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争辩病毒扩散责任渐指向习近平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全球紧急事件。日、韩、美、英、法、德各国纷纷从武汉撤侨。全中国累计确诊病例首次突破万人，死亡259例，重症1795例。全球23个国家地区也发现逾131个确诊病例。外媒和中国境内渐把造成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指向习近平主席。因为在习核心治理下，一切重大问题的公布和决策，都须在他的核准下进行。

日、美媒体近日纷纷刊文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主要根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独裁。文章指习以强有力领导力为基础推动政策，但在危机状况下迟延决定，使官僚们只看其脸色行事；官僚们若在习近平下达指示前行动，得到不好结果将受到严重处罚，因此很难负责任地下决定，更难付诸行动，最终疫情恶化到难以控制。这个描述确实反映习近平「定于一尊」体制，是武汉肺炎防控策略严重失误的制度根源。

首先，在隐瞒疫情上，习近平「一人说了算」的格局，被认为是主因之一。譬如武汉市长周先旺27日接受官媒央视专访，针对疫情瞒报辩称，「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暗指披露不及时是因「中央不授权」。他的言论被视为罕见「甩锅」习近平。

而事实上，疫情隐瞒确实是自上而下。按照中共现行体制运作程序，地方政府能否公布疫情真相、如何公布，都得先获得国务院和中央批准。而国务院决定是否公布前，又要请示党中央。但党中央是听习近平指令，习近平同意才能公布。这次疫情真实情况没有及时公布，延误有效防控的先机，很大可能就是层层请示、习近平没有批准。习在1月24日春节团拜会讲话，只字未提武汉肺炎疫情，却跟其他常委们照常联欢共度。

其次，习近平对疫情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受到责难越来越多。有消息称，25日(大年初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两派常委，就疫情工作曾爆激烈争论，对3月初是否召开全国两会等问题争论激烈。以习近平为主的习派常委认为应如期举行，以对外表现所谓太平盛世，「鼓舞」及「稳定」人心；但以李克强为主的其他常委却认为，武汉肺炎是「国难」，将影响大陆经济，政府工作报告亦需修正，建议延期召开。

据报，两派常委激烈争辩，最终未有结论。显然，对外要表现太平盛世、鼓舞及稳定人心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是造成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主因。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周二发文，为武汉八位最早揭露疫情的医师被指造谣「平反」，也为地方政府「洗地」，可看作是国务院系统和「李克强常委一派」对习近平党中央施政过错的反省。文章称，「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采取了措施，对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在应对传染病疫情态度和举措上，媒体还比较胡锦涛与习近平的做法，表达对习应对方式的不满。有报导说，2003年4月14日，SARS疫情在广东爆发之际，胡锦涛曾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甚至未戴口罩。而习近平在疫情高发时却高高在上，无意到武汉考察。另外，媒体还称，与2003年国务院主导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比较，习近平组建的「抗疫工作小组」内技术官僚是「零」，能力受到质疑，不如胡温。

为表达对武汉市政当局的嘲讽和不满，大陆有人翻出2003年非典时期时，担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视频，借对王的领导能力和信息公开赞叹，要求武汉市政府领导下台。地方党报《湖北日报》资深记者张欧亚微博呼吁武汉「立即换帅」，让像王岐山一样「雷厉风行的领导」来救火。虽然看上去这是对武汉地方官员的不满，实际上间接表达对习近平中央应对失当的抱怨。

中共过于高度集权和自上而下的管控，是导致武汉肺炎疫情扩散、一发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因此，将疫情失控责任归咎习近平一人，道理很容易被理解。只有放权、让地方拥有自主权和信息完全公开，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和控制病毒扩散。任何封口、压制和隐瞒真相的举措，只会加深疫情和事态持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