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这代人，注定与雾霾相伴？

刚送走2016年的雾霾，一转身，一场持续时间更久的雾霾，在2017年等着我们。

雾霾不是病老虎，更不是纸老虎。这是一头牙尖嘴利的老虎。雾霾持续来袭的时候，朋友圈里也出现了很多热门的404文章——

比如，为什么教委不允许家长给学校买空气净化器？教委为什么不给学校装新风系统？为什么不关停河北的几千家污染企业，换取北京的蓝天？（作为一个百姓，）为什么污染来了，还得我自己买口罩、买净化器？政府真的是做不到还是不想做？甚至，为什么吐槽个雾霾都要被删帖？

这里面，有人们的恐惧，也有愤怒。

无措

恐惧来自于已知。

受益于大型工业减排措施的推广，以及油品质量相对于几十年前的升级，我们现在的大气污染物并不会有很高的应急毒性——山西临汾这两天1000+的二氧化硫浓度除外。

这就意味着，“等待”着“因为中国雾霾而死去的那批人”的那批人，或许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具有流行病学意义的慢性呼吸道或相关疾病死亡率数据。如果我们治理大气污染的速度够快，或许这样的数据未来并不会存在，或只是历史数据上一个微小的凸起。

但孩子的反应，已经足以让年轻的父母们焦虑。每到雾霾季，朋友圈就会有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场面。孩子们咳嗽、发烧，这让努力在大城市留下来、甚至花费几百万元买学区房的家长们纠结起来——

如果长期在雾霾环境中生活，孩子的健康会受影响吗？逃离北上广，哪里能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哪里还有高薪的收入和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中国之大，年轻的中产阶级又该往哪里去？

未知

恐惧也来自于未知。

比如，雾霾对健康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哪种空气净化器管用？哪种防霾口罩好使？哪款空气质量检测仪精确度高？传言也好，广告也好，时不时就脱销的爆款背后，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权威科学论断的缺失。

最大的未知，当然还数中国消除雾霾的时间表。发达国家花了很多年才治理好空气污染，其中不乏污染产业转移这样的饱受诟病的手段。我国从2013年正式提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以来，京津冀的雾霾现象似乎并没有减轻，其他地区的雾霾反而也更多了起来。

这让人们失望和忧虑。伦敦用了62年、洛杉矶用了56年，我们呢？难道也要花一代人的时间来治理污染吗？

这些天，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认真考虑移民或离开北京的计划。要知道，有能力移民，或有信心在异地重新开始的朋友，都可以算是各自行业内的精英。所以，雾霾导致人才流失的观点，不是空穴来风。

潜伏日久，环境问题这头老虎，终于开始显露出它的狰狞的身影。

愤怒

在关于雾霾的爆款文章里，总能看出写作者的愤怒。想来，这些愤怒来源于几个隐含的默认观点。

最直接的，是雾霾本身和应急措施对个人权益的“冒犯”。

诉诸常理想想，一个遵纪守法的普通市民，没有露天烧荒烧秸秆烧垃圾，家里也没有开厂子架烟囱，甚至没有开车上班，为什么要共同承担雾霾的健康危害和直接经济损失？辛辛苦苦摇上了车牌，加了符合国家标准的汽油，踩油门的姿势也对，为什么还要每周限号甚至单双限号？更何况，限行之后，大部分情况下，雾霾并不会减轻——“可见，雾霾并不是汽车产生的”。

在这样的认识下，很难不把责任归咎于排放污染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本身可能就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三无小作坊。如果属于产能落后靠财政补贴生存的国企，拿着纳税人的钱还偷排漏排污染物、祸害纳税人的健康，那就更让人愤怒了。

再进一步，政府监管部门的治理措施，自然也面临着人们的监督。那些手忙脚乱、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应急措施背后，反映的是，除了环保部门外，有些官员可能并不比我们普通市民更多地了解雾霾。

这会让期待政府主导治理的人们激动，甚至难免对可能的渎职而产生愤怒。毕竟，我们曾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许多老虎，但显然还不能马上把雾霾关进笼子。

时间

今天，人民日报七问雾霾：什么时候才能呼吸到洁净空气？

专家们的回答很谨慎。作为一个环境学人士，我的解读更直接些。

从成因上看，雾霾主要是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形成的天气现象，大量污染物累积在城市上空无法扩散。雾霾一旦形成，只能等风来。而防范雾霾形成，一靠风，二靠减排。

现阶段，显然，我们还暂时不能指挥老天爷。所以，就只能依靠削减污染物，削减到即使遭遇最严重的逆温，也不会形成雾霾。

削减到什么程度？直到我国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工业烟粉尘等跨越总量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

这个减排的过程，大概至少要五到十年。

困境

《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对比了近年来雾霾与重工业发展数据：从2013年开始，总污染物排放量事实上有所下降；然而，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升温，拉动了重工业的复苏，使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呈现明显的反弹。

产能巨大，是造成严重污染的成因之一。但超标排放，同样可能存在——地方政府的监管，当然值得惩戒。客观来看，如果全面推广末端治理技术，或者直接进行工艺升级，需要人力、资金的投入和落实时间。

困境同样存在：如果釜底抽薪使房地产市场总体降温，势必会影响以不动产为主要资产的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到时候，我们又该愤怒些什么呢？

更何况，要想做到彻底治理雾霾，污染物的减排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城市白领，我们也会听到工厂工人、乡间农民的愤怒。在现有的网络文章里，那些在雾霾的阴影里工作生活的低收入工人们，那些烧秸秆会被罚被骂、不烧秸秆又没法种地的农民，他们的声音，完全被较高收入人群的吐槽和尖刻质疑掩盖了。甚至，他们本人可能也“习惯了”。

矛盾

斯坦福大学普利克能源效率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洋的一篇文章或许会听起来不太顺耳。

他写道，“一直以来，北京上海等都在利用政治力量，压低所有带来污染的、国家能够干预价格的行业的产品价格，比如电力、天然气等。所有的环保代价都不让北京居民付费——比如煤电厂迁出北京、北京气代煤发电和供暖后，电价暖费应该相应涨价，然而政府代替市场定价，让全国完全或大部分地分担了价格上涨”。

这就意味着，“污染产业迁出了京沪，但是央府却通过干预价格，不让价格上涨。结果，是污染红利给京沪、污染损失外地承担。这样，本来被本地污染抑制的过度消费迸发了；本来应被价格正常上涨抑制的过度消费也迸发了，这就是’双重过度消费’”。

例子很简单。我们都在消费的房屋、汽车、网购包装、外卖餐盒，这些产品背后，可能就是来自北京周围不远处的、一个又一个在黑夜的掩护下排放滚滚浓烟的烟囱。

有时，现实就如于洋写的一样讽刺：“在既不污染、价格还低的双重作用下，京沪（等大城市）畅所欲为地双重过度消费——而污染承接地的人民，既没有得到本该因为承接污染而获得的发展红利，还因为京沪双重过度消费而承受了双重的过度污染”……甚至可能“加剧阶层、地区的不公平”。

所以，或许从雾霾开始，社会层面将迎来一场全面的变革——这其中，包括你我的权益保障，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真实财富，和对未来的期待。

变革

雾霾压力之下，需要变革的显然不止于社会层面。从政府的角度而言，能改进的空间显然巨大。

首先要改进的，就是信息发布。难道信息及时更新公布，就仅限于发发预警吗？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了那么多年，如此重大的、关系到几亿人的公共事件，没有一场及时的发布会、没有及时站出来告诉公众应当注意什么、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科学合理、这次或上次的雾霾成因如何、积累了何种经验教训？

其次，前面也已说到，雾霾从来就不可能是环保一家的事儿。比如教育系统，现在家长的呼声如此之高，能不能及时给出一个关于新风系统或者净化器的解释？各地的措施是否应当在更高层面上取得统一？又比如，能源结构的改变、替代，显然需要更多的部门协调进行。

其实，中国的环保起步并不晚。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就派出了代表团。彼时，美国刚刚经历1969年凯霍家河大火（受纳油污太多，这条河居然点火就着），日本刚刚经历1968年“水俣病”、“痛痛病”、“米糠油”事件三连杀。之后，中国建立了基本的环境保护制度；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

但是，在经济的后发追赶中，环保逐渐成了落下的一课。中学课本给学生的谆谆教诲，是“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才升级为环境保护部——这也是当年忽视环保的缩影之一。

历史上，他国的雾霾，并不是靠风吹走的，而是驰而不息、功不唐捐的持久努力。在与雾霾同行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必要过于相互指责。真正需要的，是取得共识，并共同行动。

面对猛虎，所有的恐惧与愤怒，最终都应当化为改革与行动的动力。把脑袋埋在沙里，希望通过提高标准降低红色预警天数，或者把雾霾推给气象灾害，那只能是无济于事的鸵鸟。英国、美国、日本、比利时……先行工业化国家用无数生命和痛苦换来的教训，应当为我们所借鉴。听过了那么多道理，人们有权利过好这一生。

毕竟，生活本身，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