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冤坐牢11年 所得65万赔偿金被卷空

记者留意到，蒙冤者赔偿金被骗并非孤例，如何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系一个后续课题

5月30日，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赵作海在河南商丘一个出租屋里，吃着某家媒体带给他们的粽子，接受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历尽喧嚣后回归平静，远离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没有任何亲友在旁，也没有任何一个子女打来电话。

记者 温建敏 实习生 陈晓玥

十六年前，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农民赵作海因故意杀人罪而入狱，关押11年后，“死者”突然现身，此案随后轰动全国。2010年5月9日，赵无罪释放，随后获赔65万元。然而，不到四年时间，除了给大儿子盖楼及部分借给亲友，赵作海的赔偿金全部被传销和投资公司骗光，现在他靠在法院抄水表维持生计。

无独有偶，另一位获国家赔偿的陈满，也爆出被骗100万元。

“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拿钱去乱投资，这方面不能做赵作海。”也曾获得国家赔偿的罗开友说。

A.65万赔款已花光

记者的采访一开始并不顺利，李素兰坚拒采访，而没有李素兰，记者的电话根本到不了赵作海手上。而此前的几年，出狱后的赵作海一直是媒体的焦点，被称为最“能折腾”的蒙冤者，因公民代理、深陷传销、担保骗局等事件一次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

而最新一次的大规模报道是“赵作海65万赔款被骗光”、“赵作海妻子欲离婚”。

2012年7月，赵作海陷入宁夏传销组织，损失17万余元。2014年10月，赵作海和妻子投资的商丘一家汽车投资理财担保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停止了向他们返还利息，夫妻两人几年来陆续投资的40余万元本金也无法取回。

问及被骗的经历，赵作海似乎已经释然，不愿回忆，“被骗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但李素兰却跟丈夫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当时那些败类没把赵作海拉去坐牢，那个大好时光他能不挣钱吗？人家（跟赵作海同时期的人）那时候的都当了大老板。”

“现在日常家庭收入都怎么来的呢？”记者问。

“那不是高院院长（张立勇）看咱没有经济来源了，就给安排了个工作。”李素兰说。

“现在住的出租屋的租金、水电费还是法院那边出的是吧？”

“这个细节你别再了解了。我不会跟你说了。”

B.高院安排了工作

“上海有个小妮儿给我报道惹出来的是非太多了，从此我就不想再接受这些记者的采访了。”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李素兰所称的“麻烦”，是媒体报道两人被骗光65万赔款，河南省高院继续给予援助免费提供住所，提供轻松的抄表工作，引来大量非议，认为两人不劳而获，甚至指责赵的妻子是骗钱的“罪魁祸首”。

赵作海说，媒体报道他一个月只需上班一天的说法不准确，“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但两人均不愿对此做详细回应，生怕再惹是非。

相对妻子的埋怨与强势，赵作海显得寡言。

据悉，赵作海现在与亲友基本不联系，几个子女也再无往来。2010年，赵作海出狱后，为大儿子结婚花了近十万块。后来，大儿子背着他从存折上取走了14万元。“钱没了我也不可以告他，不能因为国家赔的钱再把儿子送进去。”赵作海说。2012年，赵作海搬出村里。

“谁我也不联系。”赵作海说。

而与记者交流的过程中，赵作海不断提到感谢河南省高院，表示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

C.赔偿款多被骗掉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花完被骗完赔偿金，被迫离群索居，并非赵作海一人之遭遇。今年2月底，另一位获赔者陈满，在拿到用23年的牢狱之苦换来的275万赔偿金后，被爆掉进维卡币骗局，被骗100万。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回访多位获得国家赔偿的当事人后发现，不少手握赔偿款的获赔者都有“被骗”的经历。

“领到赔偿款后，一些很熟和不太熟的亲友就登门介绍‘项目’，说这些钱很快就会坐吃山空，‘钱能生钱’才能长久，因为是熟人，确实不好拒绝。”获得国家赔偿的当事人刘成（化名）说。

“其实更多的是‘人情骗子’，打着借钱救急的旗号，多半是亲友，因为当年对家里曾有过帮助，也不好撕破脸，结果借完钱后再也不提还钱了。”一位当事人说。

媒体观察

获赔资金成骗子眼中肥肉

孙旭阳是采访赵作海次数最多的媒体记者，在他看来，赵作海守不住国家的赔偿金，几乎是必然的。

“从赵作海到陈满，国家赔偿金被骗，在我看来并不偶然。古语道‘悖入悖出’，无论赵作海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还是陈满的275万元，都并非来自正常的财富积累——赵作海称之为‘挨打钱’。这两笔‘挨打钱’远超赵陈所在圈层的平均财富，也没有专业人士和机构帮助其打理，守财之难，并不亚于幼儿园小朋友拎着等额的现金招摇过市”。

孙旭阳认为，造成这类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年牢狱生涯，让他们与现实严重脱节。“赵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采访中，他也更习惯于讯问式的对答。监狱内高强度无死角的监控管理，以及单调的人际交流，无疑会损害重刑犯们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监狱都开始重视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的难题，但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出狱培训，并不足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脱下他们的囚服”。

孙旭阳表示，多年服刑人员重新回到社会上，会比普通人员好骗得多。赵作海和陈满又持有大额的国家赔偿，支付能力很可观，被各种骗局辗转寻上门来，自是必然。在出狱者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理说应该获得亲友们的帮助。然而很可悲，大额的国家赔偿会成为他们获助的障碍。陈满“投资”维卡币的经过显示，他并没有让家人代管或监督国家赔偿金的使用。陈满大哥陈亿则表示，那275万元都由陈满保管，家人经常提醒他防骗，他则一直让家人“放心”。

孙旭阳称，在数年对赵作海的跟踪报道中，他也曾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冤狱归来者的帮扶和指导，不能一赔了之。

实际上，媒体的报道对冤案获赔者也有棒喝作用。四川杀前妻冤案当事人罗开友，冤屈平反后，他依法获得两笔赔偿金，共计147万元。拿到赔偿金后，赵作海的赔偿金被骗光消息传来。“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拿钱去乱投资，这方面不能做赵作海”。

专家声音

帮助获赔者尽快融入社会

广东省律协行政法委员会主任何富杰表示，获赔者后续的生存状况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建议对这类蒙冤者由社工提供协助。

“这个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后续如果生活有困难的话就属于民政救助方面的。”对于获赔者后续的生存状况问题，何富杰认为：“国家赔偿法规定得很明确，根据获赔者被关押的时长和当年的人均工资计算出赔偿数额，加上精神损害，确定一个总的赔偿数额，除此之外，法律并没有规定其他的补偿方式。”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问：“像陈满、赵作海这样出狱获赔但被骗子盯上，不久就被骗光赔偿的案例，您觉得这样的事件问题出在哪？”

何富杰说：“他们关在监狱里面那么久，而社会又发展这么快，出来不适应，这是很现实的情况。像赵作海这样全国关注的案子，法院能够给他一份保底的工作还不错，有的人按照国家规定就只能拿到一笔赔偿。根本上当然是国家完善制度，减少这些冤假错案，但是说更好的办法确实有点难，因为依据法律确实国家已经做到了赔偿。”

对于之前有人提出国家要完善对蒙冤者的赔偿方法和救助制度，何富杰认为：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制度需要大家的呼吁，才能够建立起来。这个制度从呼吁到建立再到真正能够实施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现实可行的方法看社工能不能介入其中，起到一些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