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西方国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连续退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 罗文东）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使用“困境”“衰落”“倒退”等概念和话语来指称当代西方政治危机的现状和趋势。例如，一些西方研究机构发布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出现退步。今年2月，美国学者福山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一向以“民主和自由的世界”自我标榜的欧美国家陷入政治困境和民主倒退，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与政治危机相继发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系统性、严重性和顽固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对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两面性，使西方的普选民主走进死胡同

从选举制度看，每隔几年上演一次的总统、州长、议员等选举，日益沦为富豪、权贵角逐的把戏和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写道：2000年以来，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只剩下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的权利和体制保障。”美国《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至少84%的选民认为，如今的美国选举中流入了“太多金钱”；85%的选民认为，除非改革或彻底重建美国的选举制度，否则无法改变“金钱政治”的状况。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承认：“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的“政治体系已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表现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倾向。统治阶级既要维护资产者的自由民主权利以及少数人的特权，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及其手中的选票来支持自己。这种对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两面性，使西方所谓的“普选民主”走进了死胡同。

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

从政党制度看，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政局动荡，暴露出西方政党政治的严重弊病。在西方宪政模式中，执政主体实质上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却被视为“多数人的暴政”。在选举中，各政党为吸引选民而轻率许诺，相互指责谩骂；获胜的政党对支持者投桃报李、论功行赏，对政府公共资源随意分配，就像战争中的获胜者瓜分战利品一样。这种政党分肥、党争不断却不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政党制度，招致西方民众的极大不满。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桑德斯、特朗普这些“叛逆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两党政治的厌倦和失望。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

从政府体制看，党派竞争常常异化为政治恶斗，“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否决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甚至出现政府运转失灵。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屡屡导致政府预算案难获通过，联邦政府近20次被迫关门，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3年。每次联邦政府关门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影响民众正常生活。国会在美国政府中算是最为“民主”的机构，因为议员是普选产生的，但近几年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9%。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民主的隐忧》一文，指出：“自共和党2010年获得众议院控制权以来，党派对抗阻挡了几乎所有问题的前进步伐。促进经济增长的法案要么未获通过，要么被明显打折没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变暖的立法甚至根本无法摆上桌面。无效的治理，加上日复一日的党派斗争，已经将公众对国会的支持率降至历史低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议会、政府和法院常常相互拆台、打架，政府债台高筑、运转失灵，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基础；西方民主输出到中东、苏东等地区，造成经济萧条和社会冲突。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进入了一个“回潮期”或“衰退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空中楼阁，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主导资本主义法治运行

从法律体系看，西方虽然标榜“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受金融财团和权势集团的影响，主导资本主义法治运行的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在美国，宪法解释权被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所掌握。他们由总统提名而非选举产生，既不对民众负责，也不受议会控制。他们大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学家、律师和政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资本家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竭力游说国会，试图扼杀所有金融监管法案，导致监管华尔街、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多年后仍是一纸空文。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为借口，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款违宪；2014年又进一步取消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就使资金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领域，为有钱人影响政治的“言论自由”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在日本，安倍政府公然绕过宪法的规定，通过新安保法、架空和平宪法，这不能不说是对西方宪政民主的极大讽刺。

当代西方政治危机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现象，而是金融垄断资本加强剥削统治的必然产物，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和“宪政民主”的价值，不断被“多数人统治”的抽象形式与资产者专政的实质内容之间的矛盾、少数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之间的矛盾所证伪和否定。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把跨国公司、国际银行和卡特尔组织称作“利维坦”，认为这些庞大的垄断组织已成为民主的敌人。埃及著名学者阿明也警示人们：再也不能接受“所谓民主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念”了，一定要清醒认识当前资本主义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潜藏着专制主义”。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历史命运时深刻指出：“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它被迫在加强政府管制、反全球化、助长民粹主义等形式中寻找避难所，但终究不能扭转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历史大趋势。美国奥巴马政府为振兴经济和恢复两党合作所作努力的失败，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功能的系统性失调。美国著名学者莱斯比特观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显示出巨大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