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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把志愿军当成了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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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发表于 2017-04-03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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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旗,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固城镇一个农民。

1997年,爱好收藏的李红旗在一家古玩市场偶遇了5张烈士证,老板要价2500元,他咬咬牙买了下来。

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他起初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能卖更多钱。后来琢磨着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家庭,却出现在旧货市场上?

从2007年开始,他花了十年时间,按照证书姓名地址去寻找烈士家人。總共找到了其中四个。他们的家人在拿到烈士证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生是死。他們痛哭号啕,把李红旗视作上苍派来的使者。

为什么一个普通农民都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还是在相隔五十几年之后,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国,却从来做不到?!一直做不到?!

哪一个志愿军战士不是爹妈生养的?有多少亲人家人在这五十多年的期盼等待中老去亡故?

几十万枯骨换来顶戴花翎的红色权贵们,你们的良知何在?你们的良心何忍?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最可悲的炮灰?

这不禁让人感叹: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吗?

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存心不让我们记住!
赔钱的收藏

★陈玉山,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

★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

★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

★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李红旗说,这些寄托着烈士英灵的“生命证书”,一开始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红色藏品”。

他把这几张陈旧的纸片当作宝贝,小心锁进保险柜,想着哪天能赚它一笔。妻子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晦气。

他父亲的看法又有不同: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得想办法找到他们,让烈士魂归故里。

李红旗并不理解父亲的想法,面对一遍一遍的催问,他就一个“拖”字诀。后来,他慢慢懂得了父亲的心思,开始积极主动寻找烈属的行动。

多年过去,面对自己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他还真琢磨出了一些道理。他说,每一张不能物归其主的证书背后,都是一个没能魂归故里的英灵。

他的第一个目标,锁定河北境内的陈玉山。从1998年开始,他出门打工、跑运输,见人就打听。一个人的送烈士还乡之旅,从此开始。原本指望能赚钱的收藏,开始让他贴钱。

从偶然淘得5张烈属证,到第一名烈属2007年8月在河北香河浮出水面,李红旗在工作之余,花了十年时间寻找。

2008年4月8日,当李红旗将陈玉山的烈属证送到陈玉山烈士的弟弟陈玉清手中,后者老泪纵横。

2008年11月13日,李红旗将吕奎才的烈属证送到位于北京的烈属手中。

2008年12月3日清晨,李红旗再次上路奔赴天津,送一位名叫李金树的烈士“回家”。

在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后,两名烈士终得魂归故里。

因为李红旗的努力,抗美援朝烈士这个让人印象越来越模糊的群体,穿越历史的烟尘再次走进一些人的视野。李红旗,成了送烈士回家的人。

烈士姓名故里考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在十余年的寻访中,李红旗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属证上的人名和地名。

烈士陈玉山和家属陈玉清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可李红旗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也没能找到一个叫“磄河”的地方。2007年,李红旗听说香河有个村叫铁佛堂,打了无数电话,最终确认该村75岁的陈玉清正是这张证书的主人——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磄河”和“香河”一字之差,让李红旗为此忙活了十年。

在送还这第一张烈属证的过程中,李红旗接触了一些河北媒体,感觉到了大众传播的力量。

2008年8月初,李红旗寻找北京籍烈士吕奎才家属的消息登上了《北京青年报》。

很快,一位名叫邓淑清的老人反馈说,这名烈士很可能就是她未曾谋面的小叔子,证书中的烈属“吕邦俊”正是她早已过世的公公,可烈士本人名字不对,比照家里收藏的两张军属证,出现了3张证书3个名字的“怪事”。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此时吕还在服役,这两个名字虽不一致,但无疑更接近其生前所用名字。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能吻合,他才确认了这名烈士及其家属的身份。

据吕奎才的发小、78岁的李国志老人回忆,吕小名“百岁儿”,在家似乎并无大名,估计是参军后才取了一个名字,“那时大户人家的孩子才有名有姓,穷人家的孩子经常长到很大都没有名字。”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是很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

两名烈属相继找到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介入,开始协助李红旗寻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天津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路绿灯,但没有查到相关线索。

李红旗后来知道,李金树的大号也是在部队起的,他在家时小名大柱,3个弟弟分别叫二柱、三柱、四柱。巧合的是,50年代二柱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也叫“李金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和兄长重名,更不知道兄弟二人已是阴阳两隔。

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后来李红旗求助天津媒体,一读者看了报道后想到,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与报道中提及的烈属同名,一问方知健在的“李金树”乃是烈士李金树的亲弟弟。

他之后得知,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被错写成“满楼区张窝管村”,乡、村两级地名颠倒,“潘”也笔误成了“满”。

繁琐的考证并非只为厘清真相,这群从中国乡村走出去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一个个鲜活地生过、笑过、忍苦、战斗,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名字不该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永生沉默成为无名烈士。

烈士的苦难身世

寻访过程中,李红旗逐渐了解到了这些烈士的苦难身世。他说,他一次次泪眼模糊。

烈士陈玉山家中兄弟姐妹8个,他排行老二。因为家庭贫困,加上人太老实,30多岁也没能娶上媳妇。弟弟陈玉清说,他们那一带在解放前属于共产党的地盘,经常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侵扰,“他们一来,整个村子都跑得没人了。”就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陈玉山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吕家大嫂邓淑清说,吕奎才是北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前3天的晚上被国民党部队从被窝里“掏”走的,之后接受改编成了一名四野战士。

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说,他至今记得两人儿时一起弹玻璃球、下河摸鱼儿的情形。在老人的记忆里,这名儿时伙伴老实巴交,不识字,也没机会学门手艺,只好卖苦力,“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么多想法,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跟个小鸡儿似的,多扒拉两下,嗉子就能饱一点儿。”

和默默无闻的陈玉山、吕奎才不同,烈士李金树至今在几个儿时伙伴脑海里留下一个孔武豪强的形象,“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习惯用这样几个简短的词描述他们当年的“老大”:圆脸儿、倍儿俊、倍儿壮、忒厚道。

要强的李金树比他的两名战友更不幸,因为家贫,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出头的他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万岁军威名

对于这些那个时代的苦难故事,长在农村的李红旗并不陌生。但由这些出身苦难的农民所组成的那支军队在朝鲜战场的赫赫战功,李红旗却知之不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志愿军首批部队秘密入朝,其中便包括5烈士所在38军。陈玉山、吕奎才、李金树、陈武昌和周明星,就是在夜色掩护下悄然跨过了鸭绿江。

作为王牌军,5烈士所在部队在朝鲜战场历经多次苦战,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们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表现。当时,他们以一个师的兵力,长途奔袭直插美九军后方,占据两个战略要地,堵死其南撤路线。志愿军4个军乘势从正面猛攻,美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调集美骑一师和英第29旅北上接应,负责阻击的5烈士所在部队陷入敌军夹击之中。

危急关头,这支钢铁之师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一次又一次击退坦克兵、炮兵和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不能汇合,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战例深深感动了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一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5烈士生前所在部队38军也因此被称作“万岁军”。

终极炮灰——可怜亦可悲

这些大字不识、泥腿未洗便拿起枪杆的底层农民,蜕变成了浴血的英雄。他们怎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又怎样让鲜血流尽在邻国的土地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

在李红旗将烈属证送到他们手中之前,陈玉山和李金树的亲属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和“烈士”这个词联系到一起过。

一朝踏出家门,近60年生死两茫茫。

惟有吕奎才的家人确切地知道他去了朝鲜。战争结束不见亲人归来,父亲吕邦俊怀揣军属证,一次一次出门找人,直至惊动当时的最高领导层。“不是1958年就是1960年,我家公公还得到毛主席接见。打那儿回来后,他就不再找了。”邓淑清说。她也不知道吕邦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了怎样的回话,只知道公公的寻找已经到了力所能及的尽头。

据吕奎才的发小李国志回忆,因为没有烈属证,有一笔2000斤小米的一次性抚恤吕家没能享受,“那时2000斤小米还值不少钱呢,能换一间房。”

不管是陈玉山、李金树,还是吕奎才,随着直系亲属和同龄人相继离世,他们的名字越来越不再有人提起,细节日渐模糊,形象越发空洞。

直到一个名叫李红旗的青年农民出现,少数几个见证者的记忆之阀被打开,一段段尘封往事被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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