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知道，现在的北京，是一座雾霾包围的城。 但很少人知道，不到一百年前的北京，曾是一座粪便包围的城。 阿城写过一篇文章，叫《厕所》，说北京的紫禁城虽大，但是没有厕所，皇上太监三宫六院御林军上朝的文武大臣，只能找个旮旯，用马桶解决排泄问题。 桶底铺上焦枣，焦枣轻，屎落下来，立即翻滚沉底，加上焦枣香气浓，把味道遮住。拉满的马桶，由粗使太监抬出宫去。 焦枣马桶很气派，但也就是个临时设施。皇上家都这样，老百姓家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大都市，拉屎这件事，北京折腾了几百年。 明嘉靖年间，北京修建了外城。城墙修好后，发现忘了修下水道。这下事大了，城内千万百姓，每日产出几何数量级的大粪，北京城分分钟就被屎淹没了。 明代文人谢肇淛，曾住北京，深为北京没有厕所困扰，他在《五杂俎》写下来这段痛苦的人生体验： 因为没有厕所，粪便只能倒进沟里，街上也都是随地拉的屎。每到出暖花开，整个北京城就发酵起来，臭气熏天，老百姓都不敢快跑，怕喘大气。 到了夏天，蚊蝇滋生，几乎让人想死。碰上下雨，大街小巷的粪被泡起来，痢疾瘟疫传染很厉害。当时，怕死的人，都宅在家里——“摄生者。惟静坐简出。” 这一点，跟现在的北京人很像，遇上雾霾就不出门，或全副武装。 到了清朝，街上有了厕所，但收费，而且屈指可数，要都去厕所，得排几天队。人民就还在街上随意大小便，嘉庆时无名氏的《燕京杂记》里说，连妇女都上街倒马桶。 时间久了，有些地方就成了北京人默认的露天公厕。 当时前门一带，骑马的、坐车的、驴、骡、牛、猪、狗，杂沓乱跑，遍地都是粪尿，正阳桥南边，就有一个大粪堆。各庙会集市，也遍布粪便。 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前，是个默认的露天厕所，每天要先打扫屎尿，再开门。但是，店老板也不恶心，还挺乐呵，他认为这是风水上所说的“百鸟朝凤”——每天那么多人掏出鸟冲着门口，太吉利了。 最可怕的，一经大雨，路途汪洋，路人一不小心就被屎汤灭顶。今天的北京就好多了，不会被屎汤淹死，但是下暴雨还是得当心。 当时人开玩笑，将北京大街上的情形，开成一个药方： 人中黄，人中白，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 这种情况下，粪夫就应运而生。 粪夫多是来北京谋生的山东农民，身背条筐，手持长柄粪勺，走家串户，救民于屎尿。 掏了屎，运出城，晒成干，卖给近郊农民。 梁家园，天坛东面的东四块玉，城北的地坛附近，都是晒粪场，蚊蝇聚集，臭气远扬。 最早的粪夫，掏粪很随意，没个规划，也想不到这是个肥差。 散户掏粪的情况，持续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渐渐有了改变。到清康熙年后，开始圈划地盘，各自采集，称为粪道。 清末，更是有了粪商，小粪商占据粪道，雇粪夫采粪；大粪啇开设粪厂，搞批发。 粪夫也有两种，一种是受雇于粪啇的粪夫，一种是野粪夫，称跑海粪夫。 北京的粪夫，身上最脏，收入最低，算是贫贱至极，本应同情。但是，他们以粪勒索钱财，要节钱，要月钱，下雨下雪要酒钱。 市民稍有不从，轻则怠工不掏，任你家厕所满坑满谷，污臭熏天；重则推搡相骂，亮出粘满屎的粪杓，就问你怕不怕。
△ 1917年，北京街头的粪夫，俗称采蜜人。 他们背粪筐，推小车，招摇过街，筐、车也不加盖，屎尿淋漓挥洒，见人掩鼻而逃，就面露笑容，获得精神胜利。 俗话说的“穷横”一词，似乎专为粪夫而设。 受迫的人，抓住一点点权利，又去压迫别人，这就是人性吧。 市民被欺压怕了，呼他们为“粪阀”，阀者，霸也。事实上，真正的粪阀是粪厂的老板们，他们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粪道归粪商所有，粪道上的屎也归粪商所有——如果你敢掏自己拉的粪，就是侵犯了粪商的私有财产。
△天坛东边的精忠庙，是粪夫公会的最早地址。 当时，粪业被称作“金汁行”，因为办粪厂太挣钱了。最著名的粪商于德顺，坐拥良田1500亩，在北京有100多套房产，各国银行都有存款。 民国后，市政当局曾力劝粪夫给粪筐、粪车加盖，效果不彰。后来，又试图将粪业收为官办，也遭到顽固抵抗。 1935年，1500名粪夫带着粪筐粪杓，包围了平津司令部，抗议政府收回粪道。粪夫罢工几天，城中便臭不可言，当局就软了。 北京依旧是臭哄哄的北京。 当然，解放后，一切大不同。按照建国后的阶级划分，粪夫被划为底层，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时传祥，而粪厂的老板被划分资产阶级。 1951年12月，粪霸于德顺、刘春江、金仁甫被枪决。从此废除粪道占有行业。也就是，你的屎从此是国有财产了。 |
GMT-5, 2024-11-15 1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