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总是哭,因为带走我的人我并不熟悉。”陈说道,“我很依赖我的奶奶。”在到了美国后,陈和自己父母的关系进展一直都不顺利。与祖父母的分别给他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创伤,他甚至在三年级的时候考虑过自杀。 “成长过程中我与自己的父母关系并不亲密,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们讨论我的感受。”他说道,“我基本上不与他们交谈,他们也认为我是个脾气暴躁的小孩。” 自2006年以来,伊冯•波尔(Yvonne Bohr)博士和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一些研究院就一直在研究像大卫•陈这样的状况。他们开始使用“卫星婴儿”一词来描述这一人群。 “这些婴儿出生不久就被送走,这种与亲生父母的分离让他们承受了很多痛苦。”波尔说道,“在他们回到父母身边后,父母们原本期待这些孩子会很高兴回家,但是却不理解,对孩子们来说这里已经不是他们的家。”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波尔表示婴幼儿的情感生活其实非常丰富。他们需要持续被照顾才能建立对人的信任。 一些“卫星婴儿”在回到父母身边后,可能会有很多极端情绪,因为他们会感到困惑和愤怒,在管理情绪上会遇到很多困难。波尔说:“还有一些则会取悦这些对他们来说陌生的成年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段关系会持续多久。这些都会对他们未来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 华裔计划委员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主任洛伊斯•李(Lois Lee,音译)表示,在很多华裔移民社区中,将小孩送回中国抚养一段时间再接回美国的现象其实很普遍。 “这种现象中国并不少见,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成长的一部分。”李说道,“没有父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能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作为移民,他们需要做出很多牺牲。” 李在皇后区运营的一个儿童照料项目中,超过60%学生都是“卫星婴儿”。她还提到,其实对父母来说,这个过程也很艰难。“父母们也因此失去很长一段锻炼自己做父母能力的时间。在接回自己的孩子后,他们不清楚孩子的个性,不清楚什么能赢得他们的喜欢。”李说道,“孩子们也不认识自己的父母,这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他们失去了彼此最为珍贵的一段时间。” 很多“卫星婴儿”的父母将孩子送回国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但是专家们表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是承担不起在美国抚养一名儿童的费用。 据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数据,包括3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照料婴幼儿的费用已超过各州内部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平均学费。比如,在纽约,一份全职工作的最低工资为一年1.872万美元,而照料婴幼儿一年需要花费1.4144万美元。这就意味着纽约一名只能拿到最低工资的工人,需要全职工作39周才能负担得起一名婴儿。 “如果能负担得起儿童的早期教育,再加上政府补贴项目,父母们不会将孩子送回中国。”李说道,“下一任总统必须看到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学前教育的普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关于婴幼儿的呢?他们也同样需要得到照顾。” 就像李辅导的16岁大的维姬•潘(Vicky Pan,音译)一样,她曾经也是一名“卫星婴儿”,现在是儿童照料项目的志愿者。 “回到美国的第一天夜里我一直在哭。但是我哭得很安静,因为我不想惹麻烦。”潘说道,“我从没告诉过爸妈我的感受,第二天我也一样很安静,基本不会说话。”她花了一年才开始和父亲说话。 “他其实也害怕。”她说道,“他已经四年没见过我了,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他不知道我的感受,因此他认为保持安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
GMT-5, 2024-12-22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