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对港澳采取「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方针，对台湾则曾通过长年炮战来宣示「主权」。邓小平上台后，1983年6月在会见美籍华裔政治学者杨力宇时，首度明确提出两岸「和平统一」的设想，强调国家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此后这套「一国两制」构想被用来解决港澳回归问题。
然而，近年北京对香港越来越强调「一国」而淡化「两制」，「高度自治」在官方文件不时消失，两岸的政治距离也越来越远。前港区人大代表的李鹏飞，对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最初充满寄望变成失望；前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中共始终未摆脱斗争思维，难以给香港真正民主；曾任职左派报章的资深媒体人程翔直指，中共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香港年轻一代与国家疏离。
1954年，14岁的李鹏飞经母亲安排由上海辗转偷渡来港，经过多年发展成为商界领袖，获港英政府先后任命为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1997年底当选香港史上首批由选举产生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两届10年的任期内他用心用力处理港人的申诉，但走入国家体制后，他很快便发现人大代年表只是虚衔。他对《苹果》说：「这次《逃犯条例》修订，有没有人大代表发过声？都没有出来帮香港人说话！」现年79岁的他批评中央近年已「贬低」特区，慨叹目前香港的乱局难以解决！
回归前，港区全国人代由广东省人大直接任命，附属于广东省代表团；回归后，港区人大改由「选举会议」产生，有了独立的身份。在过渡期备受港英政府器重的李鹏飞，当年出任临时立法会议员，心态雀跃地参加了首届的港区人代选举：「香港第一次有自己的代表，当然有期望喇！无人鼓励或不鼓励我去（参选），我觉得当时对中国认识比较少。」
进入了这个宪法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飞很快便成为收到最多港人申诉的人大代表，当中包括港人在内地「被失踪」个案。 「曾经有人在内地被拘留，他的太太来找我，我写信去（地方政府）问，他几个月后获释。」但他认为个人能力始终有限，经他处理的申诉只有约7%得到官方的回应，更多是石沉大海。
眼见其他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都在地方设有办公厅，他于是向人大建议设立港区人代联合办公室，并由36位港区人代轮流当值，接受港人有关内地事务的申诉，但当局一直以香港已有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不欲人大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为由拒绝。 「我问过吴邦国（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他说香港的事情由香港政府去办，因为特区很敏感。」
「我当时做事比较aggressive（进取），但因此也较失望。」李鹏飞坦言，上任第三年已开始灰心，有同届港区人代更对他冷言冷语，说他积极处理申诉「没用、浪费时间」，原已打算只做一届，但至2002年底换届选举前夕又决定争取连任。 「因为当时有人想踢我出局，想我唔好咁烦，他们有几张（设定当选）名单，我都不在上面。」结果这些小圈子的阴谋未能得逞，他成功连任，至2008年换届才卸任。
「根本他（北京）就不想你成立办公室，但现在就管都管唔切！现在香港社会这么混乱分化，哪个人大代表能够代表香港市民？」李鹏飞慨叹自他离去后，敢言的港区人代已绝迹。 「我想我走了后港区人大收到的申诉少了，有些人收到信就投进字纸篓说：鬼做咩？」回归前病逝的港区人代廖瑶珠，曾在1988年的人大全体会议抢着要发言，又在1991年人大的分组公开会议发言时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廖瑶珠也觉得做人大委屈了她，我去过她家吃饭，她说都没有人代表香港人发声，我就『自动牺牲』，当着2,000多人面前照讲香港事务。她是一个character（个性人物），有些『人话』讲，为了中国政治进步嘛。但我认为人代现在不会在香港起到多大作用，香港地位已被贬低。这不是最近的事，而是一直慢慢地变成只讲『一国』，没办法！」他指自前特首梁振英开始，上京述职时与领导人的座位排列由以往的并排改为在长型办公桌「靠边坐」，就反映了特区地位已被贬低。
「港区人代开会就在中联办的饭堂，有事就召集我们去，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好像吃饭比开会更重要！」1983年曾率香港工商专业界「才俊团」往北京访问，在人民大会堂获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接见的李鹏飞，心痛港区人代不争气，只把公职当成是虚衔，亦慨叹港人要与北京打交道不容易：「你做人大代表，好难同他们（中央官员）沟通，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很可惜回归了22年，港区人大都未争取到设立办公室为香港人做事，这样你好难令香港人不会看不起人大代表！ 」
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直斥，北京近7年来对港政策越来越左，包括在2014年提出于《基本法》无根据的中央对港澳拥有「全面管治权」，人大8.31决定设立特首选举高提名门槛，近年更搬出《中英联合声明》「失效」论。 「这是要否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国际条约和承诺属性，妄图把香港的一国两制讲成是百分百的中国内政。就算我（中央）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国际社会也无权出声！」
追本溯源，刘梦熊认为这是中共原始的斗争思维作祟，始终排斥现代民主观念所致。中共在这种惯性思维下，不可能给香港真正的民主。他对习在9月初于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提及「斗争」多达58次，强调中共在港澳台工作也面临「重大斗争」感到忧虑：「我们是法治社会，什么叫斗争？犯法你就去拘捕他，可以去审判他们，但如果他们没犯法，只是有不同政见，为什么要斗争？一斗争就很容易以意识形态去代替法律标准，法治就会变成人治。」
刘梦熊又称，6月5日和9日曾受南下「收风」的中南海中人所托致函习近平，力陈利害要求中央指令港府搁置《逃犯条例》修订，同月21日再应邀致函习提出稳定香港局势的建议，包括明确「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特首林郑月娥撤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重新启动政制改革和开发新界以解决土地问题。他谓习没有回信，但相信林郑在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已是习「一锤定音」的结果。他寄语习不要在香港问题错判形势：「如果你对香港的一国两制不能包容，就必然对全世界的『一球两制』不能包容，要『赤化』世界之心不死，人家就会把你看成是二次大战时的纳粹德国，去围堵你，这样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都没有好处。所以，是否能信守国际承诺、《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让香港落实双普选，令一国两制正确运行，不单是香港的问题，也是中国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和『一球两制』的问题。」
「很多人说我是否同共产党亲近因此加入《文汇报》，我是亲中国，而不是亲中共。在我一生之中，国家和政权我是分得开的。」曾任职左派报章《文汇报》长达15年的资深传媒人程翔生于194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虽然曾被中共以「从事间谍活动」判囚，但爱国情怀始终如一。他庆幸在《文汇报》驻京的8年，亲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政治上最开放的80年代，当年港澳办官员的开明令他印象深刻，可惜这段时光随着六四枪声一响已戛然而止。
生于广东潮州的程翔，家人在中共建政初年经历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5岁即举家移居香港。他对「中国」的最早个人记忆，是1967年由香港左派策动的六七暴动。 「1968年读中五时，当时我在圣保罗中学读书，正街外经常可见到从大陆飘来香港岸边的浮尸，由水警轮捞起浮尸，很触目惊心。那时我开始对中国有种好奇心，点解中国会令到咁多浮尸来到香港？当时唔系好识嘢，见到这么残酷的事，会令我谂起这个国家究竟系点呢？」当年每天不时漂来几具浮尸的海边，现已成为中山纪念公园。
程翔此后考入香港大学，1971年的保钓运动启蒙了他的爱国意识。 「那是一次青年人大规模觉醒的过程，看到国家积弱领土不保，因此我们当时都有对国家的向往，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亲历那些（中共建政的）灾难，无咁埋身，当时保钓唤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感染了我们那一个年龄段的中国人。」总理周恩来在197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更令他对红色中国充满憧憬：「四化宣言给我的印象，是共产党愿意去改革和走上正常道路。」
大学毕业后程翔曾当中学教师，但却在偶然机会下加入《文汇报》。 1974年中国宣布参加德黑兰亚运，是北京首次取代台北以「中国」名义参加亚运。但当时左派经历文革和反英抗暴后人才凋零，英语人才缺乏。 「有朋友叫我帮手，客串做翻译，我进去后发现左派的文化水平低到恐怖地步，甚至连电讯稿也看不懂。当时周恩来已提出『四化』，你怎样实现呢？当年我反而萌生意念，帮助他们提升新闻工作和专业知识的能力。」当年香港的报章除了左派报章，基本上都是反共，进入《文汇报》也可让他有更多机会贴近了解中国。 「当年我教书月薪1,700多元，《文汇报》就仅600多元，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很傻的决定，但这是因为个人完全在意于国家的建设和报效国家。」
到了1980年，当时在法国巴黎进修的程翔，获报社通知要求出任《文汇报》驻北京站主任。当年北京仍要靠粮票吃饭，一些早年从海外回国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也以自己在国内遭迫害的经历，劝他不要回去。 「当时我也曾犹豫。有次我坐上欧洲豪华列车旅游，穿州过省，看着的是欧洲美丽的风景，但心中想着的却是中国很落后的农村生活。」驻京8年，他庆幸亲历了中共建政后政治最开放的年代。 「当年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二司司长容康，负责香港的宣传文教工作。他是我很尊敬的人，虽然马列主义色彩很浓厚，但却愿意聆听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员如果愿意聆听意见，其实是可以与其交往。最弊是他们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指令你去跟随他，这样你就很难受。」他曾因传媒工作和政策事宜，忍不住向容康发脾气，「但容康都会从记者的角度尝试去理解，所以当年我能够跟他无所不谈。」
「我很年少已经看梁启超的书，他给我最大得着是把国家和朝廷分开。他说国家是永续的，朝廷只是暂时；国家是全民所有，朝廷只是受委托去管理国家。这种感念其实就是政党不等同国家的观念。」走了近半个世纪爱国路的程翔坦言，即使曾坐过共产党的牢，自己的国家情意结不受影响。 「但我对共产党的批判越来越严厉，因为共产党的管治令到这个国家成为越来越没有道德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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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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