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巴拿马运河的开凿 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可以说是华工在美洲建设中的另一座丰碑。 在北美和南美之间，北起危地马拉，南至巴拿马，有一条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狭长地带，地理上称之为中美地峡。在地峡的南端，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到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北濒大西洋，南临太平洋，是一个约60—180公里的地颈，地理上称之为巴拿马地峡。位于太平洋岸的巴拿马城和位于大西洋岸的科隆城之间的蜂腰地带，是巴拿马地峡最窄、最低的地区之一。这里是开凿巴拿马运河最理想的地区。 长期以来，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殖民主义国家，为从这里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程，以掠夺拉丁美洲的物产和贵金属，曾频繁角逐，试图控制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利。 1879年，法国工程师斐迪南·德·雷赛布斯主持成立第一个巴拿马运河公司，以开挖巴拿马运河，并于1881年初正式破土动工。 法国开挖巴拿马运河期间(1881—1890年)，曾先后两次在中国招募华工。第一批从1880—1881年，由法国驻广州领事克勒，代表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刘坤一提出在广州设立招工馆的要求，招募华工赴巴拿马开挖运河。此请求立即得到允许，招工便迅即开始，此期间，华工赴巴拿马开挖运河者近千人。第二批从188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派来的招工人员与广东海关道盛宣怀谈妥条件，并得到广东省一些乡绅买办协助，诱人去巴拿马开河。虽受广东当局阻拦，但仍有651名华工被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工地。第三批从1889—1890年，是由巴拿马运河公司，以各种手段从中国口岸、香港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属特立尼达、圭亚那等地招募去的。到巴拿马的华工总数达四五千人，其中大部分参加开挖运河工程。在开挖运河期间，许多华工染上黄热病和疟疾，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据统计，在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期间，华工约死去400名。后因运河公司贪污盗窃、营私舞弊，致使运河经费枯竭，1890年工程被迫停工。 法国于1893年又组织新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公司成立不久，又派员来华招募华工去开挖运河。中国总理衙门责令两广总督驳拒法国要求，可是从1894—1895年，仍有一些华工到达运河工地。但新巴拿马运河公司没有维持多久，也宣布破产。 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条约。美巴条约除规定美国“保证并将继续维持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外，还规定巴拿马将运河地区10英里宽的地带让与美国“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以供“建造、维持、经营”通洋运河的权利。美国夺取巴拿马地峡和巴拿马运河开凿权利以后，便于1904年成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以海军少将沃尔克为首的地峡运河委员会，并正式动工。到1914年，运河工程已基本完工。 美国开挖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始后，华工即陆续从美国、古巴、牙买加、圭亚那等地，到达巴拿马运河工地上工作。除此之外，美国驻北京公使于1906年还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准许美国商人在华招工赴巴拿马开河。外交部即以巴拿马地方水土恶劣、不宜于华人等理由予以从缓交涉。但在交涉期间，美国商人已经从福州、厦门等地暗中进行招工。当闽浙总督查禁华工赴巴拿马时，已有2000余名华工从香港乘船，抵达美国东部纽约等港口，准备换船去巴拿马了。 华工在开挖巴拿马运河期间，不仅活儿重，气候不能适应，而且待遇很低，生活条件极差，疟疾流行，华工幸存者无几。清朝档案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张荫桓①的一件奏片中说：“中阿墨利亚(亚美利加)，南阿墨利加两洲交界之处，曰巴拿马岛……其时广东客民赴役者二千人(指开凿巴拿马运河)，不逾年而瘴殁几尽。”②据说，巴拿马运河平均修筑一米运河就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因此，运河工人辛酸地把巴拿马运河称之为“死亡的河岸”。 1915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了。运河西起克里斯托巴尔，东至巴尔博亚，长达68公里，加上连接两洋的深水段，全长81.3公里。运河两端有三座水闸，恰格雷斯河上有两座水坝，均著称于世。巴拿马运河是高出海平面25米的水闸式运河，是一座架在巴拿马地峡上的著名“水桥”。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重要的世界性航道，它沟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便利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海洋运输，特别是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太平洋之间的运输，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价值。 以上可见，华工在开挖这条具有重要意义的巴拿马运河中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至今，人们仍敬佩和怀念那些华工：在当初运河工程最艰难的地方，也就是在中段的库莱布拉山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凉亭，叫作“契约华工亭”。这是巴拿马人民为纪念在运河开凿工程中死去的中国人而修建的。华工们在修筑运河中的卓著功勋，将与这座“契约华工亭”永世长存。 第五节 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1847年，英国帆船“阿盖尔公爵”号从厦门贩运365名契约华工驶入哈瓦那港，开创了契约华工进入古巴的先河。仅从1847—1854年移入古巴的契约华工就达42501人(不包括途中的死亡数)①，约占当时古巴人口总数的1/30左右。其后约有50万华工赴古巴岛。契约华工在途中受尽各种折磨，死亡率十分惊人。据古巴《马利纳日报》对契约华工船抵达古巴的调查统计，1847—1859年共有50123名契约华工从香港和澳门赴哈瓦那，而死于途中者7722名，死亡率竟高达15.2%。 契约华工抵达哈瓦那港后，就被卖到“卖人行”。拍卖时，华工要脱光衣服，任凭雇主检验、挑选。契约华工一般被卖到种植园，从事甘蔗生产。在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和古巴种植园主的监督下，华工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根据合同规定，“工作时间要根据工作性质由买主决定”，所以华工每日劳动有时长达18小时乃至20小时，听凭种植园主或监工的安排。更有甚者，1849年4月10日古巴当局还公布了《古巴运进华工管理法》，对华工作了种种惩罚性的规定。它规定“华工必须绝对服从官方及带领他工作的任何人”，“不论在工作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凡不服从上司命令的应打十二鞭。若有所反抗就增加十八鞭。如果还不服从可给他戴上镣铐，也可叫他带上脚枷睡觉……”。“凡超过两人以上共同拒绝干活的，每人打二十五鞭后，戴上镣铐、夜间戴脚枷两个月”。逃跑者除逃亡在外期间工资停发、搜捕及遣返费用均从该华工的工资内扣除外，“还应戴脚枷两个月。如再次逃跑，惩罚期(包括戴脚枷)延长四个月”②。华工管理法的规定，使古巴种植园主和监工虐杀华工合法化，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这些华工按规定工作八年契约期满，眼看可以得到自由，但古巴当局又于1858年下令，满了契约期的华工必须在两个月内重新签订契约，否则勒令出境。华工因缺乏回祖国的路费，走投无路，只好被迫再次卖身。有的契约华工由于不堪忍受契约期间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往往采取自杀形式草草了此一生。据统计，1865年华工自杀人数达101人，1857年自杀人数达142人；有的华工则采取暴力的形式，与殖民者和种植园主同归于尽。仅1856年，华工杀人者就有129例，伤人者10例，暴动两起。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使契约华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契约华工成为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天然同盟军。 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先后获得解放，成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只有加勒比海的两个岛国古巴和波多黎各仍然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拉丁美洲各地区独立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从19世纪初起古巴就开始进行独立斗争，掀起了早期独立运动。从19世纪中叶起，古巴先后进行了两次独立战争：第一次独立战争——十年战争(1868—1878年)；第二次独立战争(1895—1898年)。经过两次独立战争，古巴终于结束了西班牙300余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古巴之所以赢得胜利和独立，这是该国人民其中包括古巴黑奴、自由黑人、混血种人以及部分种植园主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华工积极斗争的结果。 1866年4月7日，一批流亡在美国纽约的古巴种植园主成立“古巴和波多黎各共和协会”，该协会的宗旨是“坚定不移地争取安的列斯的独立，争取实现不分种族、肤色的居民绝对自由”。1867年7月，古巴土生白人弗朗西斯科·维森特·何吉莱拉在奥连特省巴亚莫组织“独立委员会”，宣布以武力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古巴彻底独立。1868年10月10日，以卡·曼·德·塞斯佩德斯为首的38名种植园主在奥连特省亚拉附近的迪马哈瓜制糖厂敲响大钟，召集奴隶，以旧式步枪和长矛等武器装备这些奴隶，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宣布古巴独立，并发表了《独立宣言》(即“亚拉号召书”)，从而揭开了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序幕。 塞斯佩德斯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强调要“尊重一切和平居民和生命和财产”的革命原则。这些革命口号和原则，打开了古巴契约华工的心扉。许多契约华工犹如久旱逢雨，迅速投入了革命的行列。正如何塞·马蒂的亲密战友贡萨洛记载：“于1869(应为1868年——作者)年10月10日，也拿(Yara，地名)起义，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白奴(指古巴人)高举博爱之旗，无论何种奴隶，均可求自由于该旗之下。华人身虽受苦，而灵机犹存，彼如依赖之，则可恢复已失之自由，遂决随之，自愿加入革命军队。”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起义军在古巴东部地区逐步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奥连特省、卡马圭省和拉斯维加斯省华工纷纷加入起义军。仅参加起义军将领加利斯托·加西亚队伍的华工就有200名，参加纳波莱昂队伍的华工达到400名。在整个起义期间华工参加起义队伍的总共1000余人。 华工加入革命队伍，给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统治以严重威胁。1870年7月20日古巴总督致信西班牙政府，全面阐述了华工对古巴政治、经济方面的不良影响，并建议停止输入华工。但西班牙政府尚未加以重视。同年8月29日，古巴总督又写信给西班牙政府，望火速支持自己的上述建议，他说：“目前华工已公开拒绝履行契约条文，他们专门违法乱纪，搅乱治安，支援叛军，严重威胁着古巴社会的安宁。”④ 华工们在起义队伍中英勇杀敌，誓死如归，令人钦佩。贡萨洛将军曾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记述了华工在古巴独立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噫，华人不求名誉，且无个人之私欲，甘为古巴流此宝贵之热血，则吾人宜有以表扬之，以尽吾人崇拜英雄之至意，其安可以鄙陋而轻贱之耶，是则表扬华人之美德，理所宜然也。”⑤ 奥连特省的华工王森在“亚拉号召书”一发表就立即参加了起义军。他原是一位中草药师，投入起义军后便与华工于1868年底参加考托河口战役，英勇地打败了殖民军将领巴尔马塞达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保卫了共和国首府巴亚莫。王森还曾参加米纳德图纳和圭马罗等战役，屡立奇功⑥，曾被古巴共和国总统赞誉为“此支那乃忠信爱国者之模范也”。⑦ 拉斯维加斯的华人塞瓦斯蒂安·谢安的英勇事迹在古巴亦广泛地传颂着。谢安是起义军托马斯·霍尔丹将军麾下北方营的一位少校，营里有华人400名，谢安于1870年1月1日著名的米纳斯、胡安·罗德里格斯战斗中，率部屡次打退敌人。霍尔丹将军关于这次战役的汇报中曾这样写道：其时，普埃约率西班牙军队2000人，……而古巴解放军只有548人和霍尔丹的一支炮兵。战斗从中午打响，持续75分钟。在这75分钟内，我们连续打退敌军长达500米的密集队形的攻击。子弹打光了，他们并不后退。谢安指挥北方营与敌人展开肉博战、白刃战，仅是谢安一个人就用枪托打死三个人。在他们的英勇打击下，敌人终于后退了，留下了200名尸体和25匹马⑧。 在1874年2月16日的拉斯关息马斯的著名战役中，华人部队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战役中，华人有500人参战。最初是后备队，后来在古巴解放军撤退时，华人部队又殿后，保证了解放军的安全撤退。其中华人上尉胡安·桑切斯率领的部队，机智勇敢，重创敌军。 华人战士不仅在战场上犹如猛虎，而且在被俘后仍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拉斯维加斯省解放军的华人中尉坦科雷多，曾在罗萨马丽亚地区作战被俘。西班牙军官看到他就轻蔑地说：“这是一个中国孬种。”坦科雷多带着严重的伤势站立起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即从胸前掏出古巴军官身份证，怒视着敌人大声反驳道：“我不是中国孬种。不是，我是一名古巴解放军的中尉！要杀就杀吧。”⑨ 有许多华人既参加了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还参加了第二次古巴独立战争，为古巴解放事业无私地贡献了一切。其中包括参加西恩富戈斯等重要战役，立过大功，最后荣获中校军衔的何塞布；奥连特省古巴解放军第一军团上尉托隆等等。正因为他们长期无私地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古巴政府为此在1901年宪法第65条规定，何塞布和托隆享有古巴总统候选人的权利⑩。这是古巴政府给他们的最高荣誉。古巴人民为了缅怀在30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华工烈士们，在哈瓦那建立了两丈多高的圆形纪念碑，上面铭刻着贡萨洛将军对华工烈士的赞词：“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叛徒，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逃兵。”这是古巴华侨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
GMT-5, 2024-5-9 2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