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巧，正在参与一部此类题材的剧目的前期工作，所以这两年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查了不少资料，和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也沟通了很多次。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公益宣传活动而已。因为战后从上海离去的犹太人，大部分都去了欧洲和美洲，到以色列的极其少，因为以色列当时仍然处在战争威胁之下，而不少到上海的犹太人，都是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时岁月侥幸存活，不少人不愿意继续受罪了，所以就没有去或者直接去以色列，甚至不少人当时都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无法存活。当时以色列的犹太人除了一部分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很多是从欧洲被“动迁”过去的，因为虽然二战结束纳粹溃败，但是很多欧洲国家还没能彻底肃清反犹主义，尤其在一些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尽管犹太人在战时曾大批加入抵抗组织协助苏军推翻纳粹占领，却依然无法在地方上和政府内获得平等待遇。苏联本身也是一个反犹倾向严重的国家，沙皇时期就曾大肆迫害犹太人，迫使大批犹太人背井离乡，二战后，因为担心早期和纳粹勾结的丑事被重提，同时为了预防犹太人进行“跨国串联”，所以苏联也以“纳粹合作者”的荒唐罪名，驱逐了不少新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犹太人。
然后，严格来说，“上海庇护犹太人”并不准确。二战期间犹太人逃往上海，很多并不是有意前往。一直到1939年欧战爆发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还不是彻底全面的，尽管有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但是当时大部分犹太人，尤其是妇孺老幼，只要有“离境签证”（Exit visa），就可以从正规渠道离开纳粹控制区（但是身上不能携带多少财产，基本上只够维持大概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至于具体去哪里都可以，所以当时犹太人逃难的最大问题，是哪里可以接收他们。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欧美国家，要么出于明哲保身，要么出于国内反犹势力阻挠，都拒绝大批犹太难民入境。而上海当时根本不能算中国管辖的地区——除了英美法租界以外，都是日占区，中国政府对上海除了一些邮政电信业务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控制，包括出入境控制。码头虽然在英美租界范围，但是“租界”只是“租用”，租界当局并不握有主权，所以也无法进行出入境检查工作。因此上海成了当时全世界几乎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都市，也就导致了大批犹太难民的涌入。这些犹太人的逃难路线，多数是从欧陆经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希腊，走水路辗转来到上海。
有知友可能会拿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史实来质疑我的说法。的确，何领事在一年半内大约发放了2000多张签证给以犹太人为主的德奥难民，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签证只是“离境签证”，而且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几乎全被日军占领，而走陆路则需要中间各国和地区的入境签证才行（有部分东欧犹太人是通过苏联到达哈尔滨然后再抵达上海的），所以这些犹太人能不能顺利进入中国，何领事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过犹太人避难历程的，就知道除了何凤山领事以外，还有一位亚洲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日本前外交官二战期间从立陶宛救出数千犹太人。当时欧洲有很多的犹太经学院（Yeshiva），绝大部分都毁于战火，但是其中一家比较有名的密尔经学院（Mir Yeshiva）就是从杉原手里获得了全院人员的签证，然后陆续抵达日本，再全体辗转到达上海的。这个经学院的人员最后都躲过了战火，战后迁去美国，后来又在以色列开设分院。我查到的一些史料还记载，不少从杉原手中获得签证的犹太人，抵达日本后，基本上过着正常的生活，甚至过境签证到期都没有被遣送驱逐，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为了防止西方人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其战争计划，开始驱逐疏散在日非邦交国外国人时，才离开日本。
即使在上海，日本占领当局也极少对犹太人施加迫害，直到纳粹德国强烈要求日本当局解决在沪犹太人时，日军也只是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也被称为“上海隔都”（Shanghai Ghetto），相对松散地将犹太人限定在该区域内居住。有一个说法是日本当局当时还做着和美国可以和平休战后，利用美国犹太人的雄厚资金来建设在华和东南亚殖民地的梦，而且亚洲的仇犹心态不严重。不过从这些史料来看，日本的倒真的是几乎主动地“庇护”犹太人。上海或者说中国当局，其实什么也没（能）做。
当然，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犹太人定居点都在被摧毁，犹太人被集体迫害屠杀之际，那些侥幸逃脱魔爪的犹太人，自然是会对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收留他们的地方，产生一种眷恋之情的。我就在资料里看到过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当这些垂垂老矣的犹太人终于又可以重返上海，找到童年时他们居住过的街道楼房甚至是儿时玩伴时，有些人还能用几句上海话招呼他们，或者还记得是怎么生煤油炉子或者煤球炉子的。
所以，“谢谢上海”四个字，我相信很多犹太人（的后裔）的确是由衷地说的，但是我们如果毫不客气地就接下来，就有点不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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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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