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大约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无法在西语中找到准确对应的词汇，意思是祖先们一直生活的地方。就拿我自己来说，生于天津长于北京嫁东北男人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然而在年复一年的官方表格上却永远是籍贯苏州，第一页第一行，仅次于姓名年龄性别的位置。
这籍贯实在是从父辈沿袭下来的，父亲籍贯苏州。他生于苏州，长于上海，十九岁北上求学，之后定居京津两地，过世后亦葬在天津。但他一辈子乡音难改，口味不变，自喻苏州人。然而在我看来，只有住在苏州凤凰街老宅内的祖父母和姑叔辈者才是真正的苏州人，那里亦是我与苏州籍贯的唯一认同与联系。
也许是作为农业经济国的历史悠久？或是因为进入工商业社会略晚？还是忠孝节义的儒家文化植根太深？迁徙在中国有一种苦难悲苍的味道。闯关东下南洋背井离乡，没到万不得已人是不会离开脚下这块土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籍贯的认同对中国人一直都很重要，遍及天下的同乡会馆不仅在华夏亦在世界各国林立，乡党团体的背后是认祖归宗的强烈冲动。这在通商便捷迁徙频繁的西方社会是很难被想象和理解的，从古至今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欧洲人倘若像中国一样追溯“籍贯”，大约经常都会涉及到国籍的变迁。
我生于天津是共产革命改朝换代的结果。
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正酣，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席卷而来。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天下大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建立民主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口号瞄准了青年学生的单纯与幼稚，理想与激情。上海法国徐汇中学毕业不久的陆钦昀，拒绝了校长赴法国留学深造的建议，执意北上入读北京大学，又于一九四八年末更名改姓于民，决然投奔共产党华北解放区。
正值京津会战。数月后解放军攻克天津，精通英法语言的于民随即被分配到天津外事办公室参与外资收归国有的工作。奔腾的民族自豪感即刻唤起这位年轻人的无限激情，一吐多年租借地内二等公民的恶气，昂首挺胸走在洋大人面前，颇有一览众山小之气概。
尢大瑾一九五零年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英语系赴天津入学。之前上海交通大学共产党地下支部的大姐尢家珍和姐夫胡晓槐因逃避当局抓捕暗渡天津，作为战后接收大员执掌都市权柄。恰逢天津外办急需外语干部，尢家珍于是推荐小妹弃学革命了。
无需下回分解，苏州相公与小姐革命中相遇成婚有了我。或许是作为先进革命青年祖先已不再重要，亦或是传统中女儿无须承担延续家族命脉的重任，父亲居然没有让我加入本家的姓氏，而用他那随便捡来的姓为我冠了名，使我一出生便已和旧家庭决裂，同他一起逃亡革命了。
不错，父亲是抱着和家庭决裂的信念出走的，可原因并非革命。
贵为长子，特权与义务并存。祖父自父亲之后连生五女，直到中年过后才又得一儿。小叔的出世使十三岁的父亲失去了独子的地位。因祖父唯一的兄长无后，按孝悌家规，弟弟若有了两个以上儿子必将其一过继给兄长。一九四五年父亲高中毕业，小叔也已到了该启蒙识字的年纪，于是祖父决意要正式祭祖拜灶将父亲过房。我想祖父这样做是很有算计的。倘若小叔过去，就真正成了人家的儿子，而对年满十八的父亲来说则不过是个形式。更何况这位大伯年过半百家境殷实，城内有房城外有地家中有金银头顶有乌纱，唯缺一个能继承家业的儿子，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呢？谁知这如意算盘碰到执拗的父亲就硬是拨不动了。
父亲出生时祖父只二十有余，正是雄心勃勃志向远大之年，寄予这头生儿子太多的希望。陆姓家族历史悠久为苏州城里之大户，世代书香门第，很是看重进学读书一事。三十年代西学在上海最为时兴，父亲因此小小年纪便已独自寄宿上海教会学校。从英国基督教到法国天主教，十几年后走出租界时，虽模样俊成个上海小生，个性精神却早已成为一个“西洋人”。他蔑视传统中国的忠孝节义，主张西方的个性解放平等自由。这样的年轻人哪里肯接受被父母送给别家财主做儿子的主张？但他毕竟又受过博爱和理性的熏陶，看到祖父实在要领着年幼无知的小弟送与他人时又于心不忍了。无奈之际勉强过去给继父继母磕了个头，回身便一去不复返了。
父亲再次回家已是十六年之后。
在我出生不久父母双双即被调往京城外交部就职。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审查交代检举揭发思想改造下乡锻炼，虽一次次幸存却渐渐失意的父母勉强维持着一个体面的三口之家。生在新中国的我也在红旗下渐渐长大，告别幼儿园走进小学校，时刻准备着做一名共产主义接班人。然而就在共产党建国十周年之际，一场空前的大饥荒爆发了。饥饿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院墙内亦无法完全幸免。粮票布票油票...一连三年缩衣节食，到了一九六一年，京城里满街都是浮肿病人，而母亲恰在这时怀孕了。
那年夏天我刚从外交部西郊幼儿园毕业住回家里，虽然结束了屈辱的寄宿生活，却依然在食堂吃着清汤寡水的大锅饭。大肚子的母亲每天被允许买一小碟酱油煮黄豆，大约二三十粒，发出诱人的香味。父亲称这黄豆为高级营养品，是我一定不可以吃的东西。眼巴巴看母亲吃着高级营养品却依然一天天瘦下去的脸庞和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我很怕她会突然死去，因为不久前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的母亲死去了。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进入一九六二年，不想父亲突然宣布母亲就要离京到苏州祖父母家小住，惶恐伴随着一个特大的惊喜，父亲将携我同去探望，一并在苏州过春节，他说，等你放了寒假我们一起回家去。
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吗？我纳闷地想着。
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家，苏州都曾是我甜蜜的梦。寄宿外交部幼儿园的时候，很多小孩的父母都住在外国，他们有外国带回裙子花结巧克力；我的父母在乡下改造，唯一能给我安慰的就是苏州祖母寄来的粽子糖。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月都有小小的包裹从苏州寄来。记得早先的邮包要大些，除了粽子糖还有桂花糕枣泥饼一类，而最难忘的却要数那块粉红色的猪油年糕。每日吃大锅饭的母亲没有厨房，她不知从哪里弄回一小把面粉和几勺猪油，在过道点起一只煤油炉。年糕细细地切成片，沾了面糊从油里黄黄脆脆地拖出来，那味道啊，伴随着我从童稚到暮年，漂洋过海依然环绕。
猪油年糕再没有来过，想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厨房。包裹依然按时却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了粽子糖。猜想粽子糖因形状如粽子得名，分两种，透明的松子硬糖和粉红夹心的玫瑰软糖，前者寄来的数量多些而后者更好吃。父母都在乡下的日子里托人把糖送到幼儿园。老师有时会把糖收去，每天拿出一块给我，有时则任我自己收起，鼓鼓地藏在衣袋里。不久前碰到儿时的旧友，他提起曾吃过我给他的粽子糖，一时间又唤起多少早已依稀的记忆。
一、回家去
启程的时间终于到了。在那个梦想与失望多得不成比例的年代，我激动地享受到了梦想成真的喜悦。凌晨，刚刚入睡的我被父亲从暖暖的被窝中拍起，和一只沉重无比的大皮箱一起放到了胡同里黑暗寒冷的人行道上。我坐在箱子上看守，父亲转回家去又搬来同样巨大的另一只箱子，再转回家去搬来大大的旅行袋，再转回家去…我家小屋缩在东单民国老外交部大院里一栋写字楼的三楼上，从那楼里走到街上要十多分钟。腊月的寒风打在我的脸上，吹进棉猴的领子帽子里，钻进毛皮靴里的脚趾头上，就在我准备要放声哭嚎的时候，父亲终于搬完了最后的行李。他看着眼含泪水满脸委屈的我，胸有成竹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金光闪闪的奶油糖，说，马上就好，你再等一会，我到哪边去叫三轮车。
是真正的惊喜。不等父亲消失在胡同的黑暗里，漂亮的糖纸已被剥开，“咂”的一声，那浓郁的香甜竟使我全身心地沉浸到幸福之中了。奶油糖，外国糖，包着巧克力的外国奶油糖，啊！！！咂不多几下，又将糖吐回到亮亮的糖纸上，借着昏暗的街灯细细地看，再小心翼翼地咬下那么一点点…
三轮车吱吱哑哑地走近了，嘎的一声停了下来。父亲和那蹬三轮的老头先是一起搬上那些行李，然后父亲将自己搬进那些箱子中间，最后是我，被老头有力的大手举上车，快乐地坐在爸爸的膝头上继续嗦那块外国糖。父亲紧紧地抱着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三轮车很沉很重地走了起来，一张消瘦紧绷的后背在我们前面扭动着，两条踏在脚蹬上的腿吃力地把屁股从车座上顶了起来。头上带耳朵的灰色棉帽在风中啪嗒啪嗒地忽扇着，厚厚的棉手套紧紧抓在车把上，看不清那张脸，但我觉得他一定很老了。记忆中那时有好多老头在我们生活的周围，裁缝啦，鞋匠啦，熨洗衣服的啦，都被父母称作老头，母亲隔几天就会抱几件旗袍衬衫说，给老头送去。
车子停在了北京新车站的广场边上就不可以再向里边停了。我和箱子们一起被东倒西歪地放在地上，父亲大步流星去找搬行李的小红帽。
“小红帽还没有上班！”回来时的父亲脸色变得很难看，“现在我们要自己搬箱子了！”嗓音瞬间就变得有些沙哑。
实在很狼狈。父亲的策略是，他拎一只箱子到远处能看得见的地方，再回来拎另外一只，都拎过去以后，再向前挪一段。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出来了，广场上人越来越多，他不停地抬起手腕看表，嘴里时不时地嘟囔着“不着急，来得及，还来得及。”皮大衣的扣子已经敞开了，长长的围巾在胸口晃荡着，连皮帽子都歪歪的翘上去，看着他的样子，我也着急起来。
为了买这两张火车票，父亲几天前在东单火车售票处排了一整夜的队。那天晚上他没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给了我几张饭票就走了。我被陈里阿姨领回家住，第二天早晨去上学的时候还没见他回来，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在食堂看到他。听他说差十来个人没买到去苏州的票，只好买了到无锡的。我还没达到能够搞清这些地名的学历，反正知道可以走了，我沉浸在临行前的欢乐之中。
北京站的大钟又跳了一下，还差十五分钟了。试着去拎那只旅行袋，拎不动，我用尽全力在地上拖起来。父亲没有阻止我，他早就停止嘟囔，已经开始冒汗了。我对北京站一点也不陌生，几年前刚建成的时候父亲就带我来参观过，那条自己会跑的电梯简直比中山公园里的转盘飞机汽车还好玩儿。我还和母亲一起来过北京站，是乘火车到天津去看好婆和姨妈，进到楼里后还要乘电梯、穿过检票大厅、走下长长的楼梯进站台，十五分钟…十分钟…算了吧，我想，一定走不成了，等会儿再叫三轮回家，楼里的孩子会说你不是去苏州了吗？又吹牛吧？不过我真的吃了一块外国的带巧克力的奶油糖，糖纸还在口袋里...
拥挤的广场前方突然一阵骚乱。父亲停下来向那边看去。他惊讶地喊了一声，“有小红帽了！”便不要命地跑了起来。
一辆小红帽的推车奇迹般地停在了箱子边上。小红帽看看票，几下安放好行李就飞跑起来。没有上电梯楼梯，没有进大厅检票，我跟着父亲、跟着飞跑的小红帽没头没脑气喘吁吁地跑着，竟然就停到了火车车厢的门口。列车已经开始关门了。
父亲和我随着一堆行李被推上列车，我们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车窗外已经不见了房子街道，只有空旷枯黄的原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父亲不说话，他又开始挪动那些箱子和行李了。还是我守着一堆，父亲拎走最大的一个。从我站的地方能看到车厢里面有很多人，“劳驾，过一下好吗？过一下，...对不起对不起了....谢谢...”我听到声音嘶哑的父亲不停地说着，声音越来越小，终于身影也没在人群中了。
等了很长的时间父亲才转回来，很疲惫的样子。我告诉他东西被乘务员叔叔搬过了，为了给过往穿行的人腾出一条路，我也要站到车厢的里面一点，那边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不安全...父亲一边说着好、好、这样好，一边又提着行李走了。他说我们的车厢在后面蛮远的那节。我紧紧把着车厢的门框站着，盯着剩下的东西。我懂得这些东西对我们很重要，早上起床的时候父亲把他和我刚盖过的那两条棉被都装进旅行袋里了，这只袋子就在这里放着。我一定不能没有棉被！我很怕冷。
原先住幼儿园的时候，冬天晚上睡觉前夜班老师都会检查被子。抱着被子的老师看到谁被子薄了就给加上一条。大约我的被子正好不薄也不厚，所以有的老师怕冷就会给我加一条，有的老师怕热就不给。每当没有得到加被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的冷下去，那种没有希望盼头的冷，特别是脚趾头，总也暖和不过来。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像特别冷，抱着被子的老师从我床前匆匆而过，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后来灯关了，老师们走了，别的孩子好像也睡了，我就悄悄溜下床跑到垛被子的地方，很高地爬上去用力扒下来一条，然后拽着被角一路拖了回到我的床上。没人发现，暖暖的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老师收被子时也没发现，那以后我就再不怕老师不给加被子了。
听到父亲声音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座位边角上靠着一个叔叔瞌睡。随着又一长串的对不起、谢谢之类，父亲把我这最后一件行李拎走了。
“这些人为什么都站在这儿？”
“他们没有座位。”
“他们为什么没有座位？”
“他们没有买到座位。”
“那我们有座位吗？”
...
父亲和我坐了下来，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所有的疲惫一下子就消失了。棉猴脱下了，车厢里暖烘烘的，很舒服。
盒饭上来了，一个个灰色的铝饭盒滚烫地装在推车里，饭菜暖烘烘香喷喷的味道扑到脸上，乘务员喊着盒饭的品种和价格。还有比这更快活的吗？在火车上吃饭啊！和如今被人痛恨的盒饭绝对不同，那时的盒饭真是好吃，不光有白米饭，菜里竟还能吃出几片肉呢，父亲给我买了最贵的那种。我用一把扭曲的铝片羹匙将肉片扒拉到饭盒的角上，先把炒白菜和米饭拌在一起吃完，再慢慢吃那几片肥肥瘦瘦的肉，最后依依不舍的将饭盒还给乘务员。拿过饭盒的手变得黑乎乎油腻腻的，我从兜里掏出一块漂亮的花手绢慢慢擦干净，再把手绢叠成一只小老鼠。
当然还有比吃饭更令人振奋的事，我们要在火车上过夜。我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今晚不睡觉。他点点头嗯了一声，竟然就这样答应了。难道小孩真的可以在夜里不睡觉吗？住幼儿园的时候天刚一黑我们就被搞到床上去了。厉害的夜班老师一边关灯一边恨恨地喊着，谁也不许闹！随着“碰”的一声关门，我们就在静悄悄的黑暗中等着，等着老师哒哒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等着那个最胆大最先憋不住的家伙冒出来。可能是一声狼嚎，可能是一个口哨，整个卧室顿时喧嚣一片，“她走啦！”我们一起大声喊叫，跳下床来奔跑，咣咣敲响一切可以发声的东西…直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啪的一声灯被打开，枕头被子鞋子统统飞起…终于“哐铛”一声门被打开了…噢，和火车上的夜晚相比，那些激动惊险的夏夜实在太孩子气了。在这里，我们要跨长江过黄河，那些在故事里在课本中在大人孩子嘴巴里津津乐道的地方，我就要亲眼见到了，那是怎样的骄傲。
我兴致勃勃地期待着幻想着，直到从熟睡中惊愕地醒来。火车停了，车箱内灯光很刺眼，窗外漆黑一片。
“已经到了吗？”
“没有，在过长江。”
“怎么停了？”
“要把车箱一节节卸下来装到船上去。”
“嗯？”我迷迷瞪瞪地看着父亲，发现周围好几双眼睛都在看着我。
“你为什么站着？”问话的时候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叔叔也在父亲旁边站着，他还在笑。
“看看你自己睡成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坐的下去？还不快起来。”
难道我一直躺在这里睡觉？“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呢？好了，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是呀，我刚听见有人说今晚不睡觉的，可后来就怎么也叫不醒了。”叔叔做出个怪象。
我不好意思地揉了揉眼睛，还是不懂火车为什么要停下来。把火车拆开来装船？怎么可能？没有桥吗？于是两个男人就慢慢给我讲了起来。从车头车箱到铁路，我由此知道了三件事，一是长江水流很急没办法建桥，二是火车可以被拆开，三是火车过江可以用船。
我们停在这里好久，晃几下停下来，又晃几下又停下来，都说是已经上船了。后来船走了起来。父亲说中国以长江分界，过了江就是南方，就是我们的江南之乡了。“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父亲轻轻拍打着我的肩头低声吟诵着，我抬头看他的眼睛很担心会有泪水流出来，就歪过头去要他和我一起看依旧洞黑的窗外。夜从来没有这么长过，从来没有，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那窗外的黑色到底是船里的颜色还是江上的夜色，反正只有黑色，什么也没看见，真的好失望。不过我总算是到过长江的人了。
火车终于又飞跑起来了，天也渐渐亮了，阳光下的田野里多出了许多颜色，空气中有种和之前不一样的味道。父亲又开始把座位下和架子上的箱子袋子一一搬出，再慢慢挪到车箱的门口去。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怜悯之情。我想当大人真是好可怜，要搬要扛那么重的东西，做那么多的事情，还要为我操那么多心，这是母亲经常挂在口上的话。不过看看那些连个座位都没有的人中也有不少小孩子，他们和大人一样东倒西歪地坐在脏兮兮的地上，用衣袖擦着黄黄的鼻涕，好恶心。我很庆幸自己和他们不一样，而且离长大也还很远很远……
我们下车的无锡站不是火车终点，中途停车只有几分钟，列车员和坐在我们旁边的叔叔一起帮父亲把东西搬下放在站台上，那列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飞驰而去了。
父亲把行李从站台边挪到离轨道远一些靠车站房子的地方让我坐在箱子上等他。下车的人陆陆续续地离开车站回家去了。而我们的家还离得很远，父亲说我们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那怎么办呢？空旷的站台上我觉得好孤单好害怕好冷，和北京不一样的冷，没有呼呼的西北风，但棉猴却一点都不暖和了，硬邦邦地抱着我冰凉的身体。要是没有车票我们会怎样呢？看了看装着我的被子的旅行袋，我好想回家。走出屋檐下的阴影站到太阳里，觉得暖和一些，就拖过一个包包坐着，然后趴着睡着了。
不知父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推醒我拿给我一块面包和半瓶汽水，还告诉我去苏州的火车就要进站了。
他把自己吃过的面包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里，又开始搬行李到站台边上。他看上去很高兴，亲着我的脸蛋说，一会儿就要到家了，就要看到爷爷奶奶妈妈和小弟弟了。还有姑姑叔叔表弟表妹们，父亲说我最大是大姐姐，回家要懂得谦让，对长辈要有礼貌...
慢慢腾腾停下来的是一列没有车窗也没有乘客的火车，门就那么高高的敞着，没有阶梯，里面黑洞洞的。父亲拿起一个箱子用力丢了进去，车头呼哧哧的喘着气，我大声喊着，这是我们的火车吗？这是我们的火车吗？父亲丢完最后一件行李后又一把抓住我丢了上去，然后拉着门边的把手自己爬了上来。
他拍打着大衣上的脏土说，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趟车，客车票早就没有了，凑合一会儿就到。他把那只最大的皮箱拎到里面一些平放在地上让我坐好，自己也贴着我坐下。车里显得亮了一些，我把头缩进棉猴里，捂起鼻子说臭死了。父亲也说这车可能是刚拉过牲口的，人家只告诉他是货车，没想到这么脏。又说能有车坐就已经万幸啦，两三个小时好对付，人在路上嘛。我问他什么是“牲口”，他说就是牛马什么的。我想要走到车门口去看看，父亲拉着我不让去，说那里很危险。他很累的样子，头顶在膝盖上瞌睡着，一只手还紧紧拽着我。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对我笑笑说，我们像不像铁道游击队？“你么？”我皱皱鼻子摇摇头。
苏州站到了。很顺利地找到了搬行李的车，出站后又叫了三轮车，还是坐在父亲的腿上，这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父亲兴奋地和蹬三轮的男人唧唧咕咕地讲着谁也听不懂的苏州话，一路指指点点走到凤凰街，一色黑顶白粉墙的房子，咯噔噔青石条的街面，最后静悄悄地停在一扇半开半掩着的木门前。
父亲摘下手套，用一只冰凉的手托起我的下巴，掏出他那块又大又脏的手绢给我擦脸。大概是太脏了吧，他把手指放进嘴里沾湿了抹在我脸上很用力地擦，最后轻轻地说了声，到家了。
二、到家了
我被放到了地上。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沉沉的木门。随着木门吱呀的响了一声，里面便跑出人来。接着就是很响的呼叫声和笑声，又有更多人跑出来，又有更响的喊声和笑声。有人拉着我的手说话，有人出门去迎父亲。奶奶出来了，我从照片上认识她，她一晃一晃地走过来，大声喊着“毛绳毛绳”。父亲迎上去一把搂住她，喊了一声“姆妈”。大家安静下来。过了一下，父亲松开手，两人相互看着，奶奶呜咽着问了句什么，好像是路上好不好的意思。我糊里糊涂地被一只手牵着往屋里跑，皮靴踏在地板上咚咚的响，穿来过去一转眼竟站到了母亲的床前。
已经好久没见过母亲了，我惊愕地望过去，她很瘦，很没力气地半靠在一个床帐里，旁边躺着一个小不点点的孩子。她笑着一把拉过我抱在怀里。我一时不知所措，心里涌上来说不出的委屈，竟然就大哭了起来。然后父亲也过来了，和他一起进来还有很多的人。大家七七八八地说着话，说着我完全听不懂话，我知道那是苏州话也称吴语。
在北京，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大约八平米的小屋里。一张床上我睡在父母的中间。我们一同睡觉一同起床一同吃饭一同出门上班上学...谁也没有什么秘密，只有一件很让我不高兴的事：苏州话。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苏州话交谈或争吵，为的是不让我知道一些事情，他们有自己的秘密。
好了，现在到了苏州，大家都说苏州话了，只有我一个人听不懂。了解这种感觉吗？了解这种被语言排除在外的感觉吗？你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在吵什么在讨论什么...那是一种被拒之千里甚至被出卖的感觉！几十年后到美国，我再一次体验到这种语言的力量，弃儿般的无助与恐惧。几年前女儿辘辘在德国拍片，整个剧组基本都是德国人。虽然要求大家在工作时使用英语，不过在工作以外，比如在巴士上，所有的人都会用德语交谈。一天女儿和我通电话，她说有时真的很想回美国，在那里非常孤独。我笑她说每天那么多人围着你还会孤独？于是她讲了在巴士上，在午饭间，甚至在厕所里，那种语言的威力，没有人在乎你是导演，你不属于他们。
父亲对我说，一路都好好的，到家怎么倒哭起来了呢？又说，快叫人呐，叫奶奶呀。我叫了声奶奶，大家都笑了。我听见有小孩子学着我说话，也叫起了奶奶。奶奶用普通话问我，爸爸妈妈没教你说苏州话吗？我摇摇头。于是大家又叽叽咕咕跟父亲说了许多，好像是在责备他的样子，然后便都用普通话对我讲起话来。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都会讲我的话，也能听懂我。我又认识了小叔小姑三姑和堂弟堂妹们。我有很多姑姑，除了住在苏州的三姑和住在家里的小姑，还有两个在上海，一个在南京，最远的是四姑，住在新疆。爷爷也没在家，他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工作。
“赶快去好婆屋里看看吧”，奶奶对父亲说，“她等你没有午睡，想你想得结棍，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她又看看我说，“小建要叫太婆婆呢。”
我问父亲太婆婆住在哪里，他没回答。奶奶说你嗲嗲晓得的。
跟着父亲穿过两三个房间来到老太太的房门口，门关着，父亲犹豫了一下，奶奶说进去吧。她走上前去打开门，一股暖烘烘的热气扑到我脸上。屋子里很暗，地中间摆着一只红红的火盆，火盆旁是一只棕色的皮沙发，看上去已经很旧了，一个老太太就坐在这只沙发上。她的脸上有很多皱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绣花缎面的大襟绵袄，双腿搭在一只放着软垫的矮凳上面。一条红白相间的毛毯盖住她的腰下。只露出尖尖的一双小脚。她灰白稀疏的头发梳得又光又亮在脑后挽成一个卷。一双浑浊的眼睛奇怪地看着父亲和我，奶奶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道，“姆妈，毛绳回来啦，这是毛绳呀。”她微微欠起身来愣愣地盯着父亲，终于用嘶哑的嗓音喊出一声“阿毛！…侬回来啦？！”父亲贴近她蹲下身去说，“阿婆，哦回来啦，回来啦。”接下去的话我就听不懂了，但我知道这个老太太就是爷爷的母亲，父亲的好婆，我的太婆婆。奶奶把一块大手绢递给泣不成声的太婆婆，父亲也把那块臭哄哄给我抹过鼻涕的手绢掏了出来。后来他们一定是说到我了，太婆婆上上下下地看着我，我就很响亮地喊了一声“太婆婆”，她听见了，笑了。
从太婆婆房里出来，我问父亲，他们为什么喊你毛绳。父亲支吾了几声没有回答。我猜他大概并不喜欢被人叫作毛绳，所以又跑去问母亲。母亲说不是毛绳，是卯生，父亲是在卯时出生的，就有了这个乳名。那么什么是卯时呢？于是又有了子丑寅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我还告诉母亲，太婆婆穿的那件丝棉袄真好看，好婆也有这样一件，红色的，说边上破了，要改件小的给我穿呢。母亲说，小小年纪不要整天就想漂亮衣服，应该多把心思花在学习进步上…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下去，赶快找个事情跑掉了。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原来我们早晨是从堂屋后门进来的，前门进来是一个方方的大院子，院子里有树，中间有一口水井，井边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周边还有好几户邻居。
院子里奶奶家的门是最大的，房子也是最大的。进门是间很明亮的堂屋，中间放一个大大的紫红色方桌，我要跪在凳子上趴过去才能够到桌子中间的菜。一面半高的墙将堂屋后面隔开，转过墙去有灶台柜子水缸什么的，还有那个后门。后门出去是酱园弄，右转过去是宽宽的铺着青石条的凤凰街，街的对面有一间公共厕所，蹲坑的那种，一周两次会有人来掏厕，很臭。
所以提到厕所是因为奶奶家里没有厕所，这是第一件和我家不同的地方。在北京我们虽然只有一间小屋子，但走廊里是有厕所和抽水马桶的。我和母亲还有新生出来的小弟弟睡在一张被帐子关起来的大床上，床后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大一小两只圆圆的木桶，小的那只就是我的马桶。妈妈说这只马桶是奶奶专门新给我买的，可我不喜欢用这只马桶，每次打开盖子都很臭，拉尿时还会弄出很大的响声。所以不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跑到马路对面的厕所去，奶奶总是拖着一双解放脚跟在后面喊，不要跑不要跑啊，汽车较乖快的来。其实当时这条路才刚通了一趟公共汽车，很久才过一辆。
父亲说奶奶小时候裹过脚，进入民国后就被放开了，成了这种不大不小的样子被叫做“解放脚”。他还讲清王朝、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他喜欢讲那些小孩子听不懂的大人话，我也只好稀里糊涂听着。我外婆也是这种解放脚，而我一个朋友的奶奶是一双真正的小脚，真的一点点大。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生在很久以前的过去。
早晨天麻麻亮田阿姨就进来拎马桶出去，母亲推着我问，还要不要用马桶？要尿尿赶快。田阿姨把马桶一只一只摆在后门外的路边，别人家的马桶也这样摆着，长长一条街的人行道两边都齐齐的摆放着各样的马桶，然后就有一辆马车慢慢地走过来，车夫用脆亮的苏州话喊着，“倒马桶—来—哎，拎出来！”他把那个“来”字拉得很长，“哎”字又高又短地挑上去，一个“拎”字重重地顿一下，很好听的。我很快就学会了这种吆喝，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大声地喊着，虽然不免被人骂，这却是我最初学会的苏州话。马车停下来的时候，跟车的人就拎了马桶倒进车上的大铁罐里，放回地下，再去拎下一只。就这样走走停停，慢慢远去，终于马车和那好听的吆喝声一起消失在淡淡的晨雾里。
随着倒马桶车的离去，刷马桶的哗哗声便响起来了。先由几只马桶开始，接着越来越多的马桶加入进来，那哗哗的声音便也越来愈响，渐渐盖过女人们的喧哗。长长的竹筒刷在马桶里飞快的旋转，一桶桶清水泼下去，顺着街道两边的石槽流淌，浑浊的、清亮的，一波推着一波，直到那些洗干净的马桶被扣在墙根下，喧嚣渐渐平息，留下湿漉漉的水槽和街道在静静的阳光下慢慢晾干。
第一天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不光是马桶，在北京，我们的饭是在食堂里吃的，水是在锅炉房里打的，衣服是送到胡同里老头家洗的，父母一天到晚只是工作，我一天到晚只是学习，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无趣，下午放学后没有老师和父母看管的快乐时光，星期日中山公园的游乐场和来今雨轩糖醋鲤鱼…不过这里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用父亲的话说，太多太多的婆婆妈妈。
没有了熟悉的早间新闻和晚八点的新闻联播，一早就听见隔壁有人喊着今天买到鱼了，明天还有的；上午三姑家的堂妹建新跑来说观前有豆腐卖；下午奶奶匆匆拎只活鸡回来，说蔡家好婆帮我们搞到的。田阿姨从早忙到晚，买菜烧饭洗碗洗衣服，还洗小弟弟的尿布。我问父亲田阿姨是谁，为什么她总在干活？父亲说家里太多事情做不过来，请了田阿姨来帮忙。
“那她没有家么？”
“她家住在乡下。”
“她为什么不回家呢？”
“她家里需要用钱，就到城里来帮工。”
“那我们要给她钱吗？”
“给的。”
“算剥削穷人吗？”
“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我还是不明白，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和学校讲的富人剥削穷人有什不同。可父亲好像已经很烦了。
“田阿姨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呢？”吃饭的时候我问小姑。
“她是农村户口，没有粮票，她要自己从乡下背米过来吃。”
“噢。”
不错，在食堂吃饭也是要粮票的，我们回来前父亲去总务司换了全国通用粮票，一到家就交给了奶奶。
父亲回来第三天便忙着给小弟上户口。听他跟母亲说，弟弟的户口不能落在北京了，因为没有苏州户口好多东西这里都不能买，过了这几天连牛奶都没有了。母亲哭起来，说将来转不过去怎么办。她生完弟弟后发高烧没有奶，弟弟一天到晚都在哭，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看他喝完奶后还在哭就把第二天的那瓶也给他喝了，然后他一夜不哭睡到天亮。从此父亲不得不花高价每天多买半磅奶。那时还可以买一种叫代乳粉的东西，奶奶把代乳粉合进牛奶里煮成浆糊一样的东西，很香，我凑过去闻，奶奶说不可以，是给弟弟吃的。
奶奶家的房子又大又陌生，我开始与那几个堂弟妹邻家小孩都混不到一起，他们太小又讲苏州话，我一过去他们就叽叽嘎嘎地笑。一个人感到很无聊，就跑去烦小姑。小姑大我七岁上初中，她会问我北京的事情。我就将我的朋友和学校的事讲给她听，告诉她毛主席卖给我们北京的小学生每人半斤鸡蛋，一共七个我拿回家时打破了一个还剩六个，母亲每天用水煮给我吃。还说我们班有一个蹲班生，已经读了三年的一年级。我还说起母亲不在时父亲对我很凶，晚上不作完功课不让睡觉，还罚不给吃晚饭。多事的小姑转头就拿我的话去问父亲，过后又来问我，有没有期中两门考试都不及格？有没有不交作业？有没有逃课去捡破烂换钱买糖吃？...父亲竟把我的最不堪的秘密全都告诉了他们，闹得我真是好没面子。我恨恨地看着小姑的脸，一时无言以对。
我真的是有一个好朋友，读三年级，我们住在一个楼，下学时常一起排路队回家。她知道好多事，告诉我路边垃圾箱里的玻璃瓶、铁罐头还有别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去废品店换钱，换了钱就可以买好吃的东西，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去捡。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我就经常和她一起拎了网兜在外面转，她很知道哪里有这些东西，捡到后就去废品站，瓶子卖几分钱一个，还有些铜铁一类的按斤称，拿到钱后我们就一起去小铺买果丹皮鱼皮豆爆米花水果糖什么的，那感觉真的很好。可后来被别人看见告诉了父母，最后连她替我做功课的事都案发了，结局可想而知，零花钱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还要自己作功课…大概小姑觉得她义不容辞有教育我的责任，对我变得严厉异常，晚些时候她竟然说我是个资产阶级分子，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终于把我说哭了。
起因是一碗粉粥。那是最简单不过的食物，一把米粉半碗水一小勺白糖，搅在一起煮开，黏糊糊有点像代乳粉的样子。那时我们这些小孩每个嘴巴都很馋，成天在堂屋围着那只大方桌转，等着有什么吃的摆上来。这天奶奶在灶台前悄声叫我过去，递给我一小碗粉粥。她一边用身子遮住我一边要我快吃，没想那几个一下子就凑上来了，拉住我踮着脚尖要看碗里的东西。于是我就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吃，他们一路追过来，回到堂屋时见到我把一只舔得溜光碗放到桌上。四岁小堂弟的眼泪马上吧嗒嗒滴掉下来，去找顶喜欢他的小娘娘了。他们都管小姑叫小娘娘，管爷爷奶奶叫阿嗲阿婆，如果在北京这样叫是会被同学笑话的。
为这事小姑和奶奶吵了一架。父亲也很严肃地跟我谈了一次话，关于共产主义品德之类。母亲更是说，都上小学了还这么不懂事，新到一个地方要留给别人一个好印象，要在政治上努力进步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明年就到入队的年龄了，这么不懂事怎么可以。
记不得父母从何时开始以这种腔调与我谈话。直到很多年以后，入队变成了入团入党，每每谈到高兴的事情，比如好看的衣服好吃的饭菜好玩儿的什么东西，母亲经常会很不协调且令人尴尬地冒出一些这样的话，诸如，…还是多想想自己的政治前途吧……我心里很不舒服却也无可辩驳，既不顶嘴也不认可，说到最后多半不了了之。天知道这种谈话会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我就不很去烦小姑转到小叔那磨去了。
虽然我有那么多姑姑却只有一个叔叔。小叔是个大学生了，比小姑更加自信和权威。他再不问我那些婆婆妈妈的小事情，他嘴里谈的都是很深奥的理论和国家大事，关于阶级呀主义呀，还有辩证法什么的。我也一脸严肃不懂装懂地听着，觉得能跟这个大学生讲话实在很了不起，还学他对我说话的样子对弟妹们摇摇头说一声“幼稚”。不过很快我和他也翻脸了。
三、过年
除夕的前一天爷爷回来了。祖国各地的姑姑姑父们也在这一天陆陆续续的回来了。那么多第一次见面的家里人，每个人都带着给我的礼物，我拿到了好多好多的礼物，我一辈子都没见到过这么多的好东西。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亮闪闪的饼干盒糖果罐，还有漂亮的花铅笔香橡皮和一只铅笔盒。弟弟妹妹们瞪大了眼睛围过来，嘴巴都张开了。我高兴得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把这些东西一趟趟地抱到母亲和我的床上去。父亲跟过来对我说，应当把那些好吃的糖果拿些出来分给弟弟妹妹。我想都没想就说，不，要带回北京去呢。于是父亲就生气了，大声地发起脾气，一定要我拿出来。我就趴到母亲身上大哭起来。然后全家就都过来了，都说父亲不可以这样逼小孩子，爷爷说他第一次见到大孙女，这些东西就是买给我的，谁都不许拿走。于是父亲就闷闷地走出去了。
我发现在这个家里大家都很怕父亲，不过这样说也不很准确，就是大家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的样子，连爷爷奶奶对他也特别好。
我也很快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的特殊地位，爷爷奶奶和那些姑姑们都很宠我，对我有求必应。这样我就把别处碰了壁的事情通通搬到爷爷奶奶面前。比如小叔有什么东西不给我看啦，小姑不肯读故事啦，爸爸又拿数学题给我作啦，还有要跟爷爷去逛观前街、跟田阿姨一起去市场买鱼等等。
家里变得更加热闹，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大呼小叫，我的苏州话略有长进，似懂非懂地兴奋着四处乱跑。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灶间堆积起来的那些好吃的东西。平时见不到的大虾呀猪排呀，还有鸡鸭鱼什么的，放在后门边上。漂亮的蛋糕和城隍庙的点心，摆在堂屋靠墙的柜子顶上，还有好几个从新疆带回来的大西瓜和哈密瓜，摆在厨房的桌子下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哈密瓜，以前只是听过唱过新疆人民献给毛主席的哈密瓜，感觉很香很甜。我悄悄地问母亲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那个瓜，妈妈说要等后天过年那天。
大年三十的早晨，天还没亮一家人就早早起来聚到堂屋里。爷爷把一只100瓦特的大灯泡放在我手上，嘱咐我要拿好，然后登着板凳踩上吃饭的大方桌，先拧下吊灯的旧灯泡弯腰递给一旁的堂弟，又接过我递上的大灯泡换上。他拉下开关的绳子试了试，看着亮亮的大灯泡满意地点点头，关了灯，再从桌子上爬下来，说，过年了，要亮堂些。
到下午，田阿姨回家过年去了，她烧好的鸡呀肉呀一罐罐地排在灶间的台子上，煎好的鱼呀虾呀也都一碟碟地扣起来摆好，洗干净的青菜凉在一个个小竹箩里，就连葱姜蒜辣子这些东西也都拨干净了装进小碗放着。和这些吃的东西一样，全家所有的人也都挤在这间屋里了。爷爷说，这是父亲离家以后第一次全家都聚齐的，而且还多了个孙子。他高兴得在房子里团团转，拿着从上海带回的奶油糖一会儿给我们一块，一会儿又一块，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就都围着他转。
姑姑们都围着桌子做糕团。面团有白色的、绿色的、粉色的、和黄色的，包进去的馅有红豆沙、绿豆沙、黑芝麻和枣泥核桃。她们还把一些包好的团子按进刻着花纹的模子里，扣出一个个好看的月饼。她们一边说笑一边包，我一点也听不懂，好想让母亲出来和大家一起做，可奶奶说妈妈没有满月还不可以出来，于是我就用手指扣出一点甜甜的馅跑去放到妈妈的嘴巴里，再把手指放进自己的嘴巴用力嗦干净。妈妈拿过我的手一边说脏死了一边拿出手绢擦，又说不可以这个样子，都是大姐姐了，会被弟弟妹妹们笑话，好难为情。
我才不在乎什么弟弟妹妹呢，我就是不想让小姑小叔找我的茬。小姑没有跟姑姑们一起包糕团，又跑去找同学玩儿了，奶奶说她成天在外面疯。小叔躲在房间里看书，我故意在他门口过来过去，可他连头也不抬一下。
我用力假装咳嗽了一声，小叔抬起头，把书往桌子上一丢，一把抓过我把门关上，说，你在这里跑来跑去干什么？你这个小家伙实在太会钻空子了懂吗？小姑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都说你很任性，知道什么是任性吗？就是个人主义呀！他用力皱着眉头凶巴巴地说，你自私自利多吃多占还自以为是，你小小年纪就这个样子，将来长大进入社会可怎么得了啊！社会上是很复杂的你晓得不？有很多阶级敌人想要腐蚀拉拢我们年轻一代，你这样的人实在很容易堕落，我看你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说不定会成为右派的，很危险啊小家伙。他说完很神气地甩了一下头发开门出去了。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我会成为右派吗？暗暗地问自己，我怎么啦？为什么我要变成右派？因为我没把糖果拿出来分吗？忽然间一切似乎变得挺可怕的，我很有点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了。
终于等到年夜饭了！除了尚未满月的母亲和小弟弟，所有的人都来了，连太婆婆都出来了，她换了一件紫红色的缎面外衣，比好婆要改给我的那件更新更鲜亮。自从那天进过太婆婆的房间后，我一直都没再见过她。她平时不大出来，连吃饭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大方桌肯定坐不下了，一张很大的圆桌面被滚出来摆到方桌上面，还有一张矮小的圆桌摆在一边，奶奶说你们小孩子都在这张小桌子上吃饭。
我们一共有六个小孩子，我最大，依次是三姑家的建新和建磊，再就是二姑家四岁的铁民和四姑家三岁的林腾，三姑抱着两岁的建平也和我们坐在一起，还有小姑也坐在这里领导我们吃饭。饭菜跟大桌上是一样的，只是盘子小一些，也没有酒杯。三姑夫倒了一杯酒递给三姑，她接下放在桌上。我说我是很会喝酒的，去年春节还喝醉过，在我舅舅家。一桌小孩都不相信，小姑又去问父亲，父亲说那是过节瞎胡闹，平时不喝的。爷爷奶奶都对我说，小孩子不可以的。不过爷爷还是给我倒了一小杯甜甜的酒，也给了小姑一杯。那几个也吵吵着要喝，爷爷说不好喝的，他用筷子头在自己杯子里沾了一下放到铁民嘴里，把他辣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他们就不吵了。
小姑坐在铁民旁边，一边帮我们夹菜一边帮铁民和林腾剥虾皮挑鱼刺。大家吃得又多又快。我筷子拿得不好，幼儿园老师教的，小姑说是反夹筷，总也夹不起东西。眼看自己最喜欢的虾剩下没几只，急忙下手去抓，拎起两只大虾的尾巴沉沉地放进自己碗里，刚满意地嗦了一下手上的汤汁脑袋就被重重的拍了一下，“好意思的吗？”吓了我一跳，筷子掉到地上，抬头看见小姑恶狠狠的眼睛，一时手足无措。
大人们听到小姑的喊声目光齐刷刷地落到我身上。我窘迫地把满是口水的手从嘴里拿出来藏到背后，然后就一抽一抽地哭了起来，嘴巴里的东西呛到嗓子，扣扣的咳嗽。爷爷赶快过来给我拍背，一边拍一边用苏州话骂小姑，小姑也用苏州话哇啦哇啦地吵，父亲对着爷爷讲，一桌子的大人有的对着小姑讲，有的对着父亲和爷爷讲，反正我都听不懂。最后小姑哭了，丢下筷子跑走了。二姑四姑只好坐过来喂铁民和林腾。爷爷把我拉到他旁边坐，父亲过来说不行，不可以这样惯孩子。他非要我去跟小姑道歉，叫她回来吃饭。我不肯去他就使劲拉我走，我就抱住爷爷大哭起来，于是爷爷就生气了。
其实我是很习惯于看大人吵嘴的。父亲和母亲在北京的家里常常吵嘴，而且声音会很大，大到我以为整个楼的人都会听到。这使我极为尴尬又无奈，走出门去时，好似所有的眼睛都贴在了我的背上，令我无法不低头弯腰。
不过除了跟母亲，我还没有见过父亲与他人吵嘴。而他与母亲吵嘴也是不多说话的，经常是母亲大喊大叫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说句什么，惹得母亲又大闹一番，刚有些平息，他又冒出一句，如此循环往复，使得母亲的怒火不断升温，越发不可收拾。一旁的我则揪住紧绷的神经盯着父亲，默默地嘟囔着，不要再说话不要再说话…父亲的眼睛时而高傲时而无奈，他的面容时而坚毅时而卑微，他会咬紧嘴唇吞咽愤怒，让炙热的火焰慢慢冷却，而现在…
父亲与爷爷真的大吵起来了。随着父亲从胸腔底部抛出来的声响，爷爷推开椅子把手掌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全家人的脸都僵住了，耳朵很听不见的老太太惊恐地转动着脑袋，大声地问着什么，姑姑们站起来过去，一边扶她回房一边七嘴八舌地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叫。我害怕极了。是因为我吗？还是因为小姑？水一般温柔的苏州吴语沸腾起来，比火锅里的浓汤还要热。我看见奶奶拿出手帕擦眼泪，就悄悄地走过去偎在她的身旁，小声说，奶奶，我不闹了。奶奶说，跟你不相干的，快去把饭吃掉，凉掉了。
我回到小圆桌前，三姑家的孩子和铁民林腾好像都已吃完饭，不知什么时候三姑夫也坐到这里来了，三姑麻利地收拾着桌子，招呼我坐下。她说饭都凉掉了，就捡了几样菜和我吃剩的饭到灶台上去热，看着我那张委委屈屈的哭丧脸说，不碍的，要他们吵去，跟你不相干的。我很感激地对她点点头，她那张好看的脸有几分俏皮地微笑着，与这间屋里的人好不协调，我一下就喜欢起她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大年三十爷爷和父亲吵嘴的原因。爷爷在吃年夜饭前嘟囔着要父亲初一早上去给他的大伯拜年，因为他已经过继成为人家的儿子了。父亲当时没吭声，气却憋在了心里，吃饭时借着小姑和我吵架的由头，这十几年怨恨便爆发出来。那天晚上一定还有好多事情发生我却全都记不起来了，连有没有放鞭炮都没有了印象，只记得母亲一直抱着弟弟坐在床帐里哭泣，然后我就睡着了。
大年初一早晨，家里静静的。我一醒来就爬起床，匆匆抱出那几件盼望已久的新衣服，穿起新做好的丝绵袄，外面套上爷爷从上海买给我的大红色灯芯绒罩衣；新的背带裤是年前母亲请三姑用父亲一条旧黑呢子裤为我改的，带两条笔直的裤线；脚上鲜艳的尼龙袜子和一双红色的小皮靴也是爷爷从上海新买来的。母亲帮我编起辫子扎上两只漂亮的蝴蝶结，轻声嘱咐我，要乖，不要再惹祸了。我站在大镜子前转来转去，然后一跳一跳地跑到堂屋里。
没有看到爷爷奶奶和父亲沉沉的脸，也没有理会忙忙碌碌摆桌子的姑姑们，那只昨晚由方变圆的的大桌子成为我唯一的世界。粉红色的，暗绿色的，鹅黄色的，乳白色的…圆的方的扁的长的，炸过的煎过的蒸过的煮过的，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落在张桌子上，鼻子里充满了让人垂涎欲滴的味道。
铁民和林腾也起来了，还有三姑家的那几个也早早跑了过来，都和我一样贴在桌旁站着。建新走到我的身边，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新衣服和罩衣下的新棉袄，又蹲下去看我的新袜子和红皮靴。她一边说真好看一边回头看她的母亲。三姑把头转到别处去了。建新也穿了件漂亮的红底碎花衣服，刚浆熨过的，很平整，淡淡地散发出好闻的味道。她的小辫子高高的盘在头的两边，发髻下压了一圈洋红色的发带，是爷爷送给她的，好看极了。我就跑去找母亲也要盘这样一个头，母亲说她盘不好这种头，这使我很失望。三姑什么都会，除了会做衣服会盘发髻，她还会绣花，平时手里总是捧着一个绷子，一有空就在那里绣啊绣啊，绣出红花绿叶飞鸟蓝天，真好看。我特别想要一块绣好的绸子，可她说这不行，是按数领来的，绣完还要按数送回去。不过后来她帮我在手绢上绣了一朵小花。她还教我用玻璃丝编花饼、做花篮…可惜后来都忘掉了。
吃过早饭后，大人们纷纷散去，爷爷悄悄拉我到后门口，把一件棉猴顶到我的头上，问我肯不肯跟他一起出去白相，我点点头。爷爷把手指放到嘴唇上，嘘了一声，我们就快快走到了街上。拐了一个弯，爷爷停下来，叫来一辆三轮车，不等车夫抱我自己就爬了上去，爷爷便坐到了我的旁边。他要帮我把棉猴穿上，我说不冷，可他还是把我的胳膊塞进棉猴袖子里去，并把扣子一个个系起来，搞得谁也看不到我的新衣服了。我不喜欢这件棉猴的颜色。爷爷对我说，我们一起去你的阿公阿婆家里，你要叫人，大人讲话不可以乱插嘴，你乖乖的，等下买枣饼给你吃。
没有多久车子就停在路边。跳下站在人行道上，乘爷爷付钱还没过来，我赶快把棉猴的扣子解开露出红色的新衣服。爷爷四下张望，街道上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叩响了青瓦白墙上一对紧闭的黑门。门上厚厚的油漆裂成许多鱼鳞般的小片，两边的石头门框上贴着鲜红色的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随着门环的敲打声，里面传出小心翼翼地问话，“啥人呀？”“唔呀。”门打开一条缝，一位婆婆略带几分惊恐地探出头来，又急忙打开门让我们进去。“侬怎么来呀？”一时又都是嗲嗲的苏州话。
我好奇地张望着这个漂亮精致的小院子。青石板的地面上有小石子镶嵌出的小径，院中两棵枝子伸展很宽的树在冷风中瑟瑟地抖着，院墙边摇坠着一排翠绿的竹子，墙角里还有一只小凉亭。院子的正面是一栋大房子，和右边一栋带阁楼的房子连在一起。爷爷领着我蹬上台阶走进正面廊檐下有格子的木门。
起身走过来的一定就是爷爷讲过的阿公了。他和爷爷长得很像，个子不高不矮，有一点点胖，面孔大约没有什么特征，不太容易被记住的那种。我甜甜地喊了一声阿公新年好，他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刚刚来开门的阿婆从哪里拿了一只大果盘摆到茶几上，笑眯眯地拉过我看来看去，我又大声地喊了阿婆新年好，她高兴得一把抱过我喳喳地亲我的脸蛋，又叽里咕噜地问我什么。爷爷大概又讲起了我不懂苏州话的事情，几个人嘀咕了一番，就对我说起普通话了。几岁了？学校功课好不好？有没有住在学校里？…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开始讲苏州话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似懂非懂的语言环境，只专心吃着果盘里甜甜的蜜饯和小点心，不过后来我却不由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卯生，他们不住地提到这个名字。父亲怎么了？我心里好紧张，因为阿婆攥着一块漂亮的手绢在不停地抹眼泪，阿公和爷爷也都长吁短叹的。我终究没能听懂他们的谈话，不过我猜想一定和前一天晚上爷爷和父亲的吵架有关，那么也会与我有关吗？
阿婆留我们吃午饭，爷爷说不吃了，要赶快回去。临走的时候阿婆拿了沉甸甸的一个盒子给爷爷，好像是要给母亲的，我听见他们提到她的名字。阿婆打开盒子给爷爷看，我也凑过去，爷爷赶快用手挡住把我推开，说不是小孩子看的东西。他不肯拿，戚戚喳喳推搡好一会儿阿婆还是收了回去。不过她在我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果，又拿了几盒漂亮的点心蜜饯要我带回去。
还是坐三轮车回去，悄悄的，和去的时候一样。三姑和孩子们还在奶奶家，我把口袋里的糖果分了一些给建新，她好高兴。我也给了铁民别的孩子一些。我没告诉他们这些糖从哪里来，爷爷不让讲的。奶奶说我回来几天变得懂事多了。
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那个沉甸甸的盒子里面装的都是金银珠宝首饰。那是小弟结婚的时候母亲讲出来的。父亲走后阿公阿婆又一起捧了这包东西过来，母亲打开来看到吓坏了，怕得要命哪里敢要，最后拗不过就挑了一枚戒指。我见过这枚戒指，三颗珍珠捧着一块闪亮的钻石，装在一个青灰色缎面盒子里。母亲一直说是奶奶送给她的。二十五年过去，老人们都已作古，她说陆家只有这一个孙子，这枚戒指给了他也算了掉一桩多年的心事。母亲说她从未戴过这枚戒指，而我则很好奇那一包首饰的去处。也许真如小姑小叔所说，我是一个自私财迷的女孩。
四、年后
父亲因为急着要回去上班初三就走了，留下我和母亲再晚些走。听大人们说母亲一共有56天的产假，不过因为她产后一直发烧大夫又多开出几天病假。他们还说小弟弟不跟我们去北京，要留在苏州奶奶家。姑姑们也陆陆续续地走了，小叔开学去了什么地方，最后是爷爷回上海，再一天，连小姑也挎着书包上学校了。房子里一转眼变的空空荡荡，天气也愈加冷起来，淅沥沥的小雨不停地下着，我的手被冻得红红的，又慢慢肿起来，结出又疼又痒的硬块。田阿姨初二就回来了。她拿八姑从医院带来的几只挂点滴用过的玻璃瓶灌上热水给我捂手。热水瓶有些烫，我就把手缩进袖子里捧着，可还是冷，脚也冷。本来放在房里的碳火盆被搬走了，母亲说木炭很贵的，立春后天气已经不那么冷了。真的，全家人好像都不冷，连铁民都还在那里跑来跑去的玩儿，只有我觉得冷。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起来还是缩成一团。午饭后我借口不舒服躲进床帐、钻进被窝，再也不肯出来。母亲抱来一只光溜溜的汤婆子，灌上热水后放在脚下的被子里，要我睡一会。我把脚放在暖和的汤婆子上，蜷缩在盐水瓶上的身体慢慢地舒展开来，后来竟冒出汗了。我踢开被子懒懒地躺着，看着紫红色床架上层层叠叠的各式花雕发呆。这张床真好看，乳白色的帐子，绣了花的枕头，淡红色的丝被，睡在这里跟睡在北京小屋里的木板床上真的很不一样，这里仿佛有一个很遥远的梦，床帐里的我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小孩…
一阵咚咚的跑步声惊破我的白日梦，撩开帐子一看，是建新来了。
“你生病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
“没有。”
“阿婆说你生病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躺在床上？”
“我很冷。”
“哪里有这么冷，雨都不下了，我们一起白相去，隔壁小月他们都在院子里。”
“你们不是去上学了吗？”
“今天刚开学，只有半天，好不容易姆妈才放我出来的。”
我慵着被子坐起来。寒气从打开的帐子飘到脚心，还是蛮冷的。我抱着暖暖的被窝犹豫了一下，听着院子里隐隐约约传来孩子们的吵嚷声，便憋着一口气掀开被子、穿上衣服拉着建新往外跑。
奶奶跟在我们后面大声地喊着什么，建新回答说去白相相，奶奶还在喊，好像蛮凶的，我也喊着对她说去白相相。她嘴里又嘀咕了几句就回去了。奶奶好像不大喜欢建新，她会对建新凶，对我却总是软绵绵的。我觉得三姑一家人在这里有些奇怪，就像我们班里不被老师喜欢的小孩一样，总会被别人说，这里全家都在说三姑的坏话。我问过父亲和母亲，他们说她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成天泡在舞场里，又嫁了个不三不四的三姑父，两人都没有个正经工作，还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奶奶抱怨说建新一到吃饭就跑过来，家里粮票都不够吃…有一次她听见建新跑过来要我赶快把桌子上的两毛钱递给她，说等下又不见了…
可我就是喜欢三姑。所有的姑姑里面她长得最漂亮，就连漂亮的母亲也都说她顶漂亮。她总是抿着嘴笑，总也不生气，也不问我学习好不好考试得几分有没有评三好学生什么的。只有一次她教我编玻璃丝蜻蜓时说，你真聪明，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不会像三姑这样…
我也喜欢建新。和隔壁家的孩子们一起，我们跳房子、踢键子、抖空竹…我不会抖空竹，也不会踢毽子，可建新什么都会，她比谁都玩儿的好，一只毽子踢前踢后总也不掉下来，还会把空竹抛起来接住，我羡慕极了。可她说，这算什么，我学习不好，入不上队，以后长大也和我妈一样没出息的。我说父亲要学校把我的成绩单寄来了，期末考试得了99和100。她说大家都知道了，你以后会上大学的。
我终于可以说一点点苏州话、也懵懵懂懂能听懂一些了。我还学会了给小弟弟喂奶换尿布，学会了用玻璃丝编蚂蚱青蛙金鱼，甚至还可以绣出一朵小花…可是母亲说我们要回北京去了。
临走前一天，楼上蔡老师的弟弟来出差，带了一只照相机，于是奶奶请他来为我们拍几张照。记得那天在院子里摆了一张软软的椅子，田阿姨扶着太婆婆坐上去，又把穿了天蓝色缎子棉袄的小弟放在她腿上，换了新装的我站在旁边。这张照片后来一直被保存下来，一张小方的黑白照片，带着一天天涂抹上去的岁月遗痕。
离开苏州的那天早晨，田阿姨早早叫来两辆三轮，奶奶和三姑送我们去火车站。母亲一直抱着小弟不肯放手，泪水从她脸上噗噗地流下来，掉到小弟的脸上。大家一边对母亲说着安慰的话一边帮我们收拾东西。
小姑上学前来跟我说再见，嘱咐我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她还把一条熨得平平整整的旧红领巾送给我，说虽然我还没入队，但一定会的。建新没来，三姑说她要在家给弟弟们做早饭，还要去上学。从那天下午玩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建新，奶奶说她不得闲，要帮着照顾弟弟还要做家务，有空还帮三姑做绣工。三姑给了我一只空竹，就是和建新前几天玩儿的那只，说是建新送给我的。
母亲牵着我的手上了第一辆三轮车，她把我搂在胳膊里眼睛却一直望着田阿姨手中的小弟，一直到车子拐进另一条街，她转回身来把脸捧在手中失声哭了起来…
奶奶和三姑一直送我们到火车上，一兜兜一盒盒一篮篮的东西塞满头顶上的行李架和座椅下的空间。奶奶说北方没得吃，这些都是父亲和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拿回去慢慢吃吧。随着长长的一声汽笛，火车开始慢慢移动，扩音器中传出花好月圆的旋律，奶奶和三姑在站台上挥着手随火车一起走着，脸上飘着凌乱的头发和泪水…我也像大人一样挥着手，难过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生的离别之痛。
列车离开了灰白相间的城市，淡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地伸展开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记起父亲来时教的诗句，虽然那时的田野还没这么绿。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已经停止了哭泣，她一边收拾包里的东西一边对我说，回去已经开学了，好好收收心，先把这些天拉下的功课补起来，一个多月心都玩儿散了...我依然望着窗外，慢慢站起来用力抬起很沉的车窗，把脸贴过去，深深地吸进早春依旧有些凛冽的空气。记课文、默生字、背乘法口诀...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就要讲这些...老师的评语、骄娇二气、三好生、少先队...我不想听、想堵起耳朵又不敢；母亲还在不停不停地叨咕着，风太大、关上窗子、要感冒...噢，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长到不用做功课、不用评三好生、不用怕感冒、不用听大人们啰嗦的年纪去？...
我撅着嘴巴关好窗子重重地坐下来，座椅下一只大竹篮硬邦邦地磕在脚上，弯下头去，采芝斋，一只熟悉的纸口袋让我心头一动，用手摸一摸就知道，那是好大一包粽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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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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