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社会捐赠都是受到鼓励的，只要是合法的，捐赠动机一点也不重要。
地产商潘石屹2014年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2019年他儿子被录取为哈佛新生，许多人都说这是潘石屹与哈佛大学之间的一桩买卖。
这么说其实并不恰当。买卖是在事先确定的交易关系中进行的，明码标价，一方掏了钱，另一方就得交货；要是拿不到货，那就得退款赔钱。潘石屹与哈佛之间不是这种关系，因为即使哈佛不录取他儿子，潘石屹也不可能把已经捐出去的钱要回来。
有人说，潘石屹与哈佛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关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默契呢？
涉及金钱的默契可以是“贿赂”，也可以是“礼物”。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关系。捐赠是个人赠予大学的礼物，似乎不应包含任何条件，否则便不成其为礼物。然而，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在《礼物》一书里所阐述的：“从理论上说，礼物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是按照义务来赠与和回礼的。”礼物交换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愿和无偿的，其实带有具约束性的义务。礼物关系的潜规则是，受赠礼物者需要回礼。大学给予巨额捐赠者的子女特别的对待，可以视为一种回礼。
2019年，美国大学录取贿赂丑闻曝光。这是一桩用违法违规手段帮助富裕家庭子女获得美国几所著名大学本科录取的共谋犯罪事件。据美国联邦检察官披露，至少有50人参与其中，一些人已经认罪或同意认罪。33名大学申请者的家长被指控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向名校申请咨询师威廉·里克·辛格支付了超过2500万美元，其中部分款项被辛格用于欺诈性地夸大申请者的入学考试成绩并贿赂大学官员。潘石屹并没有这样的不法行为，所以与贿赂不同。
在美国，巨额捐赠人的子女在入学时得到特别对待是一直都存在的现象，被当作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智慧”。美国人虽然强调公正，但并不以道德纯粹主义的立场来对待公正。他们不是为公正而公正，而是把公正当作一种能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增进最大多数人公共福祉的手段。公正只是一个原则，在具体情况下有变通的空间。就像慈善捐赠可以从政府得到免税一样，有的捐赠人也把捐赠当作一种投资性策略，一方面赞助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也帮到自己的子女，这二者在伦理上是互洽的，符合美国人传统的利人也利己、而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观念。关键是如何区分这种传统智慧可能涉及的“礼物”(捐赠)与“贿赂”的区别。
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院长阿米尔·帕西奇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正视这一丑闻。他说：“捐赠者会得到认可和特殊对待，但在特殊待遇与录取过程之间存在一道墙。”
达特茅斯学院前招生主任、现任美国顶级招生学院高级顾问的玛丽亚·拉斯卡里斯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的采访时说，来自富有家庭的大笔捐赠不能保证录取，但确实可以增加其子女被大学录取的机会。“有一点不应该忘记，那就是，学校始终处于筹款的模式之中。”
筹款是美国大学的日常工作。美国私立大学不可能依靠政府拨款来维持，其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尤其需要来自社会的慈善捐赠。任何形式的社会捐赠都是受到鼓励的，只要是合法的，捐赠动机一点也不重要。
美国有很好的慈善捐赠传统，捐赠也是一种公民参与的方式，这种参与并不需要出于纯粹利他的动机，因此在道德完美主义者眼里会有瑕疵。但看上去不完美的捐赠传统和礼物关系中仍然有着明显的利他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它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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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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