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四翠是十九年前，虹桥路的一个保姆劳务介绍所里。我胸前用婴儿袋兜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到这里来寻找住家阿姨。混血的儿子长着大眼睛，见人笑嘻嘻的，很招人喜欢，劳务所求职的阿姨们涌上来逗着孩子，都愿意跟我走。隔着一排人我看见了她，矮矮的个子，笨笨的不说话，只是傻笑着，我突然心动了一下，就决定了选她。
那一年四翠刚三十出头，离开安徽老家到城里当保姆。我一直记得那一天她穿的衣服，劣质的咖啡色外套，她拎着一个旅行袋努力跟在我和我先生的后面，我们都是高个子，步子大走路快，没意识到她几乎是一路小跑。法国老公惴惴不安地说，他从来不知道上海是这样选阿姨的，有点像个，劳力市场！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出这个词，他很难为情，因为这和一个法国人对人权的尊敬有点差异。
决定要写写四翠，是因为最近出了一个热词“低端人口”，那些从乡村到城市务工的人正在作为低低口人群被城市驱赶。在读到大量刷屏的文字时，我总是会想到四翠，这个和我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乡下女人和她的家人。
四翠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和弟妹都和她一样到城里来当保姆。她的老公在城市工地上作泥瓦工，两个儿子留在老家让她的父母带着。和她的弟妹和妹妹相比，四翠是幸运的，她读了几年小学，能写基本的字，而她的弟妹和妹妹，都是文盲。
四翠到我家的第一个月，瘦了十斤，晚上不断起来照顾婴儿让她睡不好觉，但她从不抱怨，实心实意地爱着孩子。记得儿子一岁的时候，总是要乱扔东西，不让扔就大哭。为了作规矩，我让孩子哭个够，不抱不劝。那时我必须把四翠关在房间里不让她出来，因为她受不了孩子的哭声，一定要来抱，结果现场的情况就是孩子在外面哭，阿姨在里面哭，哭成一团。儿子大一点的时候，每年春节阿姨回家，儿子就痴痴的等在小区的门口，等着他的阿姨回来，那种执拗和想念，看着就让人感动。
如果没有四翠，也许没有我的女儿。和所有职业妇女一样，当得知有了第二个孩子时，我是非常矛盾的，繁重的养育孩子的工作，势必影响到自己的事业选择。在我犹豫的时候，四翠对我说，生下来我给你带。那时儿子刚刚大一点，四翠稍微能睡好觉，我说，你确定再来一次？她肯定地说，孩子一晃就带大了，没事。
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每年回欧洲，四翠都会跟着我们一起。记得第一次为她办护照，需要到她家乡所在的公安局办手续，那个县城的地方官员要让她交一万元的好处费，并警告她不许告诉雇主，说你的父母还在乡下，你说了，有他们的好看。这事让人如此愤怒，我找到了在公安系统高层的朋友，从省上到市里再到县上，一层层打招呼下去，才免掉了她被敲诈。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生活在底层意味着什么。
十九年，四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照顾着我的两个孩子长大，却没有时间陪伴她自己的孩子。孩子们视她为家人，出门会记着给阿姨带礼物，她过生日会给她买蛋糕，她不开心的时候陪着她聊天，生病时关心她的健康。四翠和她的同乡提及这些，总是忍不住要流泪，然后抱怨她自己的孩子从未给过她这样的关心。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场景，我是一个母亲，感谢四翠这么多年的帮助，让我的孩子能健康愉快地成长，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而同样是一个母亲的四翠，却在她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法陪伴在他们身边，她要靠外出务工挣钱来供养家庭。她缺席了她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他们小的时候，她无法给予她的爱，这种情感的缺失，是她和她的孩子之间终身的遗憾，但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孩子的错。没有人错，而事实却让人疼痛。
现在，四翠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她用多年赚的钱在家乡买了一个房子。但她的两个儿子却更愿意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他们在城里找了工作，结了婚，这一家人总算可以在上海团聚了。他们像所有离开故土的人一样，租下便宜的公寓，试图在上海这个昂贵而繁华的城市里，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我没去过他们住的地方，但我想，那应该就是所谓“低xxx“的聚集区吧。
这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女人，早已是我家的一分子。我可以把整个家放心地托付给她。如果没有她，我不能在有了两个孩子后重新开始职业生涯。记得在我作新星星艺术节最困难的时候，她有一次对我说，你这么累，居然没生病，没倒下，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帮助别人的善事，老天会看到保佑你的。她用最质朴的话，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开始离家。儿子要去美国上大学时，四翠帮他收拾行李，坐在一大堆的衣服中哭得像个泪人，当年她抱过的孩子，已经是个高大的男孩，比她高出大半个身子，搂着她，像搂着一个小女人。对孩子们来说，阿姨就是他们的亲人，是他们的第二个母亲。无论以后在哪里，他们都会爱着这个来自乡下的女人，记得她并照顾她。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写，我告诉了她“低端人口“的事，十七岁的女孩立即说，说这种话的就是垃圾，她的态度，让我欣慰。我想起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不可缺失的人，四翠和她的家人，送水的工人，长年帮我修空调的工人，为我装饰家的工人，没有他们的服务，我的生活立即会漏洞百出。
我有个大姑，解放前随她在国民党空军作地勤的丈夫去了台湾，姑父在一次事故中瘫痪了，大姑和许多当时住在台湾眷村的军人家属一样，只能出去帮佣，赚钱养家供孩子们读书。大姑在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家里帮过佣，她学到了这些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她把她的孩子送进了大学，送到美国读了医学博士，成为少将军衔的医生。我见过她，一个矮小的大气而智慧的女人，从没因曾经的贫穷而失去过尊严，失去过孩子们对她的爱戴。
贫穷不是罪过，贫穷的人努力挣扎，拼命工作，养活家人，让孩子受到教育，是更加令人敬佩和尊重的。对他们的歧视，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四翠渐渐地老去，当我的孩子们全部离家，她就会回到她自己的家庭，她是两个孙子的奶奶了。我总是对孩子们说，无论以后她在哪里，你们都不能忘记她，以后工作了，要保证她有个安宁的晚年，因为她是我们的家人，而我，作为一个母亲，在心里无数次想对另一个母亲说的话，就是谢谢。虽然我从没说过，因为她不习惯这种煽情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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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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