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共治吏魔咒如何破？

近日，一段关于大同市前市长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其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酷似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其敢闯敢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鲜明风格自然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喜爱，但其强势独断，掌握一方事务生杀大权的独特地位，又让很多具有现代法治意识的人担心，强烈的人治色彩是否会造成对法治的破坏。
人民需要能官，还是庸官？
这就涉及人们对中国官场中两种类型官员的评价问题，中国究竟是需要恪守规矩乃至怕犯错而不作为的“懒官”、“庸官”，还是更需要那些哪怕逾越了一些法规、程序，但敢闯敢干、高效执行的“勤官”“能官”？一位网友的回答可能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老百姓宁可要需要套缰绳的野马，而不要好吃懒做偷奸耍滑无所作为的懒驴。”
一个有动力、有意愿去做事的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外部监督的问题，比较好办；而一个慵懒怕事无所作为的官，就是人品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动力、能力和人性的问题，比较难办。虽然制度可以塑造改变一个人，好的制度可以约束野马守规矩，但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让一个劣马驰骋沙场。
先说庸官的问题。中国的官僚制度在贪腐盛行的不正风气下培养出来的却很多都是投机钻营、贪腐堕落的贪官，随着反腐败的进行，贪腐之风被压下去了，但很多官员不敢贪腐了，却转向了不作为，变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庸官、懒官。比起贪官来，懒官的不作为恐怕更是当下中国改革中面对的阻碍和毒瘤。他们虽不贪腐，但占着茅坑不拉屎，坐等空耗，错失改革时机。这其实是对改革的一种变相抵制。正如这位孙连城区长。
因此，比起庸官懒官，中国更需要的是“达康书记”这样的能干敢干的官。但反过来看，达康书记也有自身的问题，那就是就是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而这其实是中共干部制度中的一大隐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破？
中共体制中，党政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权力缺乏体制性的监督和制衡，权力极不平衡。这就造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局面。一个地方的发展高度依赖一把手的推动，尤其是党委一把手，而政府一把手都要得到党委一把手的支持才可能顺利开展工作。如果遇到一个像“达康书记”一样肯干敢干能干的一把手，那就可以集中所用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乃至司法资源，去执行一件事，效率极高，但如果运气不好，遇到一个庸政懒政的一把手，那可能就会出现塌方式的腐败。
其实这是中共的威权式的体制在各个层级的体现，地方的长官就类似于每个地方的“核心”。这也是中共体制的风险所在，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和监督，使得中共管理制度的运作高度依赖于官僚个人的品行，偶然性太大。（当然，中共对官僚的选拔和任用有一系列的考察和指标，最近几年也通过纪委的反腐强化了党内的监督，形成了一定的制衡。但对于一把手的权力制衡问题始终困扰中共。）
因此，出现像“达康书记”这样大权在握，一心为民，敢干能干的干部，老百姓都很欢迎，但这里却隐藏着巨大的体制性风险，那就是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避免其对法治的逾越。
道德修养，还是法治与分权？
其实，中共的官僚制度和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延续性。那就是都以官僚系统的“人治”为主，强调官员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引导力。
中国的治国方式自秦以来一直以“人治”为主，社会的治理主要基于官员的引导和决断，权力集中在主政地方的官员手上。儒家作为官学之后，士大夫官员更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与此相应，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为民做主的“官员”身上。古代把治理一方的官员叫作父母官，人们都希求这个父母官是个真心为民、敢干实干的清官好官，痛恨那些懒政作恶的庸官贪官。这种社会心理就是中国官僚制度的一个社会土壤，直到现在仍未完全改变。
中共的党组织和官僚制也是一种等级制，在治理上强调党员的道德感召力和使命感，这在老共产党员身上体现更明显，这其实和古代中国的士大夫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直到现在一些干部的动力仍然有很浓厚的传统“士大夫”意识，比如大同那位市长就曾坦言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情操，经世济民，造福一方。士大夫意识作为一种社会精英的道德和文化精神传统，对于社会精英分子是具有精神号召力的，不过，它只是作为一种软性的影响力，对于引导人心向善有一定作用，但对于防止作恶却不大可能。

中共体制除了道德引导，最需要的还是对官员的权力进行硬性的制度性约束和分权制衡，让权力在有监督和制衡的框架下行动，防止权力之恶。但这种分权如果还是中共实行的九龙治水似的内部分权，就又走回了老路。因为内部分权仍是从人治的角度，是对某个人的事权进行分割，但事权整体仍是党和政府权力，这个权力包含着行政、司法甚至还能左右立法，整体的党权和政府权力并没有有效监督和制衡，最后无非出现九个核心、九龙治水，不但导致了低效和内耗，而且并不能从体制上对权力产生硬性的约束。因为它没有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权制衡。中共的一把手权力难以制衡，根源就在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沦为行政权的婢女，因此在走向法治的路上就显得极为艰难。而中纪委的监督执法似乎要充当这个立规和裁判的角色，但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虽然也有民众的参与，但民众缺乏真正的主动权，这种监督真的能保持持久的动力吗？
监督和分权可能削弱中共权力体制的效率，但不能因为效率，放弃法治。努力的方向只能是把权力限制在法治的范围内，才能让士大夫的理想在法治的框架内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