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清末民初杀人的事儿

今天聊的话题，是清末民初杀人的事儿，有点血腥，但我会尽量克制，杀人图片已隐去。--金醉
    三月底，台湾出了件事。一群人拎着菜刀在台北街头砍蒋介石雕像的脑袋，半个月来砍了不少，砍完还合影拍照，传到网上。3月29日凌晨，自称“台湾建国工程队”的蒙面人趁夜砍掉台北市内湖区安康街圣明宮斩首蒋介石铜像。有些被砍头的老蒋雕像上，被喷上“杀人魔”的字。照片里的砍头者蒙着脸，但看起来有股凛然和自豪。2015年春天，台湾基隆就发生过这事儿，也是砍老蒋脑袋。对于反对和痛恨他的人，这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行刑”。“建国工程队”发声明说——我們汇集了全台湾数百座蔣像资料，我們会随时用菜刀，或竹竿绑菜刀，或各式各样的工具取其首级！手起刀落，蒋头落地！
    这番口气和信心让我想起清代的职业刽子手，备好利器，精心练习，讲究技法，在万众瞩目之下，手起刀落，赢得满堂喝彩。
    大多人脑内的砍头场景是戏剧化的，经过或好或坏的美学加工。比如，《让子弹飞》里，姜文砍周润发，成了暴力美学，只有美感，没了暴力。《让子弹飞》中，张牧之当众一刀砍下假黄四郎的脑袋，让民众瞬间有了“抢碉楼”的勇气。《让子弹飞》的故事发生在1919年，按当时的法律，砍头处刑已经被废弃了。1914年，北洋政府就规定，所有死刑实行枪决。当时的枪决行刑，不但要开公审大会，还允许人围观。开完之后，当着其他犯人的面，一个个枪毙，以儆效尤。这一点，和古时砍头示众没两样。直到建国很长一段时间，还沿用此法。我小时候就追着审判车看过枪毙，有种危险的刺激。就算张牧之是真县长，他杀掉黄四郎的方式也是不合法的。从砍头到枪毙，效率大大提高，受刑者死得痛快。
    汪精卫24岁时当刺客，曾写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说得很有道理。要是刀慢了，实在对不起脑袋。对于铁定得死的人来说，给个“痛快”就是讲道义。
    《聊斋》里有个故事，叫《快刀》。一个被捕的强盗跟行刑人说：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行刑人就是厉害，“出刀挥之，豁然头落。”因为太快，那脑袋在地上滚了几下，大赞：“好快刀！”《快刀》原文：明末济属多盗，邑各置兵，捕得辄杀之。章丘盗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杀辄导窾。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内一盗识兵，逡巡告曰：“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其谨依我，无离也。”盗从之刑处，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砍头的刽子手，不是沾满鲜血的恶魔，是一种合法从业人员。湖南人邓海山，是一名清末刽子手，一直砍到民国初年，刀下有过几百颗人头。1925年冬天的《大公报》曾做过他的专题报道，说他砍头从不沾血，能让犯人“不经意间”就身首异处，人头落地时眼都闭不上，嘴还在地上啃土。
    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里头，四表姐夫夸前清刽子手一刀刘——“刀起头落，如轻风吹过，飘飘然不觉之中，如入仙境，回望尘世，但见刘爷持刀而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鬼子来了》中，四表姐夫跟马大三在澡堂子泡澡，夸奖前清刽子手一刀刘的刀法。
    《聊斋》里的人头说话是说书人语，四表姐夫的话却可能有依据。现代神经生理学已经证实：当脑袋快速被砍掉时，大脑还能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在行刑后的一段时间保持感知，”生出感激之情“。
    小时候看过一部洪金宝导演的电影，叫《一刀倾城》，讲了戊戌变法时的事情，谭嗣同被判死刑。临刑前，大刀王五去牢里救他，他不愿走，决定舍身取义，并告诉王五说，最好让他来砍自己的头。洪金宝1993年导演的电影《一刀倾城》里，狄龙饰演的谭嗣同临刑前向刽子手大刀王五表达了仰慕之情。当时不明白，这是为啥。现在似乎明白了，让朋友行刑，是确保自己必死，也是免遭痛苦。
    这是受刑人和刽子手之间微妙纠缠。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拉尔森在《人类砍头小史》中曾说：“刽子手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带来惊奇， 因为有时候， 有一种古怪 的亲密互动， 偶尔还掺进了幽默以及彻头彻尾的残忍。”
    没有拜师学艺和勤学苦练的工匠精神，这活儿干不来。有笔记记载，清末福建有个业务差的刽子手，砍了几刀没砍下犯人脑袋，最后找了条锯，把脑袋慢慢锯掉了。邓海山说：“干这营生必须学会择颈之细处而砍之，这都是需要反复练习才能做到的。”
    人的颈椎之间由椎间盘相连。要想刀起头落，必须砍进椎间盘，但椎间盘最厚的地方只有9毫米左右。抡起几十斤的大刀，能砍得准，还能做到人头落地后犯人身体不倒，很难。在入行之初，他就每天练刀，在冬瓜上划一条线，砍准了才算合格。武侠片里一刀削灭燃烧的香，就是刽子手平时晚上的功课。
    2014年，媒体报道了一名辽宁朝阳的高手张兆海，可以蒙眼用刀劈灭蜡烛。他因此获得过世界纪录证书：“世界上一秒钟蒙眼挥刀斩灭蜡烛火苗最多的人”。这种准头和速度，就是以前刽子手的基本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大部分清代刽子手一样，邓海山用的是一把“鬼头刀”。我在北京警察博物馆见过这种刀，柄长，上头个小鬼头，握起来带劲儿。刀身阔大，刀背宽厚，比一般刀沉，最适合劈砍。
    《水浒》里的病关索杨雄是个刽子手，里头写他从刑场干完事儿回家，“在中间走着，背后一个小劳子（跟班儿的）擎着把鬼头靶法刀。”这法刀，就是鬼头刀，宋代的要比清代的更大。
    清代的砍头，一般将犯人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或捆柱子上，一人揪着辫子，一人行刑。技艺高超的刽子手，单人也能行刑。咸丰年间，一个叫密迪乐的英国人记录了一个刽子手，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一口气砍下33颗人头，平均6秒一颗。和这种臻于成熟的流程化操作相比，再古一点的刽子手相对粗暴一些。比如明代，把犯人埋土里，只露出脑袋，用长柄大斧去砍，目标明确，力道雄浑，成功率高。
    往再古时候追根溯源，砍杀方式的死刑从先秦就有了，叫“杀”。常用的说法“斩首”中的“斩”，最早是指的腰斩，用斧子从中间劈开躯体。雍正皇帝曾对得罪自己的官员俞鸿图处以腰斩，俞鸿图被腰斩后在地上用自己的血连写了七个惨字才断气。雍正听说这事儿后，下令废除腰斩。
    从隋代到明清，正式的五刑确立：笞、杖、徒、流、死。清代雍正年间，有本传抄广泛的“阴律”善书《玉历宝钞》，详细讲了阴曹地府的刑罚，书里有个附录“阳律十六条”，其中记载了四种死刑，从重到轻依次为：
1. 挫骨扬灰，让人的肉身彻底毁灭，连头发都不留下一根。
2. 凌迟，开膛破肚，割断手足，全身肢解。
3. 斩首，将头和身体劈开。
4. 绞刑，用绳索缠绕脖子，紧勒致死。
这个排序包含了一个来自佛、儒两家的通俗信仰：身体越不完整，就越不能投胎转生。
    《玉历宝钞》里有个小故事，一个姓杨的刽子手被厉鬼纠缠，怎么都摆脱不了，直到被折磨死。后来一查原因，这厉鬼是他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被判砍头，行刑前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帮收敛尸体，把脑袋缝上。结果，这哥们儿把钱花了，忘了给朋友缝上脑袋，朋友才化了厉鬼。1986年，有本编排英雄故事的连环画，叫《霍元甲偷葬大刀王五》。故事里说，大刀王五因为救谭嗣同被清廷抓到，砍了脑袋。霍元甲为了给王五下葬，冒险偷来王五的脑袋来下葬，保了个全尸。这故事和《一刀倾城》都是“半虚构”，但人人害怕身首异处不能投胎是真的。
    清代之前，汉代和三国时期砍头刑罚用得很多。小时候看鲍国安、唐国强主演的《三国演义》，动不动就“推出去斩咯”。这版《三国演义》里，对砍头喷血的展现很到位，不管是行刑砍头，还是关羽斩华雄，都是鲜血喷射。
《杀死比尔》中的砍头场景，喷血情况虽略夸张，但也不是纯扯淡。
    清代笔记《坚瓠集》中讲过一件砍头喷血的事，晋元帝时，史淳于伯因押运粮草误期被砍头，一刀下去，脖子里冒出两丈多高的血，顺着柱子往上喷。 人的颈部有大动脉，离心脏又这么近，尤其在运动和情绪激动时，喷溅而出是合理的。我有个血动物医学的朋友，给小兔子做手术，一不小心就血溅当场，是一个道理。
    中学课本里的《窦娥冤》，窦娥在被砍头前发誓，自己要是冤枉的，在脑袋砍掉后，“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
关汉卿这般饱含悲愤的想象力，是有事实依据的。姜文拍电影，为了美学让血喷溅一身，但好的刽子手却讲究“杀人不见血”，不让犯人的血喷在自己身上。泰国人砍头，刽子手都是跳起来砍，认为这样不会被惹上晦气。1900年闹拳匪，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清廷开始抓捕义和团，当时的北京城，到处都是菜市口，人头满地滚。
    闹拳匪是乱世，刑罚的规矩都乱了，四处砍头并不全合法，属于非常之手段。按照自上古以来的规矩，砍头不是随便来的，要讲究时间地点。先是时间，砍头一般选在秋分过后的十到十二月。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古人认为，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左传》中就有“常以冬夏，刑以秋冬”的记载，汉朝董仲舒认为，春夏应该行赏，秋冬才可行刑。这就是所谓“秋后问斩”的来由。严格来说，就算到了秋后，也不是天天都能砍头。按照唐代的规矩，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等十天，加上二十四节气日、雨天、阴天、大祭享日和闰月整月，都不适合砍头。就算选定了具体的日子，还要精确到时辰：“午时三刻”。这个时间大约是北京时间12点45分。按照阴阳学说，这个时间阳气最盛，能瞬间魂飞魄散，适合杀人。
    死生大事，当然得讲究。除了时间，地点也讲究。电视里说”推出午门砍了“，其实午门外不砍人，而是明代皇帝打大臣屁股的地方——哪个大臣忤逆了皇帝，就是触犯“逆鳞”之罪，要在午门前受“廷杖”之刑。明清北京城砍头的地方，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民国时期的《北平旅行指南》这样介绍菜市口：“旧时，犯人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迷市，送往菜市口法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为什么要在菜市口？很简单，这里是卖菜的地方，人多。《礼记·王制》所说“刑人于巿，与众弃之”，意思是杀鸡给猴看。据说，每回砍头前，菜市口一带的店铺就会行刑的刽子手塞红包。要不然，可能就在你家铺子对面砍人，给你点晦气。砍头的刽子手、验尸的仵作、缝脑袋的皮匠和给丧礼扎纸人的，被称作捞阴门钱，身上晦气最大。师傅曾告诫邓海山：? 杀人九十九，到时要收手。否则，杀人过百就会断子绝孙。但他没听进这教训，杀人太多，人都觉得他晦气太大，不敢接近。1925年，他想加入善堂做点好事，却被拒绝。在《大公报》上，他为自己申辩：“被杀之犯，系犯国法，与我何罪。我不过奉公执行，岂有将我入善堂之资格都取消之理，遂决意投入善堂。” 本是一名技术闻名的公务员，却因观念改变遭人唾弃，这是时代交替?之际的悲剧。
    和清代的刽子手一样，外国砍头从业者也面临同样的技术难题和人生困惑。日本人切腹自杀，要请一个介错人，站在身后砍下自己的头，减少过程的痛苦。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时，请了两名介错人，就是担心一刀砍不下脑袋。结果，两名介错人砍了三刀，才算砍下三岛的脑袋。切腹是用胁差等刀切开腹部的自杀仪式，主要为日本武士所实行，日本文化中，将切腹视为有尊严的死法。切腹后产生剧痛，为了减轻痛苦，可能会找介错，在最痛苦的一刻，将切腹人斩首。
    17世纪的法国，有个鞋匠为了显示对国王忠勇，自告奋勇的请求代替刽子手处决政变失败的莎莱伯爵，结果在脖子上砍了三十多剑，头没砍下来——太不专业。1685年，英国刽子手杰克·凯奇公开处决造反失败的蒙茅斯公爵，用斧子砍了五次，公爵的脑袋也没掉，只得掏出佩剑割。1607 年， 德国有个刽子手，也是砍了五次没能搞定，事后遭到围观群众的痛骂——因为扫兴，也因为恐惧。后来，这家伙在街上被人砍死了。
    欧式砍头有断头台做支撑，使用断头斧，条件这么好还砍不下来，只能说欧洲刽子手技术较差。好在欧洲人较早有了现代思维，发明了断头机，让刽子手提前失业。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通过一项法案：所有死刑（包括平民）都用无痛砍头刑具执行。无痛砍头，是用一台法国人自己发明的砍头机器，名叫”人民复仇者“（The People’s Avenger）。这台机器是法国医生盖卢定发明的，能使犯人瞬间身首异处。这台机器出现后，法国出现了很多翻版的盖卢定砍头机，有的带有复合刀刃，有些则像多蹲位的厕所一样，可以批量砍头，效率极高。据说，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曾为这台机器落下眼泪，说自己讨厌伤害人的身体，而机器让人无痛苦。从生理角度看，这是人道的进步。从结果来看，却磨灭了人性。或许正是因为机械操作掩盖了痛苦和残忍，才让罗伯斯庇尔后来变成了杀人狂魔，成为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时期的大佬，自己也最终死在断头机下。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年－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也是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20世纪20年代，他被认为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辩护者，是法国革命政府勇敢的领导者。之后，他的声誉遭受责难，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个血腥刽子手，经由残杀政敌进行激进政治净化。按照大革命政府的看法，断头机在死刑上实现了人人平等的革命观念。这是因为，砍头在欧洲一般是留给贵族的刑罚，不那么痛苦和羞辱。
    在荷兰，砍头是中比绞刑更可敬的死亡方式，通常用来惩罚在打斗中杀了人的罪犯。这些观念习俗，大概都和断头机砍头刑罚的速度有关。死亡速度之快减轻了痛苦，保留了尊严，也拉开了观众与恐怖的距离。有历史学家如此描述断头机——它架设在我们眼前， 却不能在死亡发生的瞬间看见 死亡， 它准确， 却无法分辨。
    相比之下，中世纪的欧洲砍头原始砍头装置恰恰相反，用支架把犯人固定，由行刑人用大锤把脑袋砸掉——几乎不可能一步到位，弄到血流成河脑袋开花是常有的事，粗暴到算不上”砍“头。
    在描写清末民初砍头的小说里，鲁迅的《药》名气最大。这个故事里隐含了一个当时的都市传说：吃人血馒头可以治病。这个都市传说，被新发现的历史照片证实，民国行刑现场，可能真的有人拿馒头蘸血。鲁迅这样写砍头的围观者——“......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和《药》的故事背景差不多同一时期，狄更斯在英国看过一场绞刑，他感觉人群中没有“与这个场合相适应的情绪…… 没有悲伤痛苦，没有富有教益的恐惧、没有憎恶、没有严肃性； 只有下流、淫荡、轻浮、醉酒，以及另外五十种不同 形式的招摇于世的恶行。”
    不管古今中外，只要处决是公开的，哪里有砍头，哪里就有围观的人群。让鲁迅和狄更斯不安的是，面对死亡，围观者竟然没有了“应有的”感觉。这种“应有的”感觉和人的本性有关。
    沈从文小时候，曾在即将被砍头的犯人脸上看到“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从文自传》），大概就是这种物伤其类的本性。沈从文，1902-1988， 民国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他在《从文自传》中讲到自己小时候看杀人的场面：“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
    失去这种本性，可能是因为人特有一种奇怪的超然。首先是因为受刑人被设定了身份：有罪者、敌对者、或潜在的危险人物。这种设定不但给了刽子手道义，也给了人观看理由。同时，又恰恰实现了判决者的目的：侮辱犯人，制造恐怖，以儆效尤。
    2004年，联合国发表决议，声明“任何地方执行死刑，要尽量减少犯人的痛苦，不应在公共场合或有辱罪犯人格的地方执行死刑。”这不仅仅是对罪犯的人道主义，也是对围观者的刻意回避。当权者都希望刑罚起到威慑作用，但同时也担心围观者被过度刺激，或失去感觉。
    你以为自己对砍头场面会有本能的反感，但可能并非如此。“公开处决不仅不让中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而且也并不让18、19 甚或 20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人类砍头小史》）2002年1月，美国记者丹尼尔· 珀尔在巴基斯坦被绑架，之后他被恐怖分子砍头，砍头视频被上传到网上，迅速流行。之后，包括《波士顿凤凰报》在内的很多大媒体都在网上提供了视频。第一场面向全球的斩首示众诞生了。随后几年，砍头视频，甚至直播成了恐怖分子的新玩法，也成了媒体和网民疯狂追逐的大事件。在YouTube搜索丹尼尔· 珀尔的内容，现在还能看到大量砍头事件的视频。仅2004年，伊拉克就有64起记录在案的斩首，其中28起被做成了网络视频。被害人的名字成为搜索热词，砍头视频为网站带来千万级的流量。这种新的观看形式，延续了从古至今的围观者心理，同时也颠覆了以往的感受和道德感。
    人群蜂拥的菜市口被搬进了触不可及的屏幕里，刽子手和受刑人处于另一个规则下，与你时空隔绝。现代战争中，操作机械杆和电子按键就能杀人，和这种观看是一个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人，和自身已经不是同一种人了。我们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却再也难以感同身受了。
    我聊完这些砍头的事儿，心里并没有多少对痛苦和恐怖的切身体会。不是因为砍头不要紧，而是这种伴随文明的黑暗，对我有种奇异的吸引力。
    最后，以《砍头小史》作者弗朗西斯·拉尔森的一句话做结语：“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但这不是我们背过脸去的理由。”

参考书目&文献：
经济科学出版社，《人类酷刑史》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中国历代酷刑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迷信与暴力》
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
商务印书馆，《杀千刀》
海南出版社，《砍头小史》
莫言，《檀香刑》
沈从文，《从文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