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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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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阅读模式
举个例子,天水回族军阀马廷贤响应蒋委员长号召,开始对主力东移的冯玉祥辖区礼县进军。礼县县长是冯军任命的,自然组织民兵守城,马廷贤攻破后由于伤亡不小,愤而屠城,没错,屠城了,杀了七千多居民。然后便开始统治此地直到被邓锡侯驱逐。此人从没受到任何惩罚,虽然其屠城劣迹上了报纸,上了鲁迅的杂文,舆论一片哗然,此人也没参加过抗日,相反在豆瓣有缅怀国军抗战的军官名单中居然还有他。
腐败与否,吃空饷多少,四大家族敛财多少,真不算啥事。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国家玩中世纪的屠城,中央政府毫无作为,这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就像长毛的西瓜,又软又臭。

补充:有人拿马廷贤是军阀而为南京政府开脱,也是醉了,姑且不论连军阀混战都解决不了的政府算不算稀烂,但马廷贤既是军阀,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国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第1路纵队司令,正儿八经地属于国军战斗序列。

再补充一点:马廷贤屠城后不到一年,升官了,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陆军少将兼陇南绥靖指挥……

好了,我再喷两句:
1、屠城和一般的杀平民、肆意抢掠等等有质的区别,严重度和罪恶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2、将马廷贤清扫出政治舞台的,是挂着武汉国民政府第二十八军军长的四川军阀邓锡侯,大伙也都知道武汉国民政府完蛋了,宁汉合流,而邓锡侯直到红军长征到四川的时候才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南京政府第四十五军军长有了合法身份。也就是可以说:屠城的是合法国军,最后赶走这群屠城恶魔的却偏偏是并不合法的军阀。
3、南京政府虽然懒得管马廷贤屠城,可是报纸的舆论声势是很大的。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邓锡侯派兵攻打马廷贤的时候,马廷贤的上级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并没有援助他,马廷贤惨败后拉着残军逃到宁夏去投奔马鸿逵,马鸿逵都怕惹臭不敢见他。最后是马鸿宾出面,以他的部下太野蛮为理由将他的残军解散,此后马廷贤干脆就没了人缘再无东山再起的能力,也没脸呆在宁夏,就此远遁天津。抗战时期,这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还曾投靠过日军,想当汉奸却没本钱,所以一直默默无名,直到建国后才被处决。
4、屠城后舆论纷纷,南京政府还真派了个叫严尔艾的人来调查,严尔艾的调查结果是:“马廷贤军纪严明,绝无屠杀不法惰事。”此后马廷贤才升任陇南绥靖指挥。撰写文史资料的人也不明真相,将邓锡侯驱逐马廷贤脑补为南京政府的命令,呵呵,要惩罚的话也光明正大啊。哪有给人家升了官后马上又调一支还没来得及招安的军阀部队去惩罚有正式番号的国民革命军的?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幸好啊,底下评论的圣母都是凭直觉的也懒得去了解事实,也没搜到此事件来给南京政府遮丑,不然又让我费嘴巴子了。

那些在底下评论说战乱年代嘛,屠杀平民很正常之类的圣母们就别小清新了,假如哪天再出现个马廷贤在你家乡屠城还被政府加官进爵的时候,你再轻松地说“这很正常,不怪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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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淮海战役的时候,国军几十万人被围困在陈官庄,主要靠空投解决粮食问题。

这个包围圈里,当时一起被围困在这里的,除了几十万国军,还有很多从徐州和其他地方逃过来的市民、地主、和学生。

国军军官在空投场地挖了很多洞穴,上面蒙上降落伞,成了国军军官的温柔乡,很多女学生和妇女,都被迫当了军官的“临时太太。”

空投品十分紧张,包围圈里出现了黑市,国军军官到了这时候,还要克扣士兵的补给,拿着罐头和粮食去换金戒指、手表、衣服、银元,在炮火中大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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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民国黑社会》
节选
  序言
  《民国黑社会》一书,叙写和剖析了民国时期各种丑恶、黑暗社会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种:骗、赌、帮、烟、娼。
  本书每一部分都写了数十个曲折的、甚至有点离奇的、但却是真实的、发人深思的故事。
  固然,早在民国建立以前,骗、赌、帮、烟、娼五毒就已横行于国中。
  但进入民国时代五毒更为肆虐,远非清代社会可比。
  即以骗而言,民国时期“胜过”清代的,起码有以下几点:
  1。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买空卖空的掮客以及其他商界骗子越来越活跃;
  2。随着报馆的陡然增加,以及报纸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作用的提高,以行骗为业者更多地利用报纸尤其是污七八糟的小报,作为诈骗的工具;
  3。由于帮会势力的恶性膨胀,骗子多结党行骗,如上海的“拆白党”、“赫诈党”便是。
  再说赌博。民国时期中西赌法毕备。赌博方式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商店用“大减价摸彩”兜售商品,戏院用“抽彩”之法推销戏票,而且官府用“防空奖券(变相白鸽票、山票)等聚敛钱财。帮会兴办赌场(如合肥的蟋蟀场全是青帮首领开设),又对赌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操纵赌局的流氓赌棍,他们的赌术(骗术)无奇不有。受赌博毒害者,以百万、千万计(上海在沦陷时期就有50 万人赌博),因赌博而破产者数以万计。这些,都是清代所不能比拟的。
  说到帮,应该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帮会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嗣后,帮会蜕变为破坏性很大的一股恶势力;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帮会势力的膨胀,并更多地介入政治,其头目官僚化,成为社会上声势显赫的“闻人”。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事。
  关于烟(鸦片,又称“土”),民国时期种、贩鸦片称为“特业”。在从事特业方面,民国社会使清代社会相形见绌的也有几点:
  1。不仅国外鸦片倾销中国的沿海及内地,而且国内也种植、贩卖鸦片。
  2。不仅跟帝国主义勾结的不法商人贩烟,而且中国的不少高级和中下级军政官员也参与鸦片走私,保护鸦片走私。
  3。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把鸦片税作为主要财源之一。据统计:1929 年7 月至1930 年6 月,仅两湖解付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鸦片税,就达1400 万余元。
  4。有“阿芙蓉”之好即吸食鸦片普遍化。如宁夏流行着“十万亩大烟,十万支(烟)枪”的说法。
  再如,四川省烟馆特多,仅重庆市就有公开烟灯近万盏,烟灯捐每盏月12 元。四川禁烟总局在重庆每月收捐税二三十万元。川产烟土一年数万万两,2/3 供川民自用,1/3 由烟商、军队贩出川。据1930 年统计,四川全省有烟民4000 万以上。当年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何曾见过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
  最后说一说娼。民国时期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这就为妓院提供了妓女来源。帮会为妓院提供了新的靠山。当局向妓院抽取各种捐税(如20 年代,有个名叫曾唯的人任安徽省公安局长,向妓院征收的捐税中有一种叫“娱乐捐”,打扑克4 元,麻将8 圈2 元),使妓院“营业”合法化。这种种因素,都使得当时妓院特别“繁荣”。
  《民国黑社会》在记述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尽力写出其民国时代的“特色”,这是我们撰写本书所着重注意的一点。
  第二点,我们在书中还追本求源,努力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民国时期何以五毒猖獗,远胜于清王朝统治时代?
  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五毒都一概予以纵容、庇护,那也不尽客观。比如对烟,国民党政府就曾大张旗鼓地开展过“禁烟活动”。但就是令而不行,禁而不止。当时有一句俗话:私烟越禁越好卖。个中秘密何在呢?就在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追逐鸦片之“利”的,不仅有私烟贩子,而且有“国府”要员、外交使节、边疆大吏、大小军阀、特务头子、帮会首领,等等。如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高瑛,及其妻高廖氏,贩运鸦片烟膏2299 罐(每罐约重12.5 两)至旧金山,被美国海关验获,遣送出境,押解回国审讯,“为十八年度(1929 年度)最丧国体之事件”。官员们自己贩烟,就不会认真去禁烟了。有时禁烟口号喊得凶,只不过是借此索贿罢了。
  对五毒中的帮,国民党政府的确是予以保护和扶持的。因帮会势力不仅可以用作镇压革命、镇压人民的工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利用反动帮会打头阵,是众所周知的),还可以用作对付政敌和向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等敲诈勒索的工具。美国学者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就指出,蒋介石1927 年上台后,驾驭不了上海的资本家,因上海的银行、商店、工厂大都开设在南京政府权力所达不到的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跟横行不法的帮会势力结成联盟。用帮会分子绑架、勒索租界资本家,使之就范,那是比较方便的事。蒋在1927 年春夏,利用他跟青帮的联盟,每月榨取将近2000 万元。“蒋介石和青帮的联盟使他对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不仅如此,1932 年1 月孙科的下台和蒋介石的重新上台,都跟青帮有关。“上海的凶牙利齿——杜月星和张啸林继续效忠蒋,对孙科进行骚扰,银行家跟着配合,于是孙科无能为力了。”概括地说,民国时期五毒横行的原因在于:各地军阀和当局为筹饷、征税,支持烟馆、赌场、妓院;军政官员自己贩烟、开赌,并假借禁烟、禁赌名义索贿;国民党政府把帮会当作其社会基础,予以鼓励,加以庇护;民国官场尔虞我诈,上下欺蒙,为骗提供了土壤。
  另外,骗、赌、帮、烟、娼相互为用,同恶相济,也使得五毒“声势大振”,日渐猖狂。相互为用,即是:烟馆、赌场用妓女招株生意,以妓女刺激烟业、赌业;赌场、妓院用鸦片招待赌客、嫖客,以鸦片刺激赌业、娼业;帮会流氓开办烟馆、赌场、妓院,或为烟馆、赌场、妓院充当保镖,这样既推动了烟业、赌业、娼业的兴盛,又壮大了帮会势力;等等。
  第三点,我们撰写《民国黑社会》,还希望它能对当前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起到针砭的作用。迄1949 年,民国已寿终正寝。新的社会制度给人民创造美好的前景。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至今在某些阴暗角落又沉渣泛起。例如:赌博在城乡一些地方较为盛行,个别地区赌注甚至盈千累万。再如,诈骗案不仅时有所闻,而且令人咋舌。骗子甚至一路绿灯,骗吃,骗喝,骗女人,骗钱财,。。数以万元计、数百万元计、数亿元计地骗。为警醒世人,我们特将民国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骗予以及行骗手法详尽地进行分析。在“赌”的部分,一一折穿流氓赌棍的各种赌博“奇计”,以及何以久赌必输,赌局即骗局。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骗写过《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汇编》等书,揭露当时全国或一地政界、军界、报界、商界及社会各界的黑幕。这些《汇编》、《大观》虽披露了不少骇人听闻的材料,使闻之者震惊、愤懑,但往往只触及社会表层的问题。对于造成各种黑暗现象和黑暗势力根本原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于勾结、利用中国黑社会势力的帝国主义,对于纵容、怂恿黑社会势力的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这些书籍是不敢揭露、不敢抨击的。
  《民国黑社会》一书,除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书籍、报刊和档案材料外,还参酌了不少民国老人的回忆文章。我们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不但以丰富的、形象的材料写出民国黑社会的“黑”,而且努力揭示出造成这种“黑”的根源所在。力求将历史的沉思寓于生动的叙述之中,融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深刻认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国历史,也有助于读者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腐败现象作斗争。
  1987 年10 月21 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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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
节选
  编者的话
  读者从影视片、文学作品及报端已经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无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这仅是那时土匪活动的一鳞半爪,远不是全部或大部。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民国匪祸的怵目惊心,可以从以下六点加以概括说明:
  一、土匪的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土匪的活动遍及各个省区,各大江河湖海。
  三、不但深山老林、偏僻乡村有土匪出没其间,而且繁华如上海之大城市,居民也因土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一日数惊。
  四、有的大股土匪拥有匪徒数万,横行好几省,官府往往奈何不得。有时官府、官军害怕土匪,竞至于如老鼠之害怕猫。
  五、一些军政官员和警察等跟土匪勾结一起,猫鼠同穴,竟至官匪、军匪、警匪不分。
  六、一些人把当土匪、受“招安”视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土匪出身的人跻上高位的,莫过于张作霖,他自封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度以“元首”自居。由土匪一变而为师长、旅长而匪性不稍改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的概括说明中,读者多少可以窥见民国匪祸之所以成为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原因。这里再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其时土匪势力日炽,土匪问题有如民国机体上的毒瘤,迅速膨胀,不可遏阻,原因有五:其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大批制造无业游民、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各色人等,为土匪提供了来源;其二,军阀混战,争相利用、扶植土匪,战争中的溃兵又往往转而为匪,于是土匪势力随之膨胀;其三,官府被迫招抚匪首,授以官位、军职,这对其余土匪有莫大吸引力,刺激了土匪的孳生;其四,匪通官,官通匪,兵即匪,匪即兵,这种情况,民国时屡见不鲜,不仅使剿灭土匪成为空话,而且使土匪有恃无恐;其五,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利用土匪骚扰中国社会,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并把土匪作为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也是民国匪势不可遏制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真正的土匪不去痛剿、剿灭,却反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匪”,倾其全力,一“剿”再“剿”。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闯入国门、大敌当前之时,仍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其罪恶勾当,与人民为敌。正是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
  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推倒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剥削制度,并将危害人民的匪患一举剿灭。
  今人读一读《民国匪祸录》,了解民国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对土匪横行无忌、为害社会、残害人民,有深刻了解,这显然是无害而有益的。
  孙美瑶临城劫车
  民国时期的土匪,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如果要从中华民国开国时说起,却又很难说得清谁是民国时期土匪第一家。因此,这《民国匪祸录》的头一篇,就只能选择在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来介绍。而临城劫车案就是一桩极具代表性的匪案。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土匪活动的内容、手段,暴露了官府、军队,甚至洋人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对当时国内土匪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助长了各地匪势。多少年来,人们经常提及、介绍这件上匪绑架洋人的大案,但其中颇多渲染附会成分。本章将尽可能如实地把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在山东南部,紧靠着江苏,是峄县(今名峄城,属枣庄市)地界。津浦铁路从县境的西边穿过,向南北延伸。1923年5月6日零时刚过,旖旎的月光洒满鲁南大地,和煦的夜风带着凉意,吹得路边疏朗的小树和坡地上的小麦惬意地晃动着身体。东边满是乱石的干涸的河谷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捷地扑向铁路边的一个小道班房。这个道班房南距沙沟站8里,北距临城(今名薛城)站10里,此时,一名巡道工和一名路警正在昏黄的电灯下打瞌睡。
  门被撞开后,两人还未来及起身,便被捆了起来。他俩望着那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清醒地意识到:土匪来了!
  这一带向来是码子活跃的地区。铁路西边是湖区。从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经昭阳湖到南阳湖,三湖相连迤逦直抵山东济宁,昭阳湖东又有独山湖。
  整个湖区700余里,港汊繁多,扑朔迷离,湖码子的水寨隐匿其中。路东边起伏的山峦中,则有山码子的巢穴。这里是鲁南沂山、龟蒙山、峄山等山脉余脉的交错处,其最高峰为抱犊崮,形势极为险峻。
  民国以来,这一带地区更是盗匪如毛。峄县境内,码子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层出不穷,铁路沿线自然也是屡遭骚扰。近年来,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在此剿匪,虽颇有斩获,但因兵少地广,土匪又据险固守,因此终不能斩草除根,匪祸仍时时发生。
  这时,土匪已跑到铁路上,“叮叮”地忙乱起来。他们起出道钉,搬开铁轨。一名20多岁的匪首走过来,问巡道工:“蓝钢皮这会儿快到了吧?”
  原来土匪们要打劫“蓝钢皮”列车。这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来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极为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故称“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均考究得多。欧美日本旅客大多爱乘这列火车。听到匪首的问话,巡道工不禁担心起来,但职业的习惯使他脱口说出:“马上还有一趟加班车要从这里经过。”
  “唔。”匪首思索片刻,转身下令说,“快,把铁轨再给接上!”
  铁轨刚恢复原状,加班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个小小道班房。随后匪徒们重大切断铁路,便悄然隐蔽在路两旁的土坡后面。
  2点50分,“蓝钢皮”从沙沟方向驶来。车上除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磨擦声,然而巨大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坐椅上跌出来,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快,快下车去!”
  同时,他们打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放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揉驱赶,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这两个人在后来官匪谈判中还要出现)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便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支出,匪徒得到两支铝亮的新式手枪,欣喜万分,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到铁路边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1万元,头等车3万元,洋人5万元;车票遗失,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大部分匪徒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又不知何用,便把它系在腰间,鼓鼓囊囊地在里面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那名20多岁的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小,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就像一条蜿蜒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队伍到了大山口,开始爬山。这时,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兵也迎头截击,并发枪威吓。
  被俘的人质们纷纷向官兵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继续向山上爬。官军投鼠忌器,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只得将山口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山上,土匪要求洋票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当将洋人释放,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学院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件,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土匪押着人质,经过辗转、迂回的跋涉,回到了老巢——抱犊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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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 曾学白译 吕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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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中国战线》 石岛纪之著 彤宇译 傅中午校
生活在国统区如果只是普通平头百姓,那么男丁很有可能被拉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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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民国范儿 ←

民国人民脖子壮,人民碘盐吃不上~~

王师领到工资真高兴,后来发现这玩意只能点烟用~~

这么小的孩子要靠树皮充饥,他的人生真可谓生死难卜。(我猜许多人喜欢拿这孩子的帽子说问题,所以拜托这些拿帽子说事儿的**们好好看看国民党那些士兵的帽子)

民国的大城市!!

躲避战乱的逃难者,,参照民主大国印度的先进经验,妥妥的民主大国范儿呀!

片,有人说是南越的,不是台湾的,我只好又找了一张彩色带英文注解的,上书“Taipei”大亮~~~**地方已经打马赛克~

妓女许可证,最亮的是台北市政府几个牛逼闪闪的大字

大妈不是买菜,大妈篮子里面是果腹的树皮

喊三民主义的人都喜欢说我们是炎黄之后,不是马列儿孙,在下对此笑而不语,拜托你们先否定三民主义和林肯的关系再说话行么?
看到日军战利品坦克的我眼泪掉下来……当然,这个不是作战坦克,这个是卖萌坦克,这是从国军那里缴获来的!!大约二战时候也就这个假坦克是国货吧?我不禁要问:经过黄金十年的准备,我大民国的国产坦克为什么只能卖萌呢?
老是有人说“人定胜天”是毛主席给人民洗脑用的!是无视客观规律!是法西斯思想。你看人家蒋公!于是我们找到了蒋公日记…
有单独看下面的国府台湾祭孔的说,你看人家台湾就是中华正统!于是我们拿了TG曲阜祭孔大典出来对比一下,这一对比我的眼泪掉下来,正统***坑爹呀!
王师的功德记千年~~前线崩溃心也甜!
1946年大饥荒中骨瘦如柴的饥民,讽刺的是他的背后就是一家粮店
1946年大饥荒饿死饥民的白骨(想骗浏览量的,把描述改成TG三年自然灾害就能浏览过千过万)

地图扩疆北西南,日记救国千古传。
外患不决转重庆,内患不决进台湾。
花园口水救干旱,长沙城火送温暖。
金元卷多富国民,保甲连坐抚赣南。
精忠报国有汪总,爱民如子汤河南。
死守南京唐生智,决战东北张毅庵。
昔日英豪名尤在,今朝果粉战四海。
嘴炮无敌灭囧匪,网军神勇复左岸。
垂死病重惊坐起,王师健儿入梦来。
夸秦皇,赞唐主,更说民国耀中土。
前闻袁贼称洪宪,后见北洋军政府。
群星闪耀名门懦,几许贫儿可读书?
小兵落得几斗谷?
蒋公成,蒋公武,蒋公政绩垂千古。
才有黄河花园瀑,金陵夜夜闻鬼哭。
五次围剿威风树,东北未复割蒙古。
开疆拓土绘地图,大军转进到陪都。
国真强,民真富,绝胜当年琼花主。
金元满地随风舞,半包火柴亦难足。
闻一多,李公朴,
披肝沥胆勇士骨,且看今日章氏妇。
华衣美食犹不足,刻骨当年持帚辱。
迂夫哉,陆秀夫,蹈海却将皇帝负。
莫若贵妃渡扶桑,野史也作青史读。
孟良崮上灵甫垮,世人皆骂李天霞。
我自挥师援友部, 奈何甜瓜有高达。
徐蚌大军鸟兽散,众人皆称为奇观,
杜总临终吐真言,小平乃是尤里扮。
天蓬元帅助共肥,一夜喝干长江水。
绝地武士皆赤化,剑锋直指金陵北。
谁言共肥度日难,自有苏联做后援。
金币三亿五千万,至今收据在眼前。
锦州城头望土鳖,飞机坦克尽美械。
运输队长暗垂泪,米帝总统皆共谍。
神威无敌穿林腿,只身横扫十亿匪,
不忍生灵遭涂炭,含泪转身入台北!
忆昔奉化蒋中正,千古完人空一格,
怒斥蛮将史迪威,犹似当阳汉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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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枝。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尽。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在所难免,尚需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枝,他决定卖掉二百枝,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枝,比王缵绪一枝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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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1948年8月7日,汉口发生一起二十多名美国空军士兵集体强奸中国名媛事件,史称“景明楼事件”。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尽力封锁消息,以顾全“国家名誉”和“盟邦友谊”。为了平息事件,政府传讯那些名媛的介绍人章月明、曹秀英等五人,要他们承担罪责。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将章月明等五名受害者各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妨害风化、意图营利”,让他们做了美国人的替罪羊。而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却一直逍遥法外。更不可理喻的是,在受害者中,很多是国民党高官的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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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在天津,我和“联总”的人员一起过了几天,颇受启示。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又在各地和其中一些男女成员混得很熟。当我回顾过去十年战争期间我所见过的许许多多卑鄙的事件时,不得不说“联总”在中国的工作是最不象话的了。“联总”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涣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蒋介石政府在“联总”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然而更使我在“联总”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蒋介石,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联总”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
首先是公然无视华北受苦难的人民,只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这完全违反“联总”的一项决议,其中明文规定;“在任何时候,救济和善后物资不得被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在分配物资时,不得因种族、主义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在中国,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因日本占领而遭难的中国人民估计有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其中一亿二千万人(如果包括满洲应为一亿五千万人)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如果“联总”的物资是公平分配的话,那么运抵中国的二百七十万吨物资中,至少半数应分给解放区。但实际上,住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只得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使用了从消极的封锁到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手段,竭力阻止“联总”物资运入共产党地区。更恶劣的是,蒋介石的官吏上下其手,在这些捐赠给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中大捞一把,营私自肥。
这种恶劣行径使“联总”工作人员大为沮丧。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些人是由教会派出的,每月只拿三十美元的工资,因此当他们看到,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经过一千英里的路程运到内地,本来是为救济中国饥饿的农民用的,岂料军人们又把这些粮食用车载船运经过一千英里倒运回来,在黑市上售卖时,他们倍加感到痛心疾首。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美国姑娘,她自告奋勇照顾一批孤儿,“联总“发送一批食物供她养育那些孤儿,可是蒋介石的军官们不准她提取。结果,很多孩子饿死了,而那些本来可以救他们一命的食物,却在附近的仓库中出售。这位美国姑娘给她在上海的上司写信说:
“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上司照例提出了抗议,但心中明知这是白费劲。



再附带一个去台湾后蒋介石中华民国政府的行为。
由于最后这一条,由于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出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国人民更高,由于他们已经风闻大西洋宪章、民主和蒋介石夫人的新生活运动,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国军队进驻台湾时,当地居民一片欢腾,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列队到火车站和码头上去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但是他们的喜悦心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而且是被比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
蒋军士兵到市场货摊上拿东西不给钱,夜里拦路抢劫老百姓,下乡打家劫舍时甚至还杀人灭口。于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盗贼绝迹的村镇城乡,不得不纷纷成立保卫地方的组织。
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
在接收一个工厂的时候,蒋的宪兵总要问三个问题:“现款有多少?“有汽车吗?”“有洋楼吗?”台湾籍职员陆续被辞退,由国民党带来的人接替。
尽管岛上的技术人员几乎同全中国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一样多,但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大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了饭碗,被迫去给国民党的小官僚们当厨师、文书或低三下四的仆役。
例如:有一个制药厂的厂长被解职,由一个中国官员的亲戚接任,此人原来是在上海一家药房打杂的小伙计;渔业技术人员被辞退,当了佣人和听差;台北煤气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当职员。
这种做法,加上中国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和美国空袭遗留的影响,使台湾的工业失去了元气,一撅不振,就象屠宰场里尖刀已经插到心窝的一头肥猪一样。大陆人不但把台湾人撵出工商业,而且也把他们撵出政府。甚至连大小办事人员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在国气党里有靠山的人。由台湾人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是教育厅副厅长,此人后来也惨遭杀害。
蒋的接收大员一手垄断政府,一手垄断工商业,这是使他们得以大发横财的绝妙方法。人们不给贿赂就很难领到开店经商的营业执照。
敲诈勒索的大陆人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和蒋政府的保护。嘉义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对一个受贿的中国专卖局长提出公诉,但是在开庭以前政府插手干预,硬说证据不足。
一位敢说敢当的台湾法官对政府提出异议说:“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干预法律。“结果,受到控告的中国官员被送回大陆,逍遥法外,那位法官后来却丢了性命。
蒋的官僚们采用大陆上的做法,很快就对从茶叶到肥料的大部分商业部门实行政府专卖,把台湾人挤走,为私下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国民党对台湾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说过,岛上的粮食本来是自给有余的。
稻田的产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让大片农田休耕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粮食仍然够吃。过去日本人总是要等到全部庄稼收割完毕,可以决定公平合理的田赋以后,才把大米运出该岛。
现在中国人却任意规定实物田赋,结果使歉收的农民纳粮以后家里剩不下多少大米。尤为恶劣的是,在农民送粮去税站的时候,沿路的驻军哨所不挤到点油水就不放行。结果,农民到达税站的时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够数了。
不单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也下降了。在蒋政权到来以前,岛上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发生过一例天花。一九四七年却发生了四千一百九十三例,五个月内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七。
出于日本人实行十分严格的检疫制度,一九二O年后,岛上就没有发生过霍乱。但是由于大陆人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大搞走私,结果把霍乱也带回岛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再向台湾医务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走私,恢复霍乱防疫制度。
蒋的医官回答说,走私难以制止,因为走私者都有武装。当时岛上有四万名土兵,后来就用他们来镇压台湾人民,但是当时他们却居然不能制止少数武装走私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就毫不奇怪了。
台湾南部的疫情特别严重,死亡率很快就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它的医生和护士全部派往疫区,想消除各种混乱现象,按隔离医院搞得象样一点。当时在霍乱医院里了作的只有一名中国医生和五名护士。但是就在附近的一所省立医院里,虽然只有十五个病人,却有十四名中国医生和二十名护士。
这些医护人员都拒绝转到霍乱病院去工作。疫情日益恶化,甚至有病人死在烧火间和医院后面的柴草房里。除此以外还遇到了其它困难。霍乱这种病常引起血液失水,病人血管曲张,血液越来越浓,直到血管迸裂,心脏衰竭。通常治疗霍乱的办法是静脉注射任求氏溶液盐水针。这种溶液制起来非常简单。即使制不了这种溶液,用热水溶剂代替也可以顶点儿用。
但是,正当霍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医官却下令节约使用这些溶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这只能断送那些本来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个官员回答说:“这些霍乱病人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穷人嘛。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气得流出了眼泪,跟他顶了起来,他冲着这个官员说:“你阔,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让你自己也得霍乱。“
我在台湾的时候,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说,大约有一千名麻疯病人散居全岛,无人管理。以前他们都关在政府管理的麻疯病人隔离区,经费由日本人拨给。但是蒋政权来到以后,不发经费,于是就把他们送回了家,好象这一切倒行逆施都还不够似的,医生开业执照竟然可以用钱买,每张执照售价三十万元台币。

蒋介石的官员不但把贪污、诈骗和霍乱带到了台湾来,而且还把早已在岛上失传的中国封建习俗带了来。
纳妾的陋俗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基本绝迹,现在又在岛上流行起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姑娘认为给人当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丢人的,但现在由于无以为生,许多人把这当作最好的出路。
大陆人对待台湾姑娘是十分心毒手辣的。例如,有七个年轻的大陆官员凑钱买了个戒指,由其中一个家伙出面去向一位台湾姑娘求婚。在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这个官员就与这位姑娘结婚,把她接回家来,欢度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换了另一个男人到姑娘的床上来唾,第三天晚上又换了一个。姑姑被逼得逃跑了。许多嫁给大陆人的台湾姑娘,等到大陆上的元配太大一到,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小老婆”。
就象吃了慢性毒药似的,台湾人自己也腐化堕落,变得同大陆来的统治者不相上下了。纳妾和卖淫之风四处蔓延。道德沦丧到了新的低点。台湾人看到这种风气,悲叹说:“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堕落得同那些大陆猪仔一个样了。
笔者极力避免在谈论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人类的犯罪。
蒋介石的官员对台湾的剥削,不但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他们整个国家名誉扫地。“中国”一词变成了既可恨又荒谬的同义语。不管什么事出了毛病,台湾人就说;“中国就是这样嘛。”这个词概括了一大堆坏现象,如娶两个老婆,醉生梦死,办事先要钱,搞裙带风等等。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一团糟”的意思。自来水笔、电灯和电话出了毛病,就骂中国,就连山里的土著部落居民也把年久失修的山路叫作“三民主义路”。





事实上,蒋介石政府之腐败罪恶罄竹难书,在大陆祸害大陆人民,去台湾祸害台湾人民,这样政权不倒简直是笑话。


引自《中国震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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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3-20
本文原载于《百年潮》2000年第4期,原题为:腐败丢掉民心。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历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的一天。然而就在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当局在从日伪占领区接收了相当大一笔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因为接收中大规模的贪污舞弊而失去了全国的民心,成为国民党在接踵而至的内战中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争抢战利品的一场混战

  抗战胜利的迅速到来,多少出乎国民党的意料。因此对于接收问题,缺乏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导致接收事务一开始即弊端百出。接收之初,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在实际上,是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这就难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当时参加上海接收的单位多达数十家,以至于为了一艘轮船,就多达六个单位抢着接收,这本身就为官僚的贪赃枉法提供了方便。当时随陆总参加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陆总对于全国收复地区的一般政务,无权亦无力处理,军与政,既不能配合,党也未曾发生作用,而我行政院各部会对伪组织中央各部会的机构与事业的接收,不但事前没有‘敌情观念’,而且也没有一张蓝图,可供我各部会间彼此分工合作的参考。”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也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指出:接收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好的计划,事先也没有设立任何良好有效的行政机关,因此,出现了争抢战利品的一场混战。所有政府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没有中央监督而接收敌方财产的权力,结果,他们的行为犹如当年的侵略者。

  为了解决没有统一的接收机关所带来的一连串问题,1945年10月中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上海设立了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以统一接收工作,改变政出多门的情况。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经济、交通、金融方面的全国性事业,交由该会统筹接收。该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并在各重要区域(如上海、北平、青岛、广州等地)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这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但因为它们成立时间较晚,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帐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据当时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琦回忆,要把原有各机关接收的产业完拿过来统一处理,就如同要他们把刚到嘴的肥肉又吐出一样,谈何容易。何况,“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动,致敌伪产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

  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因为当时法币币值变动剧烈,以法币计算其价值很难得出确切数字,而且以美元计算,在换算时亦无困难。现有统计低则3亿美元,高则8亿美元。以接收地区论,据1946年底统计,接收数量最大的苏浙皖区,接收总值达到法币12648亿元,仅金银首饰价即达1650亿元,房地产1348亿元。

权力没有约束,贪污腐败成风

  经历了后方八年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各级官僚,骤一到达收复区,犹如狮子大张口,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各谋私利,滥用权力,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由于这种事情很难有完整的档案记载,确切的贪污数字仍有待研究。据当时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地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伪政权官员的私产,由于贿赂或强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落到了接收者手中,其数额颇为可观。据称,周佛海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条,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大多数落入了接收官员的私囊。

  除了上述这些虽然规模很大,但至少名义上还是非法的贪污外,还有一类通过标卖方式进行的“合法贪污”。接收产业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的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当局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虽然有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就又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有人估计全国标售敌伪物资总价在5万亿元左右,如以损失一半计算,即有2.5万亿元落入私人手中。
国民党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根据9月27日其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两者比例为1比200,这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一场灾难,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因为以当时的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为重庆的约50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35倍,何况当时黑市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价不过是1比80。“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即便是一些政府中的官员,也觉得这个兑换比例不合理。邵毓鳞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然而当局私心自用,坚持这个兑换办法不变,使大批接收官员凭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当时人形象地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如果说,官员腐败尚且是不合法的私人行为的话,法币兑换率的规定则几近于国家掠夺,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剥夺收复区的财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事后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政策使国民党失尽了民心。陈立夫认为,这个政策“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对于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当时舆论多有报道和批评。《时事新报》在社评中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痛斥当局“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当局严令彻查,但已无济于事

  这些问题也不能不引起当局的注意。蒋介石陆续接到有关接收舞弊的报告后,有感于其影响国民党的形象,因而指示负责接收的何应钦,要求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如有不法行为,准予从严究办,毋得宽假。”10月24日,陈诚和张群在蒋介石官邸汇报时,报告了“接收人员花天酒地,以及贪污受贿等种种不法情形”,使蒋介石“闻而恕甚”。他即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赴渝,令其彻查。同时电致京、沪、平、津四市军政长官称:“据确报,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究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而以沪、平、为尤甚,不知就地文武主官,所为何事,究有闻见否?收复之后,腐败堕落,不知自爱至此,其何以对地方之人民,更将何以对阵亡之先烈……”如各地文武主官再不及时纠正,实无以自容,当视为我革命军人之敌人,必杀无赦,希于电到之日,立刻分别紧饬属严禁嫖赌,所有各种办事处之类,大小机关名称,一律取消封闭,凡有占住民房招摇勒索情事,须由市政当局负责查明,一面取缔,一面直报本委员长,不得徇情隐匿,无论文武公教人员及士兵长警,一律不得犯禁,并责成各级官长连带负责,倘再有发现,而未经其主官检举者,其主官与所属同坐,决不宽贷,特此严令遵行。”12月30日,陆军总部颁布了有关的检举奖励规则,规定凡隐匿日伪接收财物者,一经检举查实,物品由指定机关接收,隐匿者除依法惩治外,课以隐匿物品价值10%之罚金,同时以该项物品价值10%之奖金励举报人。然而此时接收中大规模舞弊行为的高潮已过,因此,这个规则的颁布并无多少实际效用。而且检举密报办法给了各级官吏又一次贪污机会,“因为密报物资的范围很宽,数目很大,又无案可稽,报来以后,可以任意以多报少,或全部吞没,毫无问题”;“而且密报查封的物资,不少系被挟诬报,损害私人利益,尤属巧立名目劫夺民资”。

  为了缓和舆论对接收中大规模贪污舞弊情况的批评,1946年6月,由监察院牵头,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参加,组织接收清查团,赴各地清查接收情况。然而此时已是接收一年之后,接收人员中的贪污者有充分的时间在原始表册上做手脚。清查团在武汉清查时,“有的声称原始清册已经上交到南京去了,有的干脆什么清册也没有,最好的也只有接收机关自己造具的接收清册。三百多个单位的接收,全部都成了一笔无底帐可查的湖涂帐,而原来投降时移交的日本人都已经离开原单位不知去向,无法对质。”而且清查团所管地区广大,人员不多,时间紧迫,在清查过程中,各地又有各地的借口,如东北借口战事紧张,台湾借口光复不久,上海借口国际观瞻,两广借口地方情形复杂,使真正的清查工作困难重重,与社会和舆论的期待相距甚远,但各清查团都承认了接收中贪污舞弊行为的存在。上海清查团团长张知本公开谈到接收中的弊端为:1.政府接收处理政策失当;2.接收机构众多,组织散漫,致骚扰凌乱;3.处理工作迟缓,接收物资或隐匿盗卖,或腐烂,未能充分利用。致战后工厂倒闭,生产衰落,物价腾贵,人民生活不堪其苦。北平清查团认为,接收工作“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关于各部会之派员来平,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实际上,虽然清查团浩浩荡荡,真正因涉嫌贪污被处理的官员却不过寥寥数例。根据公开报道,被处死刑的官员只有军统局少将秘书叶燕荪,海军驻津专员刘乃沂,沈阳市工务局局长李荣伦,江海关帮办尹兰荪等。另据杜建时回忆,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仅贪污黄金就有400两,清查团到天津后,张“做贼心虚,唯恐有人告发,心神不安,坐立不宁”。清查团离开的次日晚上,张即突发脑血管痉挛,晕倒地上,几乎丧命,张贪污之事亦不了了之。难怪曾有国民参政员呼吁,“经此查而不办,使贪污者胆气愈豪,变本加厉”;要求“政府立即宣布清查结果,并将舞弊有据者克日拿问,明正典刑。”然而也只能说说罢了。

  尽管国民党表面上冠冕堂皇,表示要惩处接收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但此种行为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制止。张东荪曾在记者采访时说:中央接收人员在收复区未能得到人心,蒋主席的皇皇布告,虽然说杀无赦,而始终没有掉下一个头来。在公共场所百分之九十五谈起来没有不感喟的。吴国桢认为,蒋介石“并不充分了解接收中所发生的一切,因为他被其它更紧迫的问题所困扰”,尤其是中共问题。蒋介石以为只要“发动社会力量,调查检举囤积居奇、贪污不法的,惩办几人,便可挽回人心”,实际上,普遍的接收舞弊不仅腐蚀了国民党上下干部队伍,使其大失奋斗之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丧失民心,真正成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正如当时舆论所说:“在这短期间内所揭发的舞弊案,几乎充满了报纸每天的篇幅。舞弊的角色包括不只一方面,舞弊的花样更是光怪陆离,使人头昏目眩。这究竟是何等社会?何等政治?真不能不叫人心痛心寒。”“一年来的混乱堕落,在光荣的鲜血上布满了可耻的污迹。抗战八年所得的成就,这一年就几乎丢光,真是伤心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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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发表于 201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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