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族聚居区，也就是南疆，和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还是就业率和经济问题。从人均GDP来说，地广人稀的南疆是中国最低一档，比贵州还穷，和甘肃几个生态崩溃的地区相当。这样的地方失业率高是个必然。顺便说一句，这里的生态并不太差，伊犁等地方可以说是千里沃野，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资源水平可能还好一些。
失业率高，就该外出打工。但维吾尔族也是1000万人口的大民族，相当于内地小半个省了，但外出打工的人数还不如内地几个大县。如果把县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看的话，在2000年-2010年之间，中国起码有1/3的县靠打工者汇回来的钱维持整个县的经济平衡，不至于流出的现金多于流入的现金。维族在这1/3的县里也算落后的，偏偏在打工潮中还落后，产生今天这种局面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这和打工者的特性有关。
打工这种事，往往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扩张的。因为农民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认识，不会贸然地付出时间和金钱去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一般是老乡发现了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工厂，发现这里能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然后回去发动老乡来干。春节回家的时候，老乡之间也会交流，发现你那边不错就跟过去干。
像我老家，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就有上万壮劳力在西部的钻井队干，这就是最初几个人带动的结果。北京天津近郊，有许多新形成的棚户区，一个片区里全是老乡，来自一个县甚至一个村，做同样的小生意。农村从没出过门的年轻人到这种新形成的村落里生活，就像在老家一样自在，还能赚钱，这就是先出去的打工者给同乡降低了打工门槛。
现在高铁这么发达，铁路收费这么便宜，为什么相对收费贵，时间长的大巴还有生意做？就是因为中国打工者往往是成群结队出去，不是从家乡出去就均匀分散到全国各地。在这些打工聚居区和老家之间，需要大巴做点对点的交通，让他们不用换车就能带许多行李，直接从村口工厂宿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大巴车头上印着的起终点。过去十多年，许多大巴的起点不是某市，甚至不是某县，而是某个县的XX乡、XX村。终点也往往不是某个大城市的中心客运站，而是郊区某个偏远客运站甚至城中村。这样的大巴能盈利，说明他们基本不靠沿途客流，全靠点对点的交通。而这种运输线的存在，也说明了先出发的打工者给同乡开创了相对廉价、方便的交通线，让从未出过门的年轻人也能到大城市赚钱。只要你还能看到这种从某县某乡开到某个大城市郊区的大巴，只要你在城市边缘还能看到几十个打工者聚在一起，带着大量行李等车，就说明中国许多打工者还在以籍贯为单位生活，靠老乡关系寻找工作机会。
回头说维吾尔族的打工问题。南疆是和中国发达地区距离最远的一处人口密集区，维族人打工还有语言障碍。可以说，从地理和文化上看，这里本来也应该是外出打工最难的地方。然后我们考虑上面那个打工者互相引领的因素。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地区错过一步，就会步步错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没人领头出去打工，没有在打工潮的早期培养出这种点对点的交通线和信息流，接下来敢走出去竞争的青壮年就越来越少，和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积累了二三十年，就会对地区经济产生很严重的影响。80年代初，中央错误地废除南疆的强制汉语教学；年南疆铁路修到库尔勒就停下来，这都是后来南疆出大问题的重要因素。
3、下岗与砍刀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维族独有的问题。只能说在维族地区比较严重。
大家对砍人的威胁最直观地感受应该是今年昆明火车站的恐怖主义事件。但在我的记忆中，对砍刀威胁更直观的认识是90年代到2005年前后全国的治安崩溃，以及黑社会借着帮政府拆迁的机会迅速崛起、半合法化乃至和基层政权结合。那个时候民间有一个著名的打油诗，总结中国四大害，就是公检法、地国税、东北小姐、黑社会。为啥要强调东北来的妓女和黑社会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东北大下岗，同时经济崩溃，整整一代青壮年没有出路，在本地打零工一天赚不到10块钱。尤其是县城和镇上的工人后代，连土地都没有，如果考不上大学，又想给家里赚点钱，最直接的出路就是到内地卖淫和砍人。
卖淫不说了，砍人往往就是跟上在各地已经“混社会”的头领，去霸占各种边缘行业。给开发商拆迁，打砸抢算是高档工作，一般就是霸住搬家、农产品收购、小商品市场等边缘性行业，收保护费和提成。有人不服就打，有同乡团伙来竞争就砍。一般市民看到的是这些东北口音的人每天在地盘上闲逛维持秩序，在各种大排档喝酒打架，也能听说这些人聚在一起几十人拿刀乱砍。直观的感受就是：“黑社会都是东北来的”。
其实许多黑社会的本地化色彩很浓，只是那几年东北青壮年供应充足，在十几个省份的黑社会一线冲杀，所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期间无论是抢地盘的斗殴，还是反抗黑社会引发的冲突，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砍死在城乡结合部，也不知道有多少东北男青年再也没回到故乡。你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
我说也算。因为从动机上来说，东北汉子虽然个头大一点，但也不是凭着能打，不是因为学过武术才出来吃这碗饭的，而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绝望，拿自己的命不当回事，才出来混社会。我不相信当地的人真的就打不过东北人，更何况人多。大多数向黑社会让步的人只是因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放弃自己的正常生活，不会像他们那样玩命，才允许他们在正常行业的利润中拿一部分的。所以，他们符合恐怖主义的“亡命”、“用不要命来换取让步”特征。
从效果上说，黑社会得到充足、廉价的打手供应，让城乡结合部的治安失控，带坏了许多本地中学的风气，威胁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这当然可以算高失业率带来的恐怖主义。
实际上，当年遍布全国的东北黑社会和现在的维族恐怖分子，不仅在效果上像，在起因上也有一定的关联。打开中国地图，我们看到，东北和新疆是两个明显的突出部，和内地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交通障碍。90年代普遍的国企破产和大下岗，对东北和新疆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东北的惨状我就不说了。关于新疆，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数据：
“1995年新疆城镇就业人口349.7万人，5年后的2000年反而下降到318.4万人。这5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58.6万人，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4.7万人，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合计减少73.3万人。而2000年全疆城镇人口也不过624万多一点。
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4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1997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1.3万人……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5.89%下降到4.55%，实际人数也从26.5万人下降到24.9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
1990年到2010年是中国全面工业化的20年。这20年开始的时候，在内地县城当一个工人还是很荣耀的职业，需要求人送礼才行；到这20年结束的时候，到流水线上当个工人，每月按时拿工资是内地年轻人最底限的选择，是没有其他出路才去干的事情。但是，这从上面的数据看，维吾尔族的工业人口不仅没有跟着整个中国一起增长，反而收缩。此消彼长，和内地整整拉开了一个时代。这就是恐怖主义的经济土壤。
还是看中国地图。东北和新疆都是中国本土的突出部，但东北的铁路发达，新疆到上周才有第一条高铁；东北到内地可以坐几百公里的火车，或是坐几个小时的船，新疆只能是坐几千里火车或者飞机；东北人都说汉语，南疆的维族年轻人因为80年代的反动政策很多不通汉语。所以，同样是90年代大下岗，同样是年轻人没有出路，东北通过20年的转型虽然还不算发达地区，至少已经不再输出砍人的黑社会了，南疆的问题却一直没解决。但同在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东北人是同胞，新疆人就不是。同时，绝不能把整个少数民族当敌人，更不能歧视。恐怖分子的幕后黑手就希望能制造出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杀。
4、客观看待落后民族
从社会发展层次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发达工业时代，维族地区还停留在农业时代，我们和南疆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了，还有文化。我们到南疆去看，他们不仅是穷，而且似乎也没有打工赚钱的意识。懒懒散散，有钱就花，没钱就闲着。于是有人下断言，说他们懒，他们狡猾，他们天生就想不劳而获，活该受穷。
这话我听着很耳熟。因为90年代初，几乎所有报纸说起那些吃救济的山村，都是一样的口气，抱怨他们把扶贫的牛杀了吃肉，把扶贫款换酒喝，说他们吃救济是天生的。你们在座各位可能没有记忆，但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当年的报纸，当年的杂志是不是经常这么归纳中国贫困问题。
实际上呢？实际上这话也不算夸张。90年代初，我对中国农村的记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遍布台球案子。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也就是百十个青壮年，往往就有三四个爆满的台球室，壮年劳力天天围着这里打球聊天，生很多孩子，就是不出去打工。实在娶不上媳妇就琢磨着卖房子，花钱买一个。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这些人的后代去抱怨少数民族地区了。可见对所谓“劣根性”的抱怨无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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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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