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在印度时，我住在一套阴暗的公寓里，埃德·莱恩是我的室友。他30 多岁，喜欢喝威士忌，是道琼斯财经新闻部的主管。

4 月中旬，埃德从阿富汗回来，他去报道了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民众的生活。他居然带了50 多张阿富汗地毯回来，还给我提了个建议：“你该去拍摄塔利班统治下的女人。”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拍？”我确实不了解，我对阿富汗的了解局限于在跑步机上读到过的《纽约时报》报道。

埃德说：“你是女人，你喜欢拍摄女性题材，而且现在还没几个女记者在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你应该去采访。”

我几乎从来没去过一个敌对的国家。阿富汗一直饱受战火蹂躏，先是20 世纪80 年代苏军的入侵，然后是塔利班和北方联盟之间的战争。双方仍在交火，但塔利班组织已控制了90% 以上的国土，承诺会终止战争、偷窃和强奸。他们推行极端思想，这意味着严格遵循《古兰经》——所有女人必须穿波卡，电视、收音机、音乐和笑声被严厉禁止。但我读到的所有文章都是局外人写的，作者都是西方人或非穆斯林人士。西方人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一个伊斯兰国家吗？在塔利班的统治下，女人过得痛苦吗？还是仅仅因为生活方式不同而使我们以为她们痛苦？

想在阿富汗采访和拍摄却极为困难。阿富汗被塔利班控制，几乎所有的外国大使和外交官都已撤离。作为一个单身的美国女人，我想拍摄当地平民。但在阿富汗，女人几乎不能在没有男性成员陪同的情况下离开家，而且拍摄任何生物都是违法行为。

在埃德的建议下，我立刻给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和几个当地非政府组织写了邮件介绍自己：我是自由摄影师，想拍摄塔利班统治下的女性生活境况。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几乎立刻就收到了回复。对他们来说，我只是无名小卒，也没有著名大媒体的介绍信，但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并答应给我后勤支援，因为几乎没有记者对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感兴趣。他们对我深表感激，并设法安排我在两星期内抵达阿富汗。

2

2000年5月我第一次抵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机场，从那里转机去阿富汗。

我带了一台尼康相机、一台哈苏宽画幅相机、一个手提箱。事实上，我有三个很大的疑虑：第一，我是美国人（美国当时正在制裁阿富汗）；第二，我是摄影师，而摄影在这个国家很可能被禁止；第三，我是个单身的女人，在塔利班的律法下，我应该待在我父亲家里，或在一个男性亲人的陪同下出行。

巴基斯坦是离印度最近的一个有阿富汗大使馆的国家，我去那里申请签证。

第二天早晨，我不知道该穿什么去阿富汗大使馆，但我知道朴素最重要。阿富汗女人会穿波卡，但西方女人不必。我穿了一套莎瓦卡米兹——那个地区传统的阔腿裤和长袖上衣，戴了垂到胸口的长头巾，这种头巾称作查朵或希贾布。我准备好文件、护照和照片。

埃德的话还在我耳边回荡：“不要直视任何阿富汗男人的眼睛；把头、脸和身体全部遮住；无论如何都不要笑，更不能开玩笑。最重要的是，每天都去办公室和签证官穆罕默德喝茶，以保证你的申请被转到喀布尔。”

3

阿富汗大使馆位于伊斯兰堡市中心的使馆区，签证办公室很小，与主办公楼隔开，有单独的入口。一个年轻人坐在办公桌后，对面放着一张破旧的沙发和几把椅子。他脸有些肿，戴着白色头巾，胸前飘着黑色的胡须，这便是穆罕默德（提示：文中出现两位叫默罕默德的不同人物。），显露着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苍老。当我走进去时，穆罕默德对我的性别表示出一丝惊讶，用眼神示意我坐在沙发上，便接着应付房间里其他男人——不管他们是比我先到还是后到。

他终于把我叫到桌前，他只会说简单的英语。我把护照递给他，思忖会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而遭到拒签。

“你结婚了吗？”他问。

“是的。我有两个儿子生活在纽约。”

他拿走了我的文件，让我三个星期以后再去。我点点头，第二天又去了，他似乎并不介意。我很谨慎，除非他先向我提问，否则绝不主动和他说话。头两天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第三天，我决定不再遵守埃德教我的技巧。

“你结婚了吗，穆罕默德？”我问他。

他半秒钟都没有犹豫，回答道：“没有。我母亲死了，所以我没有妻子。我无法找到。我哥哥们在找，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谈起私人生活时，他的肢体语言变了，他抬起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女人的问题明显让他感到既伤心又害怕——在那时的阿富汗，一个男人的地位部分取决于妻子给他生了几个儿子。

“但总有一个女人会是你的。”我鼓励他。

“太难了。”突然间他显得很脆弱，“没有母亲和姐妹的帮忙，一个阿富汗男人不可能遇到女人。男人和女人从不交往，我得靠家人给我找妻子。”

这时，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走了进来，穆罕默德不再说话了，我也低下头。第二天清晨，穆罕默德看见我的时候咧开嘴笑了。

“你的签证申请已经转到喀布尔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另一个塔利班成员面前和我说话，“你不是穆斯林，在这里可以摘下面纱。”

我戴上面纱进大使馆，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但我不喜欢在两个陌生男人面前露出头发和脸，甚至担心这些官员想从个性开放的美国女人身上占便宜。

“我还是戴着吧。”

那个周末，我去白沙瓦拍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难民营，它是用来安置战争期间逃到巴基斯坦的上千名阿富汗难民的。等到星期一我又出现在使馆时，穆罕默德的表情十分轻松，他微笑着，一举一动都好像是很高兴地在等我。我们一起喝早茶。

“喀布尔还没有你签证的消息。”

他很忙，周围有许多官员，所以我一直等到只剩我们两个人。

“你周末过得如何？”他问。

“我去了白沙瓦的阿富汗难民营。”我简单地答道，不知什么会冒犯他。

“你在伊斯兰堡住哪里？”

我闪烁其词，羞涩地笑笑，觉得不该向一个年轻的塔利班官员透露这种信息。

穆罕默德忽然前倾上身，往玻璃窗外张望使馆办公楼，看是否有人在偷听。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他低声说。

“当然可以，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要不影响我的签证。”

他紧张地笑了。“我听说在美国，男人和女人可以一起去公共场所，但他们不是夫妻。”他停了下来，又看了看窗外确定没人在听，继续说道：“男人和女人可以住在一起，不必结婚？”

我知道他这么问，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他的焦灼填满了整个房间。

“你保证我的回答不会影响签证？”我问。

“当然。我保证，不会。”

“在美国，不是夫妻的男人和女人也可以在一起，他们进行一种叫作‘约会’的活动，他们去看电影，去剧院看戏或去餐厅吃饭。男人和女人有时在结婚前就一起住。在美国，人们是因为相爱才结婚。”

2000 年5 月至7 月，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

我为什么在阿富汗大使馆对一个塔利班说这些！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我敢肯定他只听懂了10%，可他着了迷。“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可以互相触碰？”

“没错。没有结婚也可以。”我轻轻地回答。

“你结婚了，是吗？”他问。

我笑了笑，觉得能够告诉他真相了：“穆罕默德，我没有结婚。我和一个男人一起住了很久，像夫妻一样。”

他打断了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结婚？”

穆罕默德对我来说不再是个塔利班，我们只是两个20 多岁的人，正在互相了解对方。

“在美国，女人要工作。现在我正在出差，就是工作。”我说。

他笑了笑：“美国是个好地方。”

4

五天后，我拿到了签证。

汽车沿着开伯尔山口行驶，道路就像周围的地形一样崎岖不平，我看见斯平加尔山脉锯齿形的山峰刺进深蓝色的天空。几个联合国难民署的男性员工答应开车送我过巴基斯坦边境到贾拉拉巴德，再从那里去喀布尔。我们沉默地在这摄人心魄的、宛如尘世之外的景观中前行。

在巴基斯坦边境的托克哈姆镇上，每隔几英里就有一辆废弃的俄制坦克，上面弹孔密布。阿富汗美丽的自然景观无法掩饰它的荒凉。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空荡荡的道路两边是被炸毁建筑物的残骸，从头到脚裹在蓝色长袍里的女人们在尘烟中出没。孩子们用铲子填补路上的坑，司机们则把硬币扔给他们。

贾拉拉巴德十分荒凉，建筑多是用黄澄澄的黏土砖盖的，我住在每晚50 美元的联合国宾馆里面，大多数阿富汗人一年都挣不到这些钱。墙上贴着联合国宾馆的规定：晚上7 点宵禁；

不要和当地人说话；所有行动必须由联合国宾馆的司机陪同；这是战区，如遇轰炸，请躲入房子后面的防空洞，里面有瓶装水、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我到浴室里脱掉头巾和长上衣。尽管我穿成这样，阿富汗人也还是盯着我看。我只有在淋浴时才能放松下来。

联合国难民署的职员把我交给残障项目（简称CDAP）工作人员，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目的是帮助被地雷炸伤的阿富汗人恢复健康。苏军曾在阿富汗境内埋了上万枚地雷，抵抗苏军入侵的阿富汗游击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就是，地雷不断炸伤偶然走过的平民，导致他们失去手脚。

我是摄影记者，应该到喀布尔的外交部去登记，但我决定先到农村去冒几天险。假如外交部知道我的存在，他们或许会禁止我去某些地方，或派个塔利班官员跟着我。CDAP 工作人员调给我的陪同，一个是司机穆罕默德，另一个是翻译瓦赫达特。他们两人设计的考察路线很长，要带我去洛加尔省、瓦尔达克省和卡兹尼市，这样他们就能介绍平民给我认识，其中有地雷的受害者、寡妇、医生，还有一些家庭。

地雷受害者

阿富汗是部族文化的社会，女人们被限制在一个大圈子里，只有女人或男性亲戚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我知道，一旦见到穆罕默德，我就不可能对那些女人们进行真实的采访了。

穆罕默德40岁出头，深棕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撮白发，留着黑色的长胡子，传统的普什图族男人一般就是这样的打扮。普什图族是阿富汗人口最多的部落，也被认为是最保守的。塔利班主要由普什图族人构成，也有些成员是塔吉克人或哈扎拉族人。穆罕默德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那些皱纹诉说着他所经历过的战争、压迫和贫穷，几乎看不到年轻时的样子。

作为我的“陪同”，他得陪着我这个单身女人，无论去哪里。一踏进阿富汗，我就绞尽脑汁思考怎么化解塔利班的拍照禁令，塔利班禁止拍摄任何有生命的物体，更不要说妇女。我所见的景象灼烧着我的眼睛和灵魂，可我非常害怕坐在车里偷偷拍照可能带来的后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张张“照片”溜走。

在这个国家，机枪比相机的普及程度高，每拍摄一张照片都意味着需要与我的陪同以及拍摄对象进行复杂的谈判。我不会说波斯语和达里语，得靠我的陪同来为我发声。我没有能力自己走入一个场景，进入人们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学会了如何观察别人，用眼神交流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亲切感。而在阿富汗，我根本不敢看着别人，我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和男人对视。尽管有数不清的规则和限制不能给妇女拍照，但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塔利班取缔了除宗教文件之外几乎一切媒体——电视、报纸和外国杂志，当地人知道我拍下的照片绝无可能让阿富汗人看到，因此许多阿富汗人，不管男女，都很乐意让我拍照！

5

我们在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行驶了几个小时，经过无边无际的褐色土地和成群的骆驼，开向我们要去的两个省。穆罕默德一边拨着念珠一边祷告，他的声音盖过了引擎声。我依旧没有拿出相机。我们先去了洛加尔省的一户人家，穆罕默德想带我看平常的阿富汗家庭。一个小孩子站在土房前的草丛里，这栋房子是这家人和他们40 多个亲戚一起建的。穆罕默德把一家之主找来。这里没有电话，我们来之前没通知他们。他介绍说我是外国记者，对阿富汗这个国家以及战后20 年的生活很感兴趣。很快，他们就开始烧水给我泡茶。

男主人允许我和家里的男性成员一起用餐，这对本地女人是不可能的，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不用遵守任何一条这个地方给女人定的规矩。

刚开始的20 分钟，我们都很不自在——显然，餐桌前的所有男人都没在外国女人面前吃过饭——除了4 岁的小女孩和上了年纪的姨妈。

我开始谈起家庭，这是每个阿富汗人都可以自由谈论的话题。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

大多数阿富汗男人都为有许多孩子感到骄傲，当说到有11 个孩子时，他们的脸都光彩熠熠了。

“那你有几个孩子？”他们问。也许在他们眼中，当时26 岁的我，孩子的数量早该是两位数了。

“一个都没有。”我回答。

大家都不出声了。我安静地吃完饭。关于孩子的问题折磨了我一路，甚至好几年，几乎让我羞愧得不敢去拍照了。

午饭后，穆罕默德带我去了一所秘密为女孩子开设的学校。塔利班禁止女孩子上学，但一些人迫切地想让他们的女儿接受教育，就把地下室变成了临时教室。地下室里有年轻女人，穆罕默德不能进去，但男主人带我去看里面的三个房间。年轻的女老师在地洞般的教室里教课，那里挤满了从附近村子来上学的小女孩，她们穿着绿色、紫色、橙色的衣服。老师看上去不超过25 岁，抱着个婴儿，旁边有一块黑板和几张手写的教案。孩子们坐在地上，只有几个孩子手里有课本。

一个外国人的到来让这些孩子和老师感到吃惊；我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把藏在包里的相机取出来，却怎么也拍不到一张看得过去的照片，居然有一半都失焦了！

返程时，我们开上一条山路，一直开到两山之间的一小块平地上，那里有一个水塘。人们祈祷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回荡。穆罕默德和我们的司机一早上都在祈祷，我鼓足勇气问他能不能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同意了。我很高兴能在一个开阔的空间看着他们祈祷时优雅的动作。穆罕默德站在陡峭的山峰之前，头顶上是碧蓝的天空，双手高举，左右扭着头。

从此以后，我便知道要寻找这样私人化的场景——当人们深深沉浸在他们的思绪中，就会忘了担心塔利班是否就在附近。我们又出发了，我注视着棕色的群山隐没于植被之中，像一叠皱巴巴的床单似的，房屋消失在地平线下。

正在做祈祷的女人

6

第四天，我们在黄昏时到了穆罕默德的家。金色的斜阳带着丝绒的质感，在弯弯曲曲的路上投射出长长的影子。我一直对他的家充满好奇。我们走进他家简陋的房子时，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女人们低下眼睛，表示对我的尊重，男人也不对我的到来做任何反应，只是把右手举到胸前微微前倾上身以示礼貌。穆罕默德带我穿过院子，走上三层楼梯到我的房间，就消失了。我知道不能去他家里和他家人谈话，这不合适。他早就和我说过，他很介意我拍摄他的女人。似乎他很害怕带我参观他的家，似乎我一定会偷拍些什么。

然而他的侄子、侄女、儿子、女儿，最终连他妻子都站在院子里，透过窗子盯着我看。我示意他们可以进来，不过我想这没用，没有什么可以打破我和他们之间的壁垒。最后，一个大约11岁的高个子女孩闯了进来，伸出脏脏的小手和我打招呼。我们不会说对方的语言，对话以握手告终。我觉得我像是个传染病病人，人们只是隔着玻璃看着我，同情我。

我刚到阿富汗四天，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战争把阿富汗“囚禁在太空舱里”，许多阿富汗人不知道新闻和技术的进步。这里没有外国报纸，没有电视新闻，甚至很少有电。我有些焦虑，感觉自己患上了幽闭恐惧症。我没法洗澡，汗臭从衣服里渗出来。我开始想念在印度新德里洛迪公园的晨跑，想念美国俱乐部的游泳池和下班后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喝的冰啤。那些我不曾意识到、深深爱着的东西，甚至无法觉察的东西——比如自由，我都想念。但当我伸开手脚躺在垫子上，我也想起了外来女性在阿富汗的优势：我永远能有和男性隔开的独立房间，这个房间很大，铺着地毯，有落地窗，没有家具。

我不用考虑我的外表，或看上去是否性感。在美国时，我在一些事情上投入了许多精力，这在阿富汗是浪费，没有丝毫意义。在衣着和思想上都融入这陌生的思维和世界观，对我是全新的体验。

事实上，过去几天当我走在街上，走进人们家里时，我开始喜欢厚实的头巾给我的掩护，它让我变得无名无姓，我理解了人们喜欢时时刻刻被遮住的原因。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换衣服时，我甚至开始感激我的陪同，当我让一个男性去控制局面时，我感到一种从没感到过的平静。

7

2000 年6 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喀布尔是座灰蒙蒙的城市。城里单调的建筑和幽幽的气氛告诉人们：阿富汗还没能摆脱苏阿战争的梦魇。城里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是被一场严重的沙尘暴掩埋：厚厚的尘土蒙着生锈的汽车，汽车则隐在残缺不全的土砖建筑里。这景象与乡村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塔利班对乡村的控制相对宽松，所以那里阳光充裕，充满生机。但在喀布尔，人人走路说话都小心翼翼。联合国的工人通常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员工，他们在胆大的外国记者面前小心翼翼、匆匆溜过，而当地人则绝不在公共场合和外国人说话。

我终于不得不面对外交部了，外国记者一进入阿富汗便需要来此报到。这就是别人告诫过我的阿富汗。我所有的计划都要经过一封手写的达里语信件批准，由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盖章，由一位法耶兹先生签字。

在外交部办公区，办公室的屋顶很高，戴着好几层头巾的男孩面无表情地在楼里进进出出。我等了两个小时，一边等一边喝很甜的茶。我曾经很害怕和塔利班官员打交道，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应付了。当法耶兹先生叫我时，我一点都不紧张。他不到28岁，身材结实，戴着传统的头巾，留着胡子。他欢迎我来到他的国家。

我低下眼睛回答：“谢谢。能亲眼看见阿富汗，是我的荣幸。我正在写一篇有关20 年战争对阿富汗造成的影响的文章。您的祖国非常美丽，法耶兹先生。非常感谢您批准了我的签证。”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去了三个省份，还在友好的阿富汗人家里住了几晚。

在一个翻译的帮助下，法耶兹先生和我讨论了我想在喀布尔市内拍摄的地点。他对我的背景和意图盘问了一番，我对每个问题都做出清晰的回答。我想我应该已经打动他了。

他说：“我希望你从美联社宾馆里搬出来，搬到洲际酒店。”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很怕臭名昭著的洲际酒店，因为它与外部隔离，门口永远都有塔利班的眼线。我搬去那里住时，一个客人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想办法拜访了一家女子医院和一个曾经遭受苏军轰炸的居民区。我拍摄了穿着很多衣服躺在老式产科椅子上生产的女人，以及在废墟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的人们。当我在乞讨的女人中间停下车，她们就站起来围在车窗前。她们鲜艳的蓝色波卡在灰尘和贫困之中已经褪成了灰色。

最后几天，我去拜访了一位叫阿妮撒的苏丹女人，她在喀布尔管理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已在阿富汗生活了好几年。见了她，我大大松了口气，我一直渴望能见到一个与我处境相当的女人。

阿妮撒带我去了喀布尔郊外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四个女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她们的波卡掀起，露出棱角分明的脸、白净的皮肤、清澈的蓝眼睛。她们都穿着带花纹的裙子，白色的漆皮皮鞋整齐地排在门口。我为能在波卡的笼罩下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惊讶不已。她们热情地微笑着，兴奋地带我们进屋。墙上挂着藤条编成的篮子和红绿相间的刺绣床单，窗户上贴着蜡纸，蕾丝窗帘在风中飘起。

联合国秘密地雇用女性向社区里的寡妇和贫困母亲教授职业技能，比如针织、缝纫、编织。她们坐在地上，一边喝着茶吃饼干，一边谈话。她们受过教育，和乡下的女人不一样，塔利班掌权之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她们为自己被剥夺了自由而沮丧。

一个女人说：“在每个阿富汗家庭，女人都是最贫穷的，她们只想着怎么抚养孩子。现在男人也要面对类似的问题了，假如他们的胡子不够长就会在街上遭到毒打，假如不祈祷就要坐牢。受苦的并不仅仅是女人。”

另一个人说：“穿波卡不是问题，不能工作才是问题。”

她们所说的一切都让我很惊讶。我幼稚地以为她们会首先抱怨波卡，但其实阿富汗女人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不能受教育、不能工作。这些女人也让我重新思考我所拥有的权利、机会、独立和自由。作为一个美国女人，我是娇生惯养的：我可以工作、独立做决定、自力更生、与男性发展关系、穿得性感、恋爱、失恋、旅行。

我在离开喀布尔的前一天去外交部找法耶兹先生拿出境证。

“欢迎！”法耶兹先生边说边让我坐下，“你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如何？”

我想起了签证处的穆罕默德，城里被困在家的职业女性，乡下的寡妇，条件简陋的妇产科医院。法耶兹先生坐在喀布尔宽大的外交部办公室里，那是全世界无数女性为之奋斗的东西。在阿富汗，塔利班允许我去做任何本地女人都不能做的事：和男性在家庭之外的地方一起用餐、交谈、工作。但有的本地女人过得也很高兴，她们在乡下烤面包，在清透的空气中照顾她们的家人。

我说：“法耶兹先生，我很爱您的国家。我只希望塔利班能够允许像我这样的外国人直接和本地人谈话。你们严格禁止我们和本地人交谈，这让我和其他记者很难写出正面的报道。”

“我明白。”他说。

我低头看了一眼瓷茶杯里最后一口绿茶，奇怪的是我觉得非常自在，希望这个时刻不要结束。

法耶兹先生说：“时候还没到。当我们觉得合适的时候，一定会邀请你再来。”

当我们的眼神相遇，我微笑着，法耶兹先生没有躲开我的视线。我喝了最后一口茶，起身离开时把头巾拉紧，裹住我的头和脖子，免得它在风中滑落，露出我的发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