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美国时代”加速东西方共同治理已不可逆转 - 小纽约网

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都在思考一个世纪性问题：“后美国时代”是否已经到来，它会将世界引向何方？经过这些年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和调整，答案恐怕是“后美国时代”不仅已经来临，而且开始加速形成。

时代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如果非要确定“后美国时代”到来的临界点，2008年发端自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历史拐点。而2017年则是“后美国时代”加速发展“新的历史起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上升，使世界力量“大趋同”从量变逐渐走向质变，这不仅说的是经济实力的趋同，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竞争。

从2016年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到2017年初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向全球性强国迈进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中国的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开始全面参与和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这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就经济总量而言，以目前的经济增速，中国GDP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其他方面的赶超也在提速。放在全球范围，中美实力的接近是在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提升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

从思想层面看，美国所代表的以资本马首是瞻的全球治理思想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所代表的思想及创新全球治理的一系列中国方案，正在赢得全球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基辛格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外交评论家扎卡里亚称，“后美国时代”并非关乎美国的衰落，而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这话有其客观的一面，美国在军事、经济诸多方面依然是超级大国和守成霸权。然而，由于世界力量格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大变化，“美国世纪”终结已成事实，国际秩序调整不可避免。“后美国时代”全球治理将从“西方治理”一统天下，不可逆转地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各国的共同心愿。

当前，全球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入新时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势力的博弈加剧。颇有意思的是角色“大调换”：坚定支持全球化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年全球化的发起者和主导者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却站到了全球化的对立面。这是“后美国时代”常常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其深层次原因。

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的认知完全不同，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既定轨道，美国得益少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竭力要修改国际经济规则，重新分配全球化利益，并刻意把中国等排挤在外。

美国现在退出了TPP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开始重新谈判美加墨NAFTA自贸协定以及与中国、韩国、德国等重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安排，无不表现出其“精致利己主义”与全球化的格格不入。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维度看，不管美国如何调整自己，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贯穿“后美国时代”，全球化继续发展是历史之必然，符合世界各国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其大趋势不会逆转。

全球化新时代也好，“后美国时代”也罢，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世界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转变。美国在全球极力推行数十年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治理方案已经被历史大潮所抛弃。相比之下，中国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远景目标，得到各国的广泛欢迎和高度重视。

“后美国时代”世界安全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年来，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存，相互竞争。前者充满矛盾与变数，后者内涵与外延丰富，充满张力。我们相信，世界大势一定会朝着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方向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势头看好。

二战以来，虽然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存在，但美国以其为中心建立了众多双边、多边军事同盟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全球安全体系，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全球利益的拓展。几十年来，美国是唯一具有全球投放军事力量的国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不计其数。

然而，“后美国时代”世界力量格局变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美国在全球声誉的急剧衰落，表明靠美国做支撑的全球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不仅难以维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宁，连自身的安全也漏洞百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同盟关系的苛刻要求，已经开始损害和撕裂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

当然，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网络是美国经营数十年得以建立、巩固的，与美元货币体系一起，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重要支柱，不会很快消退。而且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得到加强。世界安全体系的转变将明显滞后于“后美国时代”的发展。

除了双边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外，G20、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东欧16+1机制等各种形式的合作伙伴模式遍及世界五大洲，并呈不断扩大之势。这种非结盟、开放式、相互平等、寻求合作安全的模式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广大发展中的中小国家。

最近中国与东盟会议虽有美、日等从中作梗，但会议还是就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达成了一致，这说明有关国家对新安全观是有深刻认识，也是有一定共识的。

进入“后美国时代”以来，我们目睹国际秩序转换期、全球治理调整期、世界经济转型期三期叠加;全球化遭遇制度性危机、思想危机和经济危机三个危机叠加，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政治动荡，从而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沃土”。加上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纠结加深，“后美国时代”看来不会风平浪静，需要各方持续做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