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代表团20日完成两天谈判后,突然取消到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农业区访问,显示谈判似遇到阻滞,可能影响10月初美中高层谈判。但新华社和美国贸易代表署事后都说,谈判有进展,下月初高层谈判将按原定计画在华府举行。
这次副部长级谈判举行前,气氛大大改善,双方都释出善意。例如川普总统将原定10月1日生效的新关税(将2500亿元中国产品25%关税增至30%),延至10月15日;中国也豁免16种美国产品关税(包括大豆和猪肉,预示中国将采购美国农产品)。所以舆论多数认为,下月初美中第13轮谈判,极可能达成「暂时性协议」。
这样的暂时协议虽不能解决双方全部矛盾,却有助缓和双方紧张关系,更可让双方各取所需。例如川普可在2020总统大选前达成协议,宣称胜利,有利稳定中西部农业州选票;在中国则可趁机换取川普取消部分关税,包括已于9月1月生效、对1120亿元中国产品征收10%关税,以及10月15日起生效、对2500亿元中国产品关税提高至30%,还有将于12月15日生效、对1560亿元中国产品征收10%关税。
对已拖延14个月的贸易谈判,双方是否有协议,变得不再那么看重。因为双方都发觉,就算达成协议(特别是暂时性协议),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不但因双方经过一年多角力,已完全失去互信,就算能达成协议,按川普的性格,随时可以反覆、否定或取消协议;更重要的,双方竞争和对抗已超越贸易,扩展至其他领域,这种全面性对抗已不可逆转,并不是达成一纸贸易协议,就可解决问题。
一,中国方面,自5月初川普迅速将关税升级以来(对2500亿元中国产品关税提高至30%,又对其余3000多亿元中国产品征10%关税),双方每次发生争拗,川普都会爆发和加关税。按这种决策方式,就算谈判达成协议,也随时会有变化,因此有没有协议,意义没那么大。
对北京来说,美国的要求已超越贸易领域,例如要求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改变法律,将结构性改革写进法律,这是要改变中共计画经济制度,甚至是阻止中国崛起。对这样的要求,中国不可能让步。既然不可能让步,谈判空间也被压缩,北京的立场只能保持强硬。
习近平主席处理贸易战问题,受到党内反对派系牵制,因此在涉及中共制度和国家发展的问题时,不可能退让,否则会被攻击为「投降派」。这种限制下,北京的谈判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因此对能否达成协议,没有以前那么期待。
二,美国方面,川普的谈判要求一直是漫天开价,并不理会中国能否做得到。例如结构性改革,以及因此引出的立法要求。既要求中国平衡巨大贸易逆差,但又限制高科技产品输出中国,对北京来说都难以做到。
川普的要求常存在重大矛盾,例如贸易代表赖海哲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停止盗窃智慧产权、强迫技术转移和政府补助企业等,用意是使贸易变得更自由、公平。但川普念念不忘的是贸易逆差,以2017年为例,美国逆差达3700亿元,川普要求中方平衡逆差,去年谈判曾谈过分六年实施,逐年缩小逆差;这样巨大的差额,不要说美国根本没有那么产品供中国采购(美国2017年对中国出口只有1300亿元)。川普要中国平衡逆差,刚好与赖海哲要求的自由贸易背道而驰。
三,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霸主,但霸主地位已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威胁,两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和最大特征。现在回顾,去年10月副总统潘斯针对中国问题的演讲,确实是两国进入新冷战的宣言;而持续14个月的贸易战和华为事件,也证实新冷战正处于升温中。
贸易战只是双方竞争对抗的一个环节,美中在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等,都有矛盾和竞争,因此就算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特别是暂时性协议),并不表示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可得到根本性解决。
两国之间的贸易矛盾要得到真正解决,须待两国各方面矛盾都化解,属于总体竞争一环的贸易纠纷,才可能得到缓解。而总体矛盾的解决可能需时数年,甚至十年、数十年,直至美中两大国完成磨合,或一方认输妥协,建立全球运作的新秩序和新规则;而一旦总体矛盾解决,贸易、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问题才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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