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70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94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这种忏悔与耻辱感，在纳粹分子后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赖纳·胡斯得知其祖父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替祖父赎罪成为他活下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赖纳45岁时，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别墅，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疯狂！疯狂！”“他们用别人的血汗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绝育手术，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个恶魔”。她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曾数次离家出走。20多岁，曾三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后来移居美国。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但是，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在德国，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纳粹后代自杀，有的写书，他们知耻而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第4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道，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德国人是认罪的。

   他们怀着真诚的忏悔，勇敢地面对历史，向欧洲人民认罪，向所有被害国人民认罪，向世界公开宣布：永远不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1970年12月７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弯曲，跪下，向死难者发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在“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

   当时，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

   一位总理跪下去，一个民族却“站”了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使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向波兰人民俯首认罪：“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德国人不会回避历史，诺曼底登陆不但解放了法国，也将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解救了出来！”

   施罗德说：“由于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德国才得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

   就在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朝日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还引用了已故德国前总统魏次泽克的经典名句：“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不仅在道义上真诚忏悔，而且在经济上积极主动地支付战争赔偿。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的会议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应给予盟国战争赔偿，规定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战胜国家。

   据德国财政部公布，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年2月以后，还须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一直偿还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二战期间的战争赔款总额为1222亿6500万马克。

在对待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很是积极。

   1951年9月27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曾在议会上郑重提出：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

   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篇文章，称：

   1999年，德国决定从三方面继续做好对二战中战胜国的赔偿：战争赔款约1000亿马克；给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约1020亿马克；德国企业的赔偿额约为7550亿马克。

   文章称：“在平民受害的战争赔偿方面，联邦德国政府主动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分别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地向世界各国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公开提出要对世界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提出凡世界各国受纳粹德国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

   而且，就在2010年10月3日，德国用92年时间，刚刚赔偿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赔款。

   10月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付了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还完了最后一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的战争赔款。

正因为德国的认真反思、真诚忏悔、积极赔偿，才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重新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威望，赢得了信誉，使德国重新获得了饱受纳粹德国欺凌的欧洲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