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六口服毒自杀，农民贫穷的政策原因

甘肃农民一家六口服毒自杀，夫妻两个，加上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原因竟然是太贫穷，这样的消息实在是让人太震惊了。

当这样惊悚的新闻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是冷静的。

我的问题是，我见过更加贫穷的中国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毫无尊严，但却像一块贫穷的石头一样，顽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远在甘肃康乐的年轻父母竟然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服毒死去？

一直以来，我都固执地认为，相比生存的艰难，死亡其实更需要勇气。而另外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农民到现在为止依然如此贫穷？

前几天偶然看过一个视频，画面上是一群身高不过1米的农村孩子，背负着高度近2米、宽度近3米的一堆树枝走回家，我知道，那是农村人的柴火，是他们做饭取暖用的燃料。小时候我做过这样的工作，都是一些枯干的树枝，看似堆头很大，并不重，只是孩子小小的身躯几乎就要隐没在树枝里，稍远一些看过去，还以为是树枝自己在移动。

一个明显带着都市贵妇人的声音在画面之外说，啊我真是难以相信，这个时代竟然还有如此贫穷的人们。

好吧，我知道这种贫穷的景色，实实在在把我们的贵妇人吓着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的历史里看看，那里的景色说不定更吓人，只是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些比枯干的柴火更加枯干的数据，以至于换不来人们起码的同情心。只有当年轻的夫妻带着4个小孩子一起服毒自杀，我们才在沙发或者浴缸里，张开涂着粉黛的嘴唇，发出惊讶的叫声。

四个孩子，多么亲切的数字。我是说我的父母就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是排在第二的儿子。我的家里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贫穷，但是我的父母却绞尽脑汁养活了我们。我永远记得我的父亲的格言，“先治人，后治家”，他的意思是说，宁愿住在草棚里，也要让孩子读书。我永远记得我的母亲起早贪黑，像一头牛一样工作，但她却从来不吃晚饭，小时候我以为母亲没有吃晚饭的习惯，长大以后才知道，家里的大米总是不够，母亲是为了让孩子们多吃几口，自己忍住了饥饿。

良心未死的人们啊，你知道中国的农民是怎样一路穷过来的吗？当我说出农民这个陈旧的词语，你知道吗，我其实是在陈述一部长达60年的对中国农民的掠夺历史。

这是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政策，就是设立了一套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人为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距。保守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大约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现实意义上，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剪刀差”，试图推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资源配置大面积、大幅度向城市倾斜，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悬殊的城乡差别。

从2006年元旦开始，随着政府取消农业税，这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现象基本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民的“剪刀差”思维方式从此消失。某种意义上，“剪刀差思维”成为政府部门的思维定势，在收入和资本两个新的路径上继续繁衍。

如果说“价格剪刀差”时期，主要以“廉价的农产品”为主要形态，那么随之而来的“收入剪刀差”时期，主要形态则为“廉价的劳动力”。有人做过统计，在过去大约20年时间内，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没有市民资格，不享受城市人口拥有的医疗体系和养老体系。这种醒目的“收入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身上抽取了9万亿人民币的豪迈资金来促进城市化进程。

（这样的厨房我很熟悉，事实上这是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农民家庭）

相比跟随而来的“资本剪刀差”，“收入剪刀差”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掠夺手段，一方面，政府用压低农民土地资本价格的方式，应对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用悬殊的价格差推动城市化的又一轮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将农民所建房屋统一定义为小产权房，剥夺了农民房地产资本的产权界定权利，导致所有农民的房子不能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从而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本失去了升值的机会。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农民在土地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损耗高达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农民每年正在以5万亿元的土地资本金，无偿支持中国的城市发展。

良心未死的人们啊，当我们终于说到了房子，你知道的，城里人的房子就是一团黄金，有人靠着房子一夜暴富，而农民的房子，至今不过是一团死水。如果我们的良心真的未死，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农民的房子就是小产权房，就不能增值呢？为什么城里人的房子，北京人的房子，上海人的房子，深圳人的房子，几年之内涨上来的价格，就可以让远在甘肃康乐的某个农民家庭，吃吃喝喝三辈子还不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