，找遍邻近几个村子，也凑不齐能够抬丧的年轻男人。然而，最大的苦累和伤感不是来自土地，也不是来自老人，而是来自孩子。有些家庭，两口子刚结婚就一起出门打工，在外面怀了胎，胎儿都坠到小腹底下了，女人才急急慌慌地赶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最多挨到满月，女人又离开，将孩子扔给老人。
　　有些老人本已是风烛残年，又要为田地忙，为猪牛忙，无法随时跟在孩子身后，悲剧就由此常常发生。在我出门之前，村里就死掉了三个孩子，两个掉进水塘，一个摔下近十丈高的悬崖。听金花说，前不久，东边院子张大娘的孙女又淹死了。是掉进粪坑淹死的。把孩子捞起来后，张大娘猛地扑了下去，喝粪坑里的水，旁人拉她起来，抓烂她的衣服也拉不动，只有扯头发的扯头发，抬脚的抬脚，强行把她弄回了家…… 我拿着弯刀走进林子。大山里的冬天，每向上一步都会加深一重寒冷，塄坎下田土里的雪已像零星散失的棉球，这林子里的雪团，却如大鸟歇在松垛上。金黄色的青冈叶在地上铺得很厚，被雪水泡过，被山风吹过，踩上去又湿润又绵软。

发表于 2016-03-14

树林刚刚把我与外界隔绝，我情不自禁的，膝盖一弯就跪了下去。在外地给老板下跪，我被打断了脊梁，现在下跪，是要塑造我的脊梁。在庄严的静寂中，我听到了故乡的天籁。这是一种能够开花结果的声音，丰饶甜美，充满乳汁的芳香。世界上最坚硬的事物，都是水造就的，故乡就是我的水乳大地，她这么忧郁，却又能奇迹般地给予我尊严和自由。（我又一次想起那个叫邹明玉的陕西女人，我不知道她是否也回到了她的故乡？）
　　人啊，总得想办法活下去。远方的世界不愿意公平地待你，回到世代祖居的村落还不行吗？我站起来，举起弯刀就朝一棵粗壮的青冈树砍去。树屑飞扬，树上的雪尘和水珠也一起飞扬。砍掉这些老树，等到农历的二三月份，鹅黄的新枝就会把大山点染得春意盎然，新气勃发。
　　春妹是什么时候到我身边来的，我一点也没警觉。当我的手臂累得麻木之后，就停下来，坐在地上的枯枝败叶堆里，准备抽支烟。
　　我就是这时候看到了春妹。她用背条把孩子绾在背上，外面罩了一层棉披风，孩子的头上还搭了条滤帕样的东西。看来他是睡着了。春妹这样子虽然不像在广州火车站那样让我觉得扎眼，也足够使我难过。——她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她的脸很瘦，皮很薄，额头周围布满了淡淡的静脉血管。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紧张，她不停地抽着鼻子。
　　“大宝哥。” 她这么叫了一声，就无话了。我说：“春妹，路上还顺利吧？”
　　“顺利，大宝你咋又想起年后回来了？”
　　我点上烟，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想干了。”
　　她走近了些，帮把我头发里的几片枯叶拈去，又陷入无语之中。我从身边翻出一些相对干燥的叶片，让她坐下。
　　“我不能坐的，”她说，“一坐他就醒了，醒了就哭，哭起来就收不住。”
　　停顿片刻，她问我：“爸爸早晨去找你……”
　　我打断她说：“那时候我在睡觉，没碰见他，你爸没告诉你？”
　　她像松了一口气：“爸回家没做声。他像有些怀疑。”
　　“你是怎样给你爹妈说的？”
　　春妹翻开疲惫的眼皮看着我。她的眼睛长得美极了，双眼皮又宽又深，要不是这几个月来瘦得厉害，她的脸也长得很美，是那种柔婉而迷茫的美。
　　此刻，她目光里的迷茫让石头看了也会揪心。
　　她说：“我说我在外面嫁了人，是个很有钱的男人。”
　　“你爹妈相信？”
　　“咋不信呢，反正我们这山上的人结婚又没人办过手续。”
　　“我不是指这个，我的意思是，要真是那样，你嫁人的时候只有十五岁。”
　　“他们才不管呢！” 沉吟片刻，我问：“你爹妈听后咋说？”
　　“高兴啦！”春妹的嘴角浮起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这么小就出去打工，不就是挣钱供他们儿子读书的吗，嫁了个有钱的男人，除了高兴，他们还会说啥呢？”
　　春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春梅已经嫁人，哥哥春义最大，论读书，春妹成绩最好，春义最差，春妹不仅在班上常常是第一名，在全镇也名列前茅。而春义从一开始就垫底，小学到高中，他不知留了多少个级，不算今年即将参加的高考，他已经参加六次了，也就是说，单是高三，他就读了六年！可是，老奎叔觉得儿子才是他的正宗根苗，一心一意地栽培他，也坚信他定能考上大学；至于女儿，读一点书，将来出门认得男女厕所，也就够了，春妹的姐姐只读满了小学，春妹本人初中二年级上了半学期，老奎叔就让她辍学了，她在家做了一年农活，就被父亲紧催慢逼地赶到广东挣钱。
　　老奎叔自己是石匠，方圆几十里的山体上，哪里有活他就往哪里奔，可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腰杆累断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的书学费就像汛期来临的河水，只涨不消，他实在无力支撑儿子的巨大开支，只有寄希望于还没嫁人的春妹……
　　春妹透过一丛我没砍掉的糖刺铃望向远处。远处是另一面山，比老君山更加崔嵬和沉寂，嶙峋的石崖壁立云天。 “可是，他们只高兴了一会儿。”春妹说，像是说给远山上忽聚忽散的白雾，“当他们明白我没带回一分钱的时候，脸马上就垮下来了，我爸本来叫我哥给我做汤圆的，说我为了他，在外面辛苦了，听说我没带钱回来，立即又让我哥去复习功课了。但我哥没听他的话，还是去给我做汤圆。我哥是爱我的，看见我背着个孩子回来，他脸上的肉不停地跳，像抽风一样。我爸走到我哥面前，大声训他，说还有几个月你又要高考了，火都烙到脚脖子了，还不知道急！我哥把手中的汤圆面往地上一扔，直骨骨地看着爸说：‘我不读书还不行吗？我不考试还不行吗？’爸当即就在他肩膀上敲了一烟斗。”
　　停顿了一下，春妹又说：“这几天，我们家就像老坟场，死气沉沉的。”
　　我很想问问她在火车上是否有钱买饭，买水，但我没敢把这话问出来。
　　春妹又沉默了。好一阵过去，她说：“爸妈开始以为是我嫁的那个男人不愿意给钱，后来就有些怀疑了，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嫁了人。”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只好老调重弹：“春妹，你在美容店干得好好的，为啥偏偏要跟了那个不要天良的家伙？他身边的女人不止一个，在你之前就有两个啊！你分明清楚，为啥要同意呢？……既然在你生孩子前他就不要你，你为啥又要把孩子生下来？”
　　春妹垂下眼帘，左手捏拿着右手的指拇，：“大宝哥你不要说了……我在那美容店里……也是做那种生意的……不然，我一个月挣四百块，又要租房又要吃饭，哪有钱寄回家呀。我早就不是人了。我想与其让那么多男人糟蹋，不如跟一个的好，我哪知道他是那种人呢……他去那家美容店一共去了三次，三次都是找的我，最后一次他就让我跟他走，说只让我陪他玩，每月给我2000块工资……我就跟他去了，结果他要了我大半年，只给我买了两套衣服，一分钱也没给过。我买车票的钱，还是自己以前存下的……我本来没脸回来，可是，不回来看一眼爹娘，看一眼哥哥跟姐姐，我就活不下去了！再说，我带着个孩子，漂在外面咋办呢，回到这里来，至少有个家吧，至少有碗饭吃吧……”
　　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春妹，前面的事我就不说了，你都是为了家里在牺牲，为你哥哥在牺牲，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孩子生下来。” 春妹突然蹲下身，双手捂住眼睛，指拇钢筋铁骨似的抓扯自己的脸皮：“大宝哥你不知道，有好多次我都想掐死他，把他掐死算了！掐死！掐死！……” 背上的小家伙，仿佛听出了自己的危险，没有一点预兆就啼哭起来。春妹把手放下来，她的眼珠血红，却没有一滴泪水。那孩子继续哭，哭声是那样奇异，像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一般的不舒服，而是哭得很悲伤，很动容。春妹站起身，凄然地对我笑笑说：“大宝哥你忙吧，我要回去喂他了，山上风大，我不敢把他解下来。” 说罢，她走了。即便身上捆着一个孩子，她的背影也像影子似的单薄。春妹走出很远，我也能听到她“喔喔喔”地诓抚孩子的声音。
　　那个白天，老奎叔并没来找我，倒是其他人来找我的特别多，吃过午饭，家里就没断过人。都是老人、女人和还不会下地走路的婴儿。他们来是过问自己亲人的情况。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老君山和老君山之外。他们的亲人散布全国，有的在浙江，有的在福建，有的在新疆，有的在北京……但无一例外的，都问我是否去他们亲人那里看过。当我如实相告之后，一群人深深的失望溢于言表。
　　他们的心思我理解，如果我去看过，我的身上就带上了他们亲人的气息，他们也就觉得自己和亲人近了一步。但我实在不能满足这一愿望。我只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泄漏自己在外面的遭遇。那将是一枚毒针，击中的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是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让他们失望，却也保持了他们的骄傲，他们说，从我们鞍子寺出去的，没一个孬种，你们看那羊角村的（比鞍子寺更高的一个村子），有的造假证，有的偷电缆，女人就卖×，真不像话！既然让你去城里赚钱，你就老老实实地干活嘛，搞那些没名堂的事害谁呢。接着，他们就说到自己的亲人了，都是很自豪的口气，有的说儿子受到了老板的重视，被提拔为包工头，有的说女儿或孙女正被厂里派去学电脑……这些事都是有可能的，并不是所有外出打工的人都像我这么倒霉。但作为亲历者，我知道每一个农民工都必须忍受家里人无法感知的痛楚。这是跟故乡割裂的痛楚……
　　谈了自己的亲人，话题就绕来绕去的，但不管怎样绕，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我早就听出来了，这个方向就是春妹。
　　他们问我：“大宝，春妹打工跟你是一个地方吧？”
　　我说：“大地方是一个，其实也隔得很远。”
　　“你没到她那里去过？” 我摇了摇头。
　　有人终于说：“这村子里要算春妹最有福气了，出门一年就找了个有钱的男人。”
　　可立即就遭到了反对。反对的人把话说得很小声：“她嫁了个有钱的男人，那男人在哪里？我把春妹翻过来翻过去的看，就是看不出她找了个有钱男人的样子！”
　　从情形上看，大家都是这么怀疑的，因为他们全都变得有些诡迷了，声音也一律放低了：“我也是这么想呢，你看她怀里那娃娃，比一把挂面还小！有钱的男人，财大气粗的，哪会下那么不起眼的种？”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我砍回的青冈棒架在火膛里，一闪一闪地吐出蓝色的火苗。这时候，火苗好像也在跟着笑，嚯嚯嚯的。我家的屋顶本来就很低矮，很压抑，这么一笑，空气里便弥漫着沉闷的欢乐。又有人说：“你看春妹穿那一身，还有那娃娃穿那一身，都是表面光，其实是很孬的料子，那天我看到春妹给娃娃垫屁股，用的还是苟月珍（春妹的母亲）的一件破衫子。” 另外的人接腔道：“再说那陈老奎和苟月珍，平时是最爱凑热闹的，今天都是正月初四了，你们见那两口子出来耍过？那两口子就像冬天缩进洞去的蛇，逗都逗不出来！”
　　接下来，他们就进行着大胆的猜测，说春妹可能是被人强奸了，外面的男人，说多坏就有多坏，反正身上有的是钱用（在他们的观念中，凡是城里人，元一例外都有用不完的钱），成天没事做，就打女人的主意，遇到单身女子从巷道里或者少车少人的桥下过，用麻袋往女人的头上一笼，拉着就跑，跑进阴暗角落或者不远处的租房里干坏事；即使被逮住，给点钱就把问题办了。“老祖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还能使磨推鬼，这话一点不假！”他们感叹说。这样的猜测是很照顾春妹面子的，这说明春妹本身并没有错。可最终他们不想给春妹留面子，他们说：“没破过身的女子，被强奸一次是怀不上的，春妹多半不是被强奸了，春妹多半是跟人家乱搞……”
　　自从提到春妹的名字，我的嗓子眼就堵得慌。
　　在场的，包括金花在内，谁也不知道春妹心里的痛苦。别的不说，她将如何安置那个孩子，如何度过往后的人生，就足以把她逼到绝路上去。而她只有十六岁，她不应该承受这样的压力。春妹需要的不是猜疑，而是帮助。然而，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包括她的父母。
　　我希望他们早一点结束这个话题，可这样的话题无疑是死气沉沉的新年里最盛大的礼物，怎么舍得轻易终止呢。我只得站起身，说火膛里的柴快燃尽了，我去外面破一些。青冈棒堆积在偏厦旁边，我抡起斧子，把它们劈成两瓣或者四瓣。天色已经不早了，风从慈竹林里鼓荡过来，搅动着零星的灰色雪花；天空中彤云密布，看来今晚又是一个大雪天。雪前的风是刺骨的，但我感觉不到风的寒冷……
　　上上下下的路上不见一个人，除了我屋里时时爆出的笑声，也听不到别的什么声音，连狗也懒得吠叫，鸡也懒得打鸣。而我屋里的笑声并不代表欢乐，它是对另一个可怜人的伤害。这让我厌恶。乡里人总是对别人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特别是当他们碰上一个可以糟蹋的人，不是抚慰别人的痛处，而是揪住不放。如果他们知道我曾给老板下跪过，不知又会在背后怎样编排我？我现在惟一的渴望，就是单独跟家人呆在一起，可金花在陪他们说话（她只是陪着，并没说话），女儿跟着她的小朋友不知到哪里玩去了——听说我再不丢下她出门打工，银花在小朋友面前特别骄傲，一口一个“我爸爸，我妈妈”，她那扬着头噘着嘴的样子，好像她的爸爸妈妈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不过妲骄傲是有理由的，眼下，她的爸爸妈妈都在家里，而别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把破好的柴抱进屋，对金花说：“耍了这半天，想必都饿了，快给大伙做汤圆吃。”
　　听说要做汤圆，所有人都起身告辞。
　　而今这年岁，吃饱饭已不成问题了，但乡里人还是把吃看得很重，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饭局。因此，说请人家吃东西，如果口气不坚定，几乎就相当于下逐客令。
　　人一走，屋子空了下来。空得很突兀，仿佛刚才的那场热闹，不过是场梦境。
　　金花做晚饭的时候，我就去找女儿。中间院子里没人，我又去东边和西边院子，都没人。不仅没有小孩，连大人也不见一个。十分钟前才从我家里出去的那些老人、妇女和婴儿，全都沉寂到岁月的深处去了。
　　去西院时，我特意朝春妹家张望了几眼，门紧闭着，屋里的人深深地静默着，只有那只蜷缩在旁边虚楼上的大灰狗，抬起三角眼审视了我足有半分钟左右；它没有叫，它大概回忆起它主人说过我叫大宝，也回忆起几年前我的确在这村子里生活。我又沿着烂泥塘似的田埂去了学校，大些的孩子有时会去学校打乒乓球，像银花这样的小不点儿也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但学校也没人。
　　学校跟民居一样，全是木房，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木板全都霉烂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裂缝，格子窗再也没有一根木条，白亮亮的大开着。学校前面是奔涌的群山，后面是一堵山墙，在山墙底部，有人凿出一个窟窿，窟窿里安放着一尊如来佛像。这是老寺庙留下来的遗物，前几年从土里挖出来的。这情景让我突然生出一种幻觉，心境也由此潜伏到久远的过去。然而过去深不见底，就跟未来一样。此时的我呼吸着，此时的我站在这块凸凹不平水渍遍地的泥地上，但我却不认识自己的祖先，不知道他们都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不知道他们又是在哪一根链条上，出于什么样的机缘创造了我。
　　操场是抱得起那么大一块土团子，密布的败草伏在水洼之中，沼泽似的；操场边缘立着两个石人，据说那两个石人曾是如来佛身边的战将，也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只是两人都断了脑袋，有一个的脑袋找到了，有一个没有找到，找到的那个，被人将头放在了他的脖颈上，由于脖颈有了残缺，脑袋放不稳，风一吹就摇摇晃晃。
　　我曾在这里读完了小学，而今，我的女儿又在这里读幼儿班，我没能成就自己走出大山的梦想，我的女儿能够吗？如果我的女儿也像我一样考上大学而无钱进校，等待她的，还有等待我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从学校出来，我朝后山爬去。后山高处有一块不小的平地，叫松林弯，曾经生长着一大片茂密粗壮的油松林，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村里人把松林全部烧光，而且刨尽根须，翻耕成旱地，种上玉米或高粱。现在的松林弯，一棵松树也没有了。油松可以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庄稼却无法获得丰收。玉米和高粱的产量都极低，又因为距离村子远，打工者纷纷出村之后，这片地就抛了荒，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夏天去捉蜻蜓和蝴蝶，冬天去打雪仗。银花和五六个孩子果然在那里玩雪。
　　几个孩子当中，除了我女儿现在父母都在家里，其余的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银花看到我，张开冻得又红又肿的双手，踢踏着雪花飞奔过来，迎着风大声说：“爸爸，我在帮他们做爸爸妈妈。”
　　做爸爸妈妈？我过去一看，孩子们堆出了十余个雪人，这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银花说：“爸爸你看，耗子做他爸爸的时候做错了，他爸爸分明只有一只手，他却做了两只手。” 那个名叫耗子的男孩，比银花大几岁，三年前，他爸爸在新疆一家煤矿遭遇瓦斯爆炸，被炸断了左臂，伤口刚愈合，他又跟妻子去了武汉，妻子进了木材厂，他则在汉口江滩一带拾荒。
　　我看着耗子的“爸爸”，发现他把爸爸的左臂塑得又大又长。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上来，在我眼眶边打转。我把耗子抱起来，说：“耗子你是对的，你没有做错。” 耗子一言不发，那过分的成熟和坚定，我几乎不敢面对。
　　我放下他，对孩子们说：“你们想念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想念你们，只要你们在家里好好念书，你们的爸爸妈妈就会高兴。” 一个比银花稍大一点、名叫京京的女孩问道：“大宝叔叔，爸爸妈妈看不见我，他们咋知道高兴呢？”

发表于 2016-03-14

女孩缺着一颗门牙，不知是冷得太厉害，还是牙齿关不住风，语音模糊不清，加上挂着的那两串清鼻涕，看上去可怜极了。
　　我蹲下去，对她说：“你爸爸妈妈看得见你，自从他们把你生下来，不管走多远，他们都看得见你。”
　　京京说：“那我怎么看不见爸爸妈妈？”
　　“你也看得见，只不过那时候你睡着了，他们是在你睡着的时候来陪你的。” 京京蹦跳着说：“那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了。”
　　我说：“那可不行，你不睡觉他们会不高兴的，他们不高兴就不来陪你了。”
　　京京眼睛里的光芒黯淡下去，显得既无助又忧伤。一个五岁的小孩忧伤起来，让人刻骨铭心。
　　黄昏早已在风雪中降临，我和孩子们扯了些茅草盖住那些“爸爸妈妈”，就领着他们下山。银花要我背，但我没有满足她。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刺伤另外几个孩子的心灵。  我以为老奎叔晚上会来找我的，我都想好了怎样回答他可能提出的问题了，但他还是没来。春妹去柴山跟我说话，她父母是否知道？春妹回去之后，家里又发生了些什么？老实说，我真　想摆脱这些事情，但总是摆脱不开。由于玩得太疯，也由于太兴奋，银花吃罢晚饭就睡了，金花把她弄上床，回到火房就烧了一大锅水。之后，她不声不响地搬出一个泡澡用的大黄桶。
　　她把这些事做得庄严而又神圣，而真正等到肌肤相触，她却变得那么羞涩。风湿带来的骨节酸痛，使她的手和腿都不是那么灵便，然而它们是健壮的，短暂的羞涩和试探之后，它们就变得那么强烈，那么迫切，那么有力。我的身体之下涌动着黄褐色的波浪，那是一片带着痛楚的麦田。麦田在分裂，在下陷，整片大地都在分裂，在下陷。我和她都感到了危机，因此死死地搂抱着，不要命地搂抱着，在颤栗和攫取中沉入深深的绝望。
　　这种绝望的感觉是多么好哇！毁灭的感觉是多么好哇！它们是在重新打造我的骨头。我的骨头在异地他乡被人折断了，现在，我的麦田在为我重新打造。我闻到了麦子的香味，稻谷的香味，蛙鸣的香味，还有阳光和轻风的香味，这些香味就是我的骨头，是我惟一的黄金…… 金花汗湿的头发凌乱地铺撒在我的胸膛上，灵与肉的飞翔，使她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温暖而清澈地贴着我。这时候，哪怕只是肩头相触，哪怕只是指甲相碰，也能奇异地消除我的孤独。
　　喘息稍定，她问我：“想我吗？”
　　“想你，想死你。”
　　“五年了，你在广东是咋熬的？”
　　“想得不行的时候，我就自己解决。”
　　金花赤裸的手臂从她的头发中伸上来，捏着我的鼻子：“真可怜。” 又说：“没犯过错？” “犯过。”我说。金花扬起头，眼睛在发丝后面幽幽闪光。沉默了好一阵，她说：“我不怪你，五年，实在不短。”
　　我一把摁下她的头，让她凉丝丝的鼻梁顶在我的胸膛上，再抚摸着她小小的脑袋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犯的错不是你想的那种错。我去街头看过内衣秀。”
　　金花不懂什么叫内衣秀。我
　　为她解释：“城里人很怪，他们找一些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在大街上穿着胸罩和内裤，摆出各种姿势让人看。”
　　“只穿胸罩和内裤？”
　　“是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推销女人穿戴的东西。”
　　“真不要脸，”金花说，只是语调里带着一种奇异的神往，“你去看了？”
　　“看了。”
　　“好看吗？”
　　金花的声音听上去酸溜溜的。
　　“好……看，那天搞内衣秀的地方离我们工地不远，我的那些工友全都跑去看了，围的人太多，有个叫贺兵的还爬到树上去看。”
　　金花垂下眼帘，仿佛在想象当时的情景，之后问道：“只犯过这一次错？”
　　“不，还有一次。那次是去看一幅宣传画，是在一家夜总会门前，那天夜总会里有几个女人去表演，据说是跳脱衣舞，外面橱窗里的宣传画都是半裸，我们半夜十二点下了工，就偷偷去看那幅画，橱窗里太黑，看不清楚，有个工友就捡起一块砖头砸玻璃，结果被巡警发现，逮住他们罚了款，我跑得快，没被罚。”
　　金花嘻嘻嘻笑起来，弄得我痒酥酥的，然后她叹息一声：“真可怜……再没犯过错了？” “没有了。” “
　　你的那些工友都没有？”
　　“有的有。他们去路灯下找女人，二十块钱一次。”
　　“你没找过？”
　　“没有。”
　　“是怕花钱吧？”
　　“也是，也不是。主要还是不想对不起你。”
　　我说的是内心话。金花嫁给我之前长得真是好看，很嫩，很秀气，乳房小，却结实，胳膊腿儿也很饱满。她是嫁给我之后才迅速变得老起来的。当时，她除了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别的真没什么说的，她完全可以嫁一个家境殷实些的男人，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我这个无父无娘的穷光蛋。她说我郑大宝有文化，她说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人肯定有文化。她就冲着这一点成了我的女人…… 不知出于什么心思，金花再让我讲我的工友去路灯下找女人的故事，但我不想讲，讲那些事让我难受。这是有原因的。去年八月的一天夜里，我的两个工友又去找女人，结果在街头的阴影里碰上一个犯了毒瘾的女子，那女子最多不过十八九岁，瓜子脸，大眼睛，漂亮得没法说，穿得也很时髦，可她毒瘾犯了，身上却没钱，我的两个工友跟她交涉后，把她架到一个圈起来还没开发的地界，那里有面墙破了个洞，他们就架着那女子从洞口钻进去。事后，一人扔给了她十块钱。几天后，两个工友得意洋洋地讲起这事，我当时就呕吐了。
　　金花见我不愿意讲，也不逼我，滑溜溜的身子往上耸了两下，挽住我的脖子说：“守在家里的人，也一样……我不是说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干那种事的，我是说西院那文香，她跟羊角村成明在柴山里做那事，被人看见了。”
　　文香的男人在浙江打工，也是整三年没有回来。
　　我情不自已地把金花抱紧了些，提醒她：“乡里跟城里不一样，城里门对门住多年互相也叫不出名字，乡里十里八村都是熟人，你不要乱说人家，免得传出去。”
　　“我没乱说，我只对你说。”
　　我的指头在她背上弹了几下，问她：“你想我吗？”
　　“我不会天天想，”她说，“有时候一月两月都不想，但一想起来就像蚂蚁叮，恨不得把自己抓烂。” “
　　那你咋办呢？”
　　“跟你一样，自己解决，但我不是你那种解决法，我是把一碗绿豆倒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捡完了还不行，又倒在地上，再捡。”
　　“真可怜。”我说。她死死地掐我，掐得我痛。
　　两人静默下来后，我才听到屋脊上的沙沙声。那不是落雨，是落雪。雨声张扬，雪声却带着沉思。
　　金花掖了掖被角，突然以很不齿的口气说：“那西院怕是风水不好，尽出文香那种女人。” “除了文香，还有别人那么干吗？”
　　“别人……春妹到底是咋生了儿的？”
　　这时候，她实在不该提到春妹，更不该以这样的口气提到春妹。整个下午她都没说过春妹一句坏话，但她从骨子里明显瞧不起那个自己还是孩子却生了个孩子的女人。
　　我冷冷地说：“金花，记住，就算春妹作下了不合情理的事情，她也是为那个家受累，值不值是一回事，但她的确是在为那个家受累。她爸让她去广东，她不能不去。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去了广东，她没有别的办法挣到更多的钱……今后，你不准嚼她的舌头。”
　　金花没想到我会突然变了脸，怔了一下，委屈得差点流下眼泪。
　　雪声更紧，我穿好衣裤，出门去摇竹林里的雪。不摇一摇，这么下一整夜，积在枝叶上的雪垛会把竹子压断的。
　　我刚走进那片竹林，就听到西院里传来一抽一抽的嘤嘤的哭泣。
　　第二天一早，凡是碰面的人，都在谈论昨晚的哭声，看来很多人都被那哭泣声缠醒了；那哭泣声本来很小，可它却像不动声色地游到身边来的蛇，一旦捕捉到，就惊天动地。大家都听出来了，那是春妹在哭。
　　金花做早饭的时候，我想去东院张大娘家看看，她的孙女不久前淹死了，在家的村里人都去安慰过她，而我回来一天，还没去走动过。
　　出门之后，我却没去张大娘家。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老奎叔不来找我，我应该去找他。我决心把春妹的实际情况告诉他。隐瞒一时可以，长时间隐瞒下去是不行的。
　　因为有那个孩子。
　　西院的院坝里依然不见一个人影，小孩们还没起床，大人都躲在家里。看来大家都在回避，生怕碰上春妹家的人不好说话。我正穿过积雪很深的石坝往春妹家走，猛然看见文香斜着腰身站在她自家门口，用眼睛给我打招呼。这层院落北面是空的，没有房屋，其余三面都板壁连板壁地住着人家。文香和春妹家在同一个方向，只是中间还隔着一户人。
　　文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长年累月的肩挑背磨一点也没损坏她的体形，她斜着腰身的站姿，慵困多情，散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美。
　　我朝她走过去。她没请我进屋，只是睃着眼说：“听说大宝是昨天回来的？”我说是。她用手理了一下披散的头发，颇为伤感地说：“我们屋里那个还是没回来。
　　“可能活多吧，”我说，“有些地方春节的活比平时还多，那家伙说不定现在已经爬上脚手架了，为了把你们家盘成金山银山，他像牛马一样，春节也不过了。”
　　我这话里含沙射影的意思，似乎太明显了，文香咧了咧嘴，怯怯地低声说：“到底是兄弟，你才这么关心他，才知道他的苦处。”
　　可能是烟熏的缘故，她黑白分明的眸子里布满红筋，现在更红了，泪光烁烁的。我想，这个女人实在不是不爱她的男人，她实在是守不住了，她还不到二十五岁，身体那么好，又有那么一股子潜藏着的浪劲。要不如此，她决不会跟羊角村的成明干那事的，成明有二十七八岁年纪，是个杀猪匠，长得五大三粗的，又不爱干净，浑身充斥着一股猪屎味和猪皮味；成明的优势仅仅是年轻。而今，守在老君山的年轻男人已经很难找了。文香叫我过来，是希望我为她提供一些她男人的信息，可她男人在浙江，我在广东，我无法为她提供任何信息。说了两句无关痛痒的宽心话，我离开了。
　　春妹家的门开着。她家的格局是进门后有一条四五米长的巷子，走过巷子才是火房。此时，火房里只有春义一个人。
　　我刚迈进门槛，春义就在灶台那边发现了我。 “大宝哥……爸，大宝哥来了。” 过了几分钟，老奎叔从床上起来了，一边从卧室出来，一边发出憋不过气来的咳嗽声。做了几十年石匠，他的嗓子眼和肺里不知吸进了多少石屑。
　　他披着一件绽出黑棉絮的棉袄走到我面前，还在咳，脖子上绷出黑筋。
　　好不容易停下来了，他朝火儿石上吐了一口痰，才说：“大宝早啊。”然后叫春义给我递烟。
　　春义把烟递给我，就进了里屋，大概复习功课去了；每天安排给他的家务活最多就是早上把　火生起来，其余时间都是复习功课。
　　即将面临的谈话给我心里造成极大的负担，可是拐弯抹角会更糟糕，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春妹呢？” 老奎叔看了我一眼，很快把目光移开，说春妹跟她妈进菜园子倒夜壶去了。我把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两口，说：“老奎叔，我在那边没照顾好春妹，很对不起。” 他又咳起来了，但不是真咳，之后强作平静地说：“她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直到昨天晚上，她才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
　　我拿不准春妹到底说出了多少真相，不敢贸然启齿，只是再次道歉。 “那不怪你，”老奎叔说，“咋能怪你呢，只怪我们自己的人不争气。”
　　他的眼睛红了，从灶孔前拖出半人长的大烟杆来裹旱烟。他的手指很粗，很黑，上面创口累累。裹好了烟，他把烟嘴含进口里，便仰着脖子，将烟斗掏进火膛里去点。
　　刚点燃，他突然把烟嘴吐出来：暴起一声：“羞人啦！” 他的声音本是那么沙哑，这时候却锋厉如刀。
　　“大宝，羞人啦！”他说，“就算穷得舔脚板，也不该去给人家当小老婆！”
　　他吸了一口烟，又以那种怪怪的腔调说：“当小老婆还当不成呢，还被人家赶出来了呢！”
　　说到这里，他近乎无助地看我一眼，突然咳咳咳地痛哭失声。
　　春义一脸泪痕地从里屋跑出来，为他爸捶背。老奎叔双手用力一挥：“滚开！你这个狗日的！”
　　春义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老奎叔怒火中烧，站起身要用大烟杆打春义。
　　烟斗是铁做的，打在身上骨头也能敲断。
　　我急忙把他抱住。老奎叔双脚在地上跺，指着春义骂：“你个狗日的，你个杂种！要不是为了你，你二妹会落到今天这一步？”
　　春义扑在地上哭。他不是被摔哭的，也不是吓哭的，他实在是想哭。
　　正这时，春妹和她母亲回来了，一人手里提着一把夜壶，夜壶已经倒空，但陈屎的气味还是从那干鱼似的壶嘴里浓烈地飘出来。
　　母女俩的眼睛都肿成一条线。
　　春妹没背孩子，看来孩子还在睡觉。解下了背裙，穿得又很少，她显得更单薄了，仿佛随便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得无影无踪。
　　看见屋子里发生的事情，苟大娘两眼抡着丈夫，胸脯一鼓一鼓的，大声对我说：“大宝你不要抱住他，让他打人，他是条疯狗，见人就想咬！你不要管他，让他把我们都打死算了！我们胀他眼睛，我们死了他就干净了！”
　　老奎叔在我的臂弯里瘫软下来，且低沉地呻吟着，退回到凳子上坐下。
　　与此同时，春义也从地上起来，跑进了里屋。
　　我实在找不到什么话好说，就起身告辞。
　　老奎叔一把拉住我：“大宝，说啥你也要吃了饭才走。” 我说不了，金花已经煮上了。 “金花煮是金花的事，我煮是我的事，”他几乎乞求地说，“你不能这样看不起你老奎叔。” 话已经很重了，可在这样的时候，我哪有心情留在他家等饭吃？我只好撒了个谎，说我家里来客人了。
　　“是这样啊，”老奎叔嗫嚅着说，“那你走吧……” 然后，他低声道：“大宝，我求你个事。” “老奎叔你说。”
　　老奎叔用手抹了一把皱纹密布的脸：“我们家的丑事，你不要告诉别人，老奎叔求你了。” 我没回话，走了。
　　刚走到当门的黄桷树下，春妹就追了出来。走到我近前，她才紧张兮兮地问：“大宝哥，你没给爸说我在美容店那些事吧。” “
　　没有。”
　　“那就好，”她长长地松了口气，“要是爸妈知道那些事，他们一定会搭根绳子吊颈的。” 我沉吟着说：“春妹，我一直想给你出个主意……”
　　春妹等待着。
　　“你为什么不去告他？事情是他做出来的，他应该负责，至少应该给你经济赔偿。” 春妹听后，黯然神伤。“不行的，”她说，“我在广东就知道有个人跟我的情况一样，后来她去告，结果没把人家告倒，自己还赔了诉讼费，听说还被打了，打得那个狠，都缺脚跛手了；那是人家的地盘，哪有你说走了话的。”
　　她的话让我哑口无言。我自己的经历使我明白一个古老的道理，那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许多时候，仅凭一腔义愤是不够的。远远不够。
　　今早没有雾，因此比往天冷得多。大雪在天亮前就停了，四野是一片寂静的银白。那种白本身就是冷气。是凝固的冷气。我看春妹穿那么少，说：“春妹你回去吧，谨防感冒了。” 春妹却没动步，盯着脚下晃眼的白雪，呓语似的说：“大宝哥，我真不该说这种话，我本来就不要脸了，说出来就更不要脸……我爱他，你知道吗，我爱他……就算我能打赢这场官司，我也不会去告他的……我还在美容店的时候，他就对我很好，他三次来都对我很好，没有像别人那样。只把我当成工具，我跟了他以后，有段时间他对我真是好极了……我爱她……再说他也不容易啊，前段时间他的生意做得很不顺，有两家公司都垮了……谁都以为他是成功的，可是成功的人背后，也一样有世态炎凉……”
　　一串晶莹的泪珠无声地洒在雪地上。
　　雪地被烫出两个触目惊心的窟窿。我转过身，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一路上我都听到自己血液的呼啸声。
　　春妹说出了“世态炎凉”这个词。这个词她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而是来感受别人的处境。这个人一直欺骗她，几个月前才狠心地抛弃了她……
　　走到自家后门口，我听到刚起床的银花在问爸爸哪去了。
　　金花没回答女儿。昨夜里我说了她几句，很是伤了她的心。
　　这时候，我不想进屋，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三两句话不对路，就可能跟金花争执起来　。
　　事实上，金花对别人的隐私感兴趣，喜欢在背地里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只是沿袭了乡村自古有之的传统。这是贫穷的乡村人消除寂寞最好的办法。她并没犯多大的错，我没理由把气发在她的头上。
　　趁这时间，干脆去东院张大娘家看看吧。
　　从后门左侧下去，有一个水凼，就是竹林里那条小沟汇聚成的。水凼不大，夏季却很热闹，有前来喝水的牛，有洗衣服的女人，还有在里面游来游去的孩子。眼下，水凼里结着冰，冰面灰暗，透着一种很有硬度和质感的黑，证明冰层很厚。水凼旁边是一条小路，这条路直通东院。路边巴掌大的田地里有刚刚生起来的油菜苗，天越冷，油菜苗越是鲜嫩，青亮得逼眼。不仅田地里，路上也有菜秧，东一簇西一朵的。那是农人不小心把菜种撒在路上长出的。
　　几只麻雀在路中间觅食，它们沉默着，蹦跳着，灰灰的羽毛和灵巧的身子在雪地里格外醒目。穿过几间猪牛圈，东院的晒坝就呈现在眼前。
　　几层院落比较起来，东院最大，人户最多，晒坝也最宽敞，可是院坝里同样没有一个人，而且每家每户都关门插锁。张大娘的房屋旁边，立着一根草树，树上的枯稻草已被扯下大半，家门前就散布着那些稻草，被雨雪浸湿，又被鸡爪刨来刨去，看上去显得特别乱，特别脏。
　　这景象我在西院的文香家也看到过。文香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女人，但家里没有男人，她只好把稻草当柴烧，抱草进屋时，免不了掉落一些在地上，她也无心打扫。以前，山里人都是把稻草存下来喂牛的，枯草里有积存的土地味，太阳味，有没散失干净的养料，牛嚼着这些味道和养料，依靠回忆度过整个冬天，现在，人烧掉了一部分，留给牛的就不多了；养料本来就少，再加上吃不饱，当春草萌发牛们跨出圈栏的时候，全都瘦成了皮包骨头，即使在平地行走，也四条腿打颤。我突然不想去张大娘家了。我去干什么呢，去表达我的同情？同情是水，不是骨头，同情永远也无法帮助别人支撑起生活。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去她家后的情景：那是一间严重倾斜的土坯屋，里面黑洞洞的。我进屋后，张大娘会在柴圪里拖出一条凳子让我坐，然后给我讲她孙女是怎样掉进粪坑的——刚把孙女的名字说出来，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哽咽着说不下去。这之后，她就后悔，她孙女是去别人家夹火种时出事的，她真不该让孙女去夹火种，邪天下过雨雪，路那么滑，再说路上要经过两个粪坑，不要说六七岁的小孩，大人稍不留心也会掉进去。她一定会说：“我这老不死的呀，咋就那么昏呢，为啥让她去夹火呢……”又是一阵痛哭。这简单的叙述，至少花上个把时辰。然后我就该走了，可是她不让我走，非要给我做汤圆…… 情形就会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我去什么也不能帮她，只会再一次挑开她的伤口。
　　那么我还去干什么呢？
　　尽管很不情愿，但我必须承认：只不过短短的一天多时间，故乡就在我心目中失色了。因为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故乡的芜杂和贫困就像大江大河中峭立于水面的石头，又突兀又扎眼，还潜藏着某种危机。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那样纯朴，可现在看来，他们无不处于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态势，而且防御和进攻没有前和后的区分，它们交叠在一起，无法分辨。无论处于哪种态势，伤害的都是别人，同时也是自己。对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骨髓里是同情的，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遗憾的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他们总是习惯于对不幸的人施放冷剑，使不幸者遭受更　大的不幸。他们误以为这样做就能够突显自己的优越，从而远离不幸……
　　这可怕的人性泥沼，当然不仅仅属于乡里人，但由于乡村的贫困和卑微造成的褊狭与自私，加上祖祖辈辈抱成一团开疆拓土、因而彼此知根知底的特殊背景，他们要对一个不幸的人施加压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集体力量。

发表于 2016-03-14

像张大娘这样的人，她要最终获得拯救，只能依靠时间。
　　可是春妹就不行了。对她而言，时间是魔鬼。她怀里的那个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不需要多久，他就会叫爸爸妈妈了，然而他没有爸爸可叫！我的女儿银花会叫爸爸而看不到爸爸的时候，她母亲会告诉她：“你爸爸在广东打工，你爸爸爱你，等你爸爸挣了钱，他就回来看你。”然而春妹将如何向她的儿子交代？她能够对她儿子说：“你爸爸有很多钱，可是我怀上你的时候，他的生意走下坡路了，他嫌我们是拖累，不想养我们，就把你和妈妈赶走了，你没有爸爸了！”——春妹能这样说吗？
　　在鞍子寺村，人们虽然怀疑她儿子不是走正门生出来的，但最真实最具体的情况并不清楚，许多人还在观望她是不是真的嫁了个有钱的男人，即便那男人并不有钱，也想看看他究竟长的什么模样，是个什么身分——结果闹到头，那孩子不过是个野种！
　　真到了那一天，等待春妹的会是什么后果，她太清楚了。
　　还有她的家人。惟一从心底里爱她的，就是她的家人，可是，她在家里多呆一天，带给家人的耻辱也就往深处扎一寸。
　　她不愿意这样。何况她哥读书还需要钱呢！那家里不靠春妹，就没有人能供春义继续读书。
　　鉴于这种种原因，春妹默默地走了。
　　她本来是想回到故乡疗伤的……
　　我没看到她走。那天我带着妻女去三十里外的岳父母家。
　　据说春妹走得很平静，那天她去乡场后回来，把哇哇啼哭的孩子（那孩子只要没睡觉，好像永远都在啼哭）背在背上，就跟父母和哥哥道别（听说她姐姐春梅正月初三回来过，看见妹妹抱着一个不明不白瘦小得像干柴棒的孩子喂奶，饭也没吃就走了）。她对哥哥说：“哥哥你安心读书，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这次不去广东，我去福建，我今天打听到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在福建一家制衣厂打工，她爸爸给了我地址，我去找她，她一定会帮忙让我进厂的。” 春妹走了，村里又议论了她两天，再次归于沉寂。
　　我想很少有人在乎她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带着孩子将怎样生活；更少人在乎的是，她之所以不去广东，究竟是害怕自己再次受伤，还是别有隐情……
　　正月初八，对老君山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是牛的生日。
　　不知为什么，老君山人固执地认为，世间的第一头牛，是农历正月初八这天降生的，因此他们把正月初八定为天底下所有牛的生日。
　　清早，老君山的男女老少，只要拿得动镰刀的，下得了床的，都走出院落，走到村子底下或者爬到村子上面的山林，为牛割草。四野一片枯黄，要找到一把青草很不容易，通常是那些叶片如利刃的马儿蕊草，或者生长在崖垛之巅的紫芫草，靠近草梢的部分才呈现出青绿色。但要割下这些草非常困难，稍不留心，马儿蕊就会划破手指，不是一般的破皮，而是一拉到底，现出雪白的骨头；紫芫草虽然摸上去如绸缎般柔软，但谁也不敢轻易爬到数丈高的崖垛动它们一下，何况冬天的崖垛上随时都可能藏着暗冰。
　　尽管艰难，老君山人却无论如何也要让牛在这天尝到青草的气味，哪怕只有一点点儿。把草割回来后，一家人便围在牛棚旁边，由家庭成员中年岁最大的人将草放进牛槽，招呼卧着反刍的牲口起来享用；以前，放草之前，家里的长者还要带头给牛下跪，表达对这种数千年来为人类做出巨大牺牲的生灵的感激和敬意，现在没有这规矩了，但虔敬的心思并没减退。
　　说来奇怪，正月初八这天，老君山的牛仿佛也知道这个日子非同寻常，一律显得格外安静，　既不撞圈栏，也不鸣叫，当人们把草放进木槽时，它们表现得是那样羞涩，用湿漉漉的、清　亮如水的眼睛对人们说话，那意思好像是：“谢谢你们，我做的那点事，只不过是我的本分，没啥了不起的。”
　　这一个正月初八，天还没亮明白，鞍子寺村后面的山岭上就起了歌声：“清早起来嘛去割草哦，烟子蓬蓬呢割不到哦；烟子烟子你快快散呢，咕噜噜噜扯——我家的牛儿过生朝（生日）哦…　…”
　　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歌谣，“烟子”指的是雾，但今天没有雾，今天是化雪的子，屋檐底下响起时轻时重的声音，那是雪水融化的声音，有时候，一团雪块没来得及化掉，就顺着瓦沟摔下来，在地上溅起耀眼的光芒，我家后门外的竹林里，发出淙淙的声响；这响声无处不在，站在石板铺成的院坝里，也能听到它的鸣唱。
　　天地之间存在着一个神秘的琴师，它在每一个角落弹拨出季候的主要音律。要是以往，最早起来的人唱了第一句歌词，满山满坡都有应和，但今天不是这样，应和的有，却极其稀微。
　　我和金花隐隐约约地听到西院文香在跟人说话，那人问文香为什么不唱歌，因为她是鞍子寺村歌声最美的，文香说：“唱啥呀唱，我家牛也没有，懒得唱！” 她的话说到了我和金花的痛处。
　　金花的脸色忧忧戚戚的，对我说：“管他有没有牛，你也吼两句吧，那是个吉庆。”
　　我没有听她的话，吼那么两声，实在看不出吉庆在哪里；而且，一个没有牛的人唱歌，我这面子上挂不住。
　　金花没做声。当我打开后门抱柴回屋，她不见了。一个多钟头后，我把饭做好，才见她割了半背篼青葱的紫芫草回来。那么滑的路，她不仅裤腿和前襟上洒满泥点子，连头发也被泥点子染黄了。她将草一把一把地打散，一把一把地丢进牛槽。
　　她做着这些事，脸上没有悲伤，只有对未来生活的祈福。
　　然而，我却看不下去了，我把那些草全都抓了出来，扔进了旁边的粪坑！
　　金花愣愣地看着我，直到我用长把粪瓢将草全都捅进粪渣里，她才抑止不住，流下泪来。
　　“马上就开春了。”她说。
　　她的意思我懂，春水一发，就要牛犁田，没有牛的人家，就只有向别人借牛，而春水田是抢出来的，只有那么短短的两三天，融化的雪水才能把田涨满，过了那几天好日子，田虽然也能够翻耕，却检验不出是否扎漏，如果田不扎漏，到了五黄六月稻谷抽穗的时候缺水，严重的减产就势所必然。等别人忙过，你再借牛来使，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时机，而且，牛那么宝贝，关系再好的人家也不愿意随便借人；老君山人把犁春水田叫“打老荒”，听听这说法，就知对人对牛，那都是极其艰苦的活，一趟老荒打下来，再强壮的牛也要瘦它几十斤。这无法不让主人心痛。
　　我家已经六年没牛了，以前有一头老白牛，结婚的时候卖掉办了酒席，从那以后就再没喂牛，这就是说，我离开的这几年，金花每年都要向别人借牛，去人家门槛前下话的尴尬，她已经受够了。
　　除了尴尬，还要累死累活地抢那最后一趟春水。那些挣了钱的人家，即使暂时没买上牛，也可以把牛借来后拿钱请人犁田。文香就是这样做的。犁铧沉重，如果不熟悉牛的习性，随时都可能被它拖得扑倒在水田里，甚至扑到铧刃上，割得身上鲜血直流。以前干这活，都是年轻男人的事，自从年轻男人走出村子，就轮到缺力气但有经验的老头子了。
　　请老头子犁一亩田，给十块钱。很少有女人干这活，可金花是自己干。她舍不得钱。她的娘家人也不能帮她，她有个弟弟，打工去了，同样是几年不回，岳父的身体也吃不消了，更重要的是，岳父家也买不起牛，也要等着别人空下来了，才披星戴月地去田里忙乎（今年过春节，也是他儿子寄回两百块钱，才割了些肉，打了些酒，勉强把年关度过了，他哪有钱买牛）。金花只能靠她自己，每次犁完田，她的腰和腿就像有人在用扁担砍一样…… 虽然如此，你这么割回一背篼牛草，别人家的牛就会跑到你圈里来吗？我心里窝囊透了。两人进了屋，金花见女儿不在家，泪水就流得越发的汹涌。
　　我让她坐在条凳上，自己也挨着她坐下来，我说：“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发昏。”
　　她不回应，只管流泪。
　　我犹豫了片刻说：“金花，我寄回的三千一百块钱，都派了啥用场？”
　　前两天我就想跟她算算这笔账，我不是不相信她，仅仅是想了解一下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她擤了一把鼻涕，又用粗糙的手掌抹了泪水，才很平静地对我说：“每年买肥料就要四百多块，我们还算买得少的，有些家庭一买就是六百多块，现在那土，吃肥料吃惯了，肥给少了就不出好庄稼；再说我们没喂牛，又没啥粪肥帮补。还有就是交义务劳工费，这笔费用是你走后才交的，每年给每个成年劳力算十个义务工，也不让你真去哪里做义务活，只是让你交钱，每人每天二十块，这样算下来，我们家一年要交四百。第三就是银花的书学费，她四岁进幼儿班的，读了两年了，每学期的学杂费一百八，一年就要三百六。其他的就是一些零星的花销，我记不起来了。”
　　我默算了一下，光是金花说出的这三笔大数目，几年下来至少也要五千，而我寄回的只有三千一百块。我感到很羞愧，我实在不该向她提这么愚蠢的问题。就算我不知道有义务劳工费，也应该知道三千一百块钱远远不够五年的开支。　
　　“还有两千来块钱的缺口，你是从哪里找来填补的？”我抓住金花的手，这样问她。
　　“找我弟弟借了一千五，”她说，“另外就是卖谷子。”
　　她低下头，又说：“你看我们仓里的谷子很少，不是你女人不能干，是肥料不够，庄稼产量本来就不高，又卖了那么多。我本来还想把你爸妈的坟修一修的，可实在抽不出钱。你看村里有些人家，从县城请来专门的匠人，用石条把祖坟修得那么漂亮，还錾了碑。只有你爸妈的坟还是两个土包子。你是读书人，虽然没念成大学，可你是这村里最大的读书人，你真该给你爸妈写上几句话，錾在碑上，立在坟前。”
　　我不希望她提这些事情，一提起来我心里就毛躁。虽然我并不像村里某些人那样，以花大钱　修葺祖坟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孝心，或者以此向外人摆阔，但父母的坟像狗啃似的龇牙咧嘴　，毕竟也不是体面的事情。
　　金花又说：“你昨天给我的两百多块钱，按道理该去买头小猪的，一头猪在圈里，再好的饮食它吃起来也懒心无肠，猪要成对才抢食，抢食才肯长。现在看来又买不成了，过了正月十五，银花就开学，他们老师过两天就会提前来收书学费，到底涨没涨价，还不知道呢。”
　　“你不要说了，”我说，“金花你不要说了。”
　　金花站起身，默默无言地去端碗舀饭。
　　吃罢早饭，我跟金花带着女儿抓紧时间去油菜田里扯杂草。雪没来得及完全融化，田地还较为干爽，要是再捱几个钟头，雪完全化开了，就没法进田。
　　到处都是亮闪闪的，太阳早早地升上了天空，村里大大小小的狗在阳光下追逐，春妹家那条大灰狗，是当然的头领，它往哪里跑，别的狗就会朝哪里聚积。后山上的松垛和青冈林里，融雪声此起彼伏，没过多久，白茫茫的林莽再一次变得清朗起来。
　　这样的景象，却无法激起我对春天的向往。金花的一席话，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对即将到来的春天怀着沉甸甸的忧虑。
　　银花在塄坎底下掏深藏于土地中的虫子，金花撅着屁股，在一心一意地劳作，我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难受。我想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留在家里，又凭什么挣钱呢？这片土地能够提供的最大资源，也就是让我们不再挨饿，要谈到别的，比如修一修房屋，供孩子读书，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有欠账呢。
　　金花在娘家时虽然也穷，可从没欠过账，金花是嫁给我之后才尝到欠账的滋味的。她冲着我“有文化”
　　才冲破层层阻力成了我的女人，而我脑袋里的所谓文化，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样的光荣？我又为她的现实与未来提供了什么样的保证？
　　我左顾右盼，前思后想，觉得惟一的出路，就是再次离开这片亲切而又贫瘠的土地。漂泊异乡的孤独感立即潮水一般淹没了我……
　　银花的老师来收书学费的时候，我和金花正在吵架。
　　我们是为针尖那么大一点事吵起来的。金花扫地的时候，我把一只背篼反扣过来，坐在灶房边上，满脑子都是“怎么办”，摆在我面前的分明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我实在不想走，可不走行吗？
　　正在我焦躁万分的时候，金花扫到我面前来了，金花说：“把脚抬一下。” 我把脚抬起来了。
　　金花扫了我的脚底，又说：“有凳子不坐，坐在背篼上，坐坏了咋办？”
　　我的气猛然间就窜起来了，一把将背篼从后门扔了出去。背篼翻几个跟头，掉到了岩畔之下。
　　金花弯腰愣了片刻，出门去捡了回来。
　　她进屋的时候，我本是有些后悔的，谁知她在流眼泪。她这时候真不该流眼泪。她的眼泪让我感到生活的无望。
　　我说：“他娘的不就是一只背篼吗，有啥了不起的！”
　　跟金花结婚以来，两人并不是没有过争吵，但我们的争吵是有理有节的，我从没在她面前骂过粗话，我们村的有些男人跟老婆吵架，骂的话连狗也嫌脏，连牛也踩不烂，不仅如此，还动不动就打女人，像文香那么漂亮的女人，也常常被丈夫毒打，有一次她丈夫一把将她推倒在石坝上，又狠狠地踢她的屁股和腰身，踢得文香在地上翻来倒去，之后翻不动了，就狗一样蜷着身子，向丈夫求饶。这样的事情，鞍子寺村经常发生，可是我不仅没打过金花，重话也没说过。对此，金花铭记于心，还向人夸耀，说这就是她选择我的好处，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同。然而现在，我却对她骂粗话了。
　　金花像不认识我一样，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说：“盯着我干啥？你是不是嫌我胀眼睛？”
　　这话是很伤人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我在家里是多余人，你巴不得我赶快滚蛋！
　　金花的嘴唇抖索着。她的嘴唇薄，抖起来像两张纸。她这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
　　我知道她受了伤，但我就是想伤她，我还嫌伤得不够！
　　于是我说：“我明白你是咋想的，你不是羡慕文香吗，你不是想有文香那样的好事吗！”
　　金花的嘴唇不抖了，她变得冷静了，她说：“大宝，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无聊的？”
　　“我无聊吗？……我是无聊吗？你以为你平时不开腔不出气，我就看不出你的心思吗？” 她摇着头。缓慢而凄哀地摇着头。
　　“如果这就是我找的人……”她没把话说完，再一次摇头。
　　我说：“你本来就找错了，凭你天仙一样的容貌，最坏也该找个镇长的，却鬼迷心窍找了我这个穷光蛋！”
　　金花的胸脯大起大伏，随后是一声炸雷般的吼叫：“郑大宝，你要这么说，我就真是找错了！我找不了镇长，但是找个比你有出息的人，对我冉金花还算不了啥大事！就是现在，我冉金花也还有人要！别以为离了你郑大宝，我就只有吊颈的份了，只有跳岩的份了！”
　　到此，我已经没有力量找出更有杀伤力的话来反击她。我早就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我是自食其果。但是，我烦透了，我实在需要发泄！
　　我把灶上的铁锅高高举起。
　　正要往地上砸的时候，门口响起了又谨慎又快乐的声音：“金花嫂在家吗？”
　　往那一刻，金花的表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当她把脸转一个半圆朝向门口的时候，已把绝望丢在了后边。
　　她说：“是贺老师啊，进屋坐。”
　　我把手里的铁锅慢慢放回到灶眼上。
　　听金花叫贺老师，我就知道他是教银花的了。
　　这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长得圆头圆脑，是西北贺家坳村人，我并不认识他，听金花说，他只读过半季初中，之所以能来鞍子寺小学教书，还当校长，每月领三百多块钱工资，全靠他舅舅；他舅舅是镇中心校的校长，有安排村小教师的权力。
　　小伙子说话响快，看上去也很聪明。进屋后，他望着我说：“这是大宝哥吧？”金花说是，他就马上给。我递烟。我说：“贺老师，咋能抽你的烟呢。”他把烟硬塞到我手里，“叫啥贺老师哟，”他说，“大宝哥你才是老师，你当年要是家庭条件好点，不要说鞍寺小学，就是县中学你还不一定看得上眼呢。”
　　如果前些年有人提这事，我会很伤感，现在我不会伤感了。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啊。正拥有的生活，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生活，这个道理我虽然不愿意接受，但我早就懂了。正因为懂了这个道理，我才心烦，才跟金花吵架。
　　我说：“贺老师坐吧。”他坐下后，金花问他：“这学期多少钱？”
　　“还是一百八，今年好多学校都涨了，对面山上有所学校，都涨到二百七了，我们鞍子寺小学小涨！”
　　我问：“学校收费，镇上没定个统一标准？”
　　贺老师说：“没有，这是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定价，然后上报镇上批准就是了，学生越少收费越高，因为我们的工资不是国家发，是从学生的书学费里面抽成，学生少了，价又收不上来，我们就不如回家种地了。”
　　“学生少是学龄儿童本来就少，还是失学的太多？”
　　“当然是失学的多啊，”贺老师看着我说，“穷啊，很多家庭读不起书啊，像大宝哥你们那时候，比现在穷到哪里去了吧，可再穷的人家也能上小学和中学，大宝哥你要是早生几年，说不定就能读上大学了，现在表面上大家都挣了钱，可是送孩子读完小学都困难，也是怪事。” 接着他说：“目前的情况是，越穷的地方收费越高，收费越高就越没人读书，再这么搞几年，很多村小都要办垮。” 我问他：“你舅舅知不知道这些事？”
　　“知道哇，我给他反映过，还有很多村小教师都给他反映过，我看他也拿不出个主意。”
　　这其间，金花进里屋把钱拿出来递给贺老师，他收下了，在一张皱皱巴巴的名单上划了个勾，就很认真很严肃地对我说：“大宝哥，银花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你要好好培养她哟。按她的智力，只要顺顺当当的发展下去，将来考个大学肯定没问题，我没多少文化，但为了不误人子弟，也不给我舅舅丢脸，我在努力自学，别的不行，要说看一个人的发展，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大宝哥你是没上过大学的大学生，银花又是你女儿，你比我更清楚她的情况，等她将来考上了大学，你要拿得出钱来，千万不能让她走你的老路哦。这做大人的，辛苦点就辛苦点，有啥办法呢。”
　　开始听金花说贺老师是凭他舅舅的关系才来学校教书的，我心里还对他有成见，事实证明我错了。听了他的话，我像小学生一样不停地点头，我说：“谢谢你贺老师，你的话我记住了。”
　　他起身告辞，到别的人家收书学费去了。
　　金花不声不响的，又拿起扫把扫地。地还没扫完呢。
　　我在火房站了片刻，就进了卧室，衣服也不脱，就躺到床上去了。
　　一群接一群陌生的人从我面前走过，带着腥味的冷风把他们的说话声吹得时浓时淡。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我想那是谁呢，正准备扬手招呼，那人就不见了。他刚刚消失，我就想起来了，那不是贺兵吗！可是不对呀，贺兵不是已经死掉了么？难道那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不是他？难道那个来领走一个骨灰盒的老头子，也不是他父亲？正在疑惑，我又发现一个熟悉的人，这是个满脸憔悴的女人，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她是邹明玉，我大声呼喊，先叫邹姐，她不理我，我又叫邹明玉，她还是不理我。很快，她就与贺兵一样，被如潮的人海所吞没。黄昏眨眼间就与大地上的暮色相拥，我想再也不可能遇见熟人了。我感到孤单，提着包裹朝前走去。不知走了多少条大街，走得夜沉了，腿酸了，街上的人影车辆都已稀稀落落的了，我就在一个挡风的角落蹲下来。那里早就蹲着一个人，黑乎乎的，看不见那人的脸，但我听到了啼哭声。是一个孩子的啼哭，吱吱吱的，像老鼠叫。这哭声我是那么熟悉，禁不住朝蹲着的人多望了两眼。天啦，这不是春妹吗？春妹也认出了我，她说，大宝哥，你也来了？”我说：“是呀，你不是去了福建么，咋在广东看到你？”春妹低声说：“我想见他一面。”我问她：“见到了吗？”春妹说：“见到了，他从公司出来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我急乎乎地问她：“你没去找他？”
　　春妹忧伤地摇着头。我朝她吼起来：“你是傻瓜，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这时候，春妹突然不见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睡觉为啥衣服也不脱？被子也不盖？”金花把我摇醒，心疼地嗔怪我。我翻身起来，心里涌起大祸临头之前的空虚感。
　　事实上没什么大事，门外阳光照耀着，屋脊上的亮瓦投下浮动的光影。只是梦中的清寒和孤单挥之不去。
　　金花像是忘记了我们吵架的事。我也忘记了。那件事就像梦中的景象一样虚幻。
　　我说：“银花呢？”
　　“到东院玩去了，”金花说。“想睡你就再睡一会儿吧。”
　　我说不睡了，大白天的，哪里是睡觉的时候。
　　“反正田地里又没啥事，柴也是砍好的。金花说。
　　正是这“没事”让我感到空虚。没事就意味着挣不到钱。如果喂了牛就好了，农闲时节，恰恰是猪牛让农人闲不下来。农人是不能闲的，一闲就空虚，就为将来担惊受怕。我说：“手头还剩了多少钱？”
　　金花不回答我，只是说：“想睡就睡一会儿吧，不管有没有钱用，反正天塌不下来！” 她说得那么坚定，让我多多少少恢复了一些元气。

发表于 2016-03-14

我试探地说：“要不你也来睡？”
　　我以为她会反对的。哪怕风湿病犯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也没在白天上过床。谁知她不声不响地就脱了外套。
　　屋外传来小猪的咕咙声，母鸡被公鸡侵犯时不满的抗议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当这些声　音过去，就只剩下似有若无的天籁了。我静静地搂着金花，望着头顶上方的亮瓦。要是生活没有那么紧，要是心里没有那么多负担，这日子该有多好！…… 我再一次问金花：“还剩下多少钱？”
　　她动了动身子，面向我：“六十多块。”
　　我喃喃自语：“六十多……还不够。要出门，我首先还是选择广东，那边的机会到底多一些，再说，我还梦想以前的那个建筑老板会收留我。我相信只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他会收留我的。当然，被他扣押的那两个月工钱，就不要去想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内心早就在计划再次出门的事了。
　　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已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
　　金花在颤栗，我明显感觉到了，她说：“你又要走门你不是对银花说你不再出门了吗？” 我继续望着亮瓦：“我当然不想出门，可是……不出门怎么过日子呢？”
　　金花抱住我的脖子，不说一句话。
　　沉默了许久，我说：“别看那个贺老师年纪轻轻的，他真是教育了我。”
　　金花往我的怀里拱了一下：“你不生我的气了？”
　　“我本来就没生你的气，是我首先不对。”
　　她像少女一样撒着娇说：“本来就是你不对嘛，你为啥说那么绝情的话呢？”
　　“我是说绝情的话，你是做绝情的事，你不是要找个比我有出息的人吗？”
　　“那是气话！”她着急地分辩，“你把我说得那么不要脸，把我气糊涂了，其实你知道的，我哪里是那样的人啦，不要说你走五年，就是十五年，我的那碗绿豆也不会丢的！”
　　我把她抱紧了些，说：“我心里难受。”
　　她说：“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从你回来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该明白，我的心里一点也不比你好过，我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受了五年累，回来后家里还是老样子，看不到一点儿希望，我这心里不难受吗？”
　　我问她：“你想不想让我再出门？”
　　她猛地伏到我的身上来。“当然不想，”她急促地说，“这还用问吗，当然不想！” 她流下泪来，双肘支在我的胸膛上，两只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又说：“做女人的，哪个想丈夫三年五载地出远门呢，那都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把她放下来，静静地搂抱着她。
　　这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谈及我出门的话题，但出门已成定局，这也是我俩心里都清楚的。
　　过了好一阵，金花说：“今天我们要感谢贺老师，要不是他，我们的架就吵大了。”
　　“是呀，不过架吵得再大，你也是我老婆，我也是你男人。”
　　她轻柔地捻着我的耳垂说：“我就喜欢听你这样说话。”接着她嘻嘻笑着说，“要是我当时手里拿着镜子就好了。”
　　“为啥？”
　　“你不知道你把铁锅往灶眼上放的时候，那动作多么可笑，不，不是可笑，是可怜，生怕让外人看出我们在吵架，又生怕把铁锅碰坏了，那样子真是可怜，可怜得让我的心都痛了。” 我也笑起来：“你不知道你把脸转向门口给贺老师打招呼的时候，那表情经过了多么复杂的变化，像这样，这样……” 我还没把动作做完，她就一手抱住我的头，一手在我身上不停地捶打。
　　我抓住她的手，认真地说：“金花，相信我，没啥大不了的，什么难处都是可以熬过去的。”
　　她说：“是，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
　　我把出门的日子定在正月十二。
　　不能再晚了，只要过了正月十五，也就是老君山人所说的“大年”，去外面就很难找到事情做。
　　十一这天下午，金花带着女儿回她娘家去了。我的路费还差几十，她去找她爹妈借。她弟弟寄回的两百块钱，据说还剩了一点。
　　母女俩刚出门，我就去了松林弯。我想去看看那些用雪做出的“爸爸妈妈”。那些“爸爸妈妈”早就化掉了，地上是化雪时留下的黯淡印迹，曾经覆盖他们头顶的茅草，被雪浸泡，再被太阳晒干，就像人走向衰老，失去水分，显得特别的没有生机。
　　我发现，就在前一两天，肯定有人到这里来过，而且站了很长时间。我想可能是耗子吧，因为他那个被太阳晒掉的爸爸，水印两侧放着两根木棒，教像两只手臂，而且左边的要比右边的粗壮。
　　明年的这时节，我的女儿银花，也会跟她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做她的爸爸了。因为我决不可能出门一年就回来的，这面山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每年都回来过春节。火车票那么贵，春节期间还要涨价，谁也舍不得把血汗钱往铁轨上扔。
　　问题是，银花还不知道她爸爸明天就走。我和金花都说了，先不告诉她，明天让她跟她母亲一起把我送到石盆上就是了。
　　金花母女天黑尽才回来，那时候我已把行囊准备好了。吃罢晚饭，我就把女儿抱在怀里。那时候，我最害怕的是别人来串门，或者银花的小朋友来把她叫走。外面的月光很明亮，往天，只要有月光，银花的那些小朋友都在晚饭后把她叫到院坝里，玩得筋疲力尽才回屋睡觉。好像全村人都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妻别女似的，既没有大人来串门，也没有小孩来喊银花。这样，我就有机会一直抱着女儿，直到她在我怀里香香甜甜地睡去。
　　我和金花都没睡觉，我们躺在床上，做了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把女儿抱过来放在中间，两人说了一整夜的话。
　　那一时刻终于来了，我把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提出来，带着夸张的兴奋对女儿说：“银花，你跟妈妈去为爸爸送行吧。”
　　女儿识别不出帆布包的意义，她不知道这东西是农民工离乡背井的特殊标记，也不知道“送行”是什么意思，只是听说爸爸妈妈要带她一块儿出门，就高兴起来。
　　走到西院外的那棵黄桷树下时，春妹家那条卧在虚楼上的狗发现了我，汪汪汪叫了声。它不是威胁我，更不是想咬我，而是以它的语言向我打招呼。
　　可这一下就坏事了。听到狗叫，老奎叔和苟大娘站到虚楼上来了，他们说：“大宝又要出门啦？” 我紧张地看着女儿。她跟她母亲走在前面，正叽叽喳喳地说话，并没听清他们的问话。
　　金花也转过头看我，我给她递眼色，让她牵着女儿快走。她们加快了脚步。几米之外，就是一堵春妹家作堡坎用的石墙，只要被石墙挡住，她们就不大能听清上面传来的说话声了。我站下来，等母女走远了一些，才压抑着声音说：“是呀，留在家里咋办呢，老奎叔你们吃饭没有？”
　　“还没有呢，”老奎叔说，“你这次是到哪里呀？”
　　我怕勾起他们的伤心事，没说去广东，而是说：“我还没想清楚呢，到了火车站再说吧。” 苟大娘说：“大宝，你就去福建嘛，听说那边也好找事，春妹说她要去上班的那个厂叫红光制衣厂，你去帮我看看嘛。”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问春妹有没有消息。
　　“才去那么几天，有啥消息呢。”苟大娘忧戚地说。
　　这时候，老奎叔在抹泪水，我看得明明白白！他的泪水让我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春妹是不是真的去了福建？她会不会真的去广东看那个人？她回了，一趟老家，再次背井离乡之后，她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和心情看待外面的世界？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院坝边又出现了一个人。是文香。她依然斜着腰身，依然慵困多情，但她眼里却有着别样的期待。
　　我知道她是想问我去不去浙江。但她并没问出声，只是低下头，小声而伤感地说：“今年只回来一个春妹，一个大宝，结果不到十天，春妹走了，大宝也走了……”
　　我不想再多说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决心在流失。于是我随便挥了挥手，快步追妻子和女儿去了。到了石盆，我放下肩上的包裹，先拥抱了一下妻子，再把女儿抱了起来。
　　把女儿抱上身，我才发现妻子泪流满面。女儿看见妈妈哭，格外诧异，她说：“妈妈……” 我摸着女儿的小脸，我说：“银花，爸爸又要出门打工了。
　　我无法描述女儿听到这句话时的表情。她眼睛里的光芒直往后退，呈现出极度的惊恐。但她没哭，她只是颤抖着说：“你骗我。”
　　“爸爸没骗你。”
　　“你告诉过我，你不再出门了，我们还拉了钩的。”
　　我说：“是，但是爸爸没办法。”
　　“不……”她说。她好像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声音里带着哭腔，两只小手紧紧地箍住我的脖子。
　　金花来抱她，金花说：“宝贝，让爸爸走，爸爸再耽搁，就赶不上车了。”
　　女儿往我怀里一纵，把我箍得更死，箍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要爸爸，”她大叫着说，“我不要爸爸走，我不要爸爸走……”
　　此前，我对自己说过，千万不能流泪，然而，眼泪却不由我控制，哗哗地往下淌。金花来掰女儿的手，女儿哭叫着，哭得那么绝望！而且她的劲那么大，刚掰开她的一根小指拇，那根指拇又像钢钳一样合上了。，这样的场面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这对她太残忍，太不公平。我把女儿的身子送到金花怀里，再抓住她的两只手，使劲一扯就扯开了。
　　女儿的两只手臂翅膀一样张开，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冷风呜呜呜响，灌进她的嘴里。我就看着女儿的这个姿态，提着包裹，钻进了青冈林。
　　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才听到了女儿的哭声。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

发表于 2016-06-05

真是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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