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福清一个非常贫穷的渔村，祖辈渔海为生，即便大海慷慨之馈赠也无法弥补海岛土地贫瘠带来的无耕之苦，村民只能易鱼为生，一尾一虾都不舍自吃，能卖的卖，卖不出去的和人吃不了的海弃都用来喂牲口。即便到了我父辈，还是揭不开锅，常常以野菜为食，那时的主食只有地瓜片，吃得饱对于小岛村民已经算难得。祖父在我父亲刚毕业便离世，父亲向别人借了三千礼金，找到我外公，硬是要母亲嫁给他，母亲念与父亲情深，跪求外公，固执的外公终究拗不过父亲的信念坚定和母亲的去意已绝。
作为长子，父亲担起了全家的重任，想来那时父亲不过弱冠二十。父亲书生羸弱，出了两次海就累倒在床，几日起不了身，母亲见觉陷入穷困之境却无以改善，让我父亲把三千礼金讨回用以生活。四年以后，妹妹呱呱落地，幸福之余却更添家家庭负担，父母无计可施，高利借钱，吃完家中剩下最后的挂面，将一半的钱留给奶奶照顾两个尚幼的叔叔，带着我和襁褓中的妹妹，趁着前往辽宁的火车，从此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
福清早期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偷渡去日本，然而之所以很多人到不了致富的“胜地”，其原因便是逾越不过的门槛－高昂的偷渡费用。
父母在锦州修表，一干就是四年，为了攒齐出国费用，风餐露宿，备尝辛苦。我生理能存留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还记得元宵节父亲给了我五分钱，我穿过好几条大街和漆黑的工厂，就为了买颗日日瞥见的粘糖，结果老板说只按对卖。我站在大雪里伫立看着装糖的铁罐呜咽不止。
虽然一家的生活踵决肘见，一贫如洗，但是一家人生活却幸福无比。
我已然记不清当时分别的场景，只记小叔带我俩坐火车回福清。父母就是从大连偷渡去日本的，他们描述一行人关在集装箱里，一个星期吃喝都在环堵潇然的铁壁里。到了日本码头，费用高的有接应的人，费用低的就凭双腿，父母说日本码头工人深谙偷渡之行，也难免心生恻隐，基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运气好的，还会给指条奔路。
因为曾经集装箱闷死过不少人，加之亲身经历者的传诉，大家通过集装箱的方式也不再那么趋之若鹜，后来蛇头的大量涌现，偷渡花样也层次不穷，从原来正规手续的换人头，到后来的留学、真假结婚，虽然还是偷着的，但大部分已经是由空而渡了。
在日本的偷渡者基本都是从最低层的做起，做日本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有亲戚在的互相引荐，大多在各个城市的中华街，我所知的除了横滨的中华街以外，福清人聚集的有伊势佐木町、富福町等。 之所以大多在中国料理店，主要原因是刚来语言不通，并且没有身份，不敢在日本人店工作，庇护的代价就是较之少之又少的工资。
即便如此，对于我父母而言，几乎算是在中国不可能得到的薪酬了，为了还二叔结婚的债，为了给老家盖个房子，为了孩子能到城里读书，所有低贱之工作，双亲几乎无不亲历，为了多赚一些，母亲坐电车到很远的工厂做流水，没赶上最后趟电车，睡在车站厕所，父亲在房外等了一宿，第二天回来，母亲告诉我，那时我爸都两眼发青了，两人默默回楼上，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母亲把工作辞了，跟着我姨去发传单。前几年，我父亲还跟我念叨，那时做到了包工头，有次施工发现与设计不符，与社长理据，几欲与他大闹，碍于身份，只能做罢，回头绑着绳索，挂在高空把安装好的玻璃一片片拆下。到了地上，父亲说他那时第一次在日本流眼泪，因为白干了好几个星期的活没有拿到一分钱，也意味着他在日本浪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
回到老家，我在渔村上完了我剩下的小学，和小伙伴流窜在田野乡间，踩着成片的地瓜田，目力所及之处，一片汪洋大海，穿着短裤扎在浪里头，平余抓海获烤地瓜，剥着虾蛄噘着嘴巴，像所有农村孩子的童年一样，清苦而精彩，也和大部分中国农村孩子一样，我们村的小孩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我们甚至为之自豪，因为我们是所谓的“侨子”。
父母不在身边也吃了不少苦头，在我长成高大帅以前，甚是弱不受风，一来小伙伴低龄无脑，二来天性得瑟，自视说得一口东北流利普通话，连老师讲话我都觉得海味十足，经常被人围着打，奶奶跑到学校，力拔山兮气盖山，一腿一个小朋友。课堂上我哭个不停，却依然积极举手，就为了飙我的标准普通话。
我二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满月之时，叔婶二人便也高价偷渡去了日本，弟弟从小与我一同生活，一同长大，也经历不少。小时候喜欢到姑家做客，挑来挑去还是校服最好看，一个汉堡奶奶十字切两刀，四人分，奶奶疼我，掖着将她的那块给我。九几年福清那场台风，奶奶，我，妹妹和堂弟在看东南卫视的开心一百，那时候还是瓦片房，起风的时候，房顶掉灰，愈演愈烈之势，窗户被破开，老幼四人从未见过此场景，四人批着衣服夺门而出，顷刻瓦片纷飞，按在马路上起不了身，我感觉到我的大腿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路爬向上游的水泥房，回忆都觉得后怕，那时候我清晰地感觉恐惧到了极点，无助地哭嚷着我不要死，雨水打在脸上还生疼。后来到了那户人家门口，他们全家顶着风，开了门缝让我们进去，手电一看，发现靠近我膝盖的地方破了一个大洞，肢体变形，骨肉清晰，血流不止，六十的奶奶光着身子用衣服按压着我的伤口，至今都不会忘记，那天晚上出海的人基本没有回来，那一年死了好多人，靠近村西的那头可能是什么瘟疫，一片的人死掉，班上也一下少了好多人，我们不敢出门，奶奶天天给我们灌醋喝板蓝根，所有人都在害怕，感觉死亡就在眼前，跟父母打电话，两头都抱着电话大哭不止，妈妈劝爸爸放弃回国，父亲说，再坚持，攒够了钱就回去。
这一坚持就是十几载。
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重蹈自己的路，为了受好的教育，在城市上学，在城市买房上户口，他们回国的计划一再被滞后。 我们通话从最早的何时回来，嗲声叫唤，到后来只是吱唔半句，因为对一个分别多年的人，也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终于父母在我高考的时候回来，我走出考场见到他们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走了出来。我的父母，当初我见到这个至亲之时，我自以为我会告诉他们这些年过得多么不易，我是多么的想念，然而一种坚硬的陌生感生生把所有的话都收了起来，不好意思说，也不想说。亲情因为距离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妹妹至今未开口叫过爸爸，有时还会看到父亲在书房里哭，为了弥补父爱母爱长期缺失的愧疚感，那时父母依然不止努力创业，只能希望优越的物质生活能够补偿这一切。
多年之后，我早已理解父母那心酸的爱。我也誓必竭我所能，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安享家庭之幸福，为我的子孙后代永不再为金钱所困而背井离乡，也定要陪伴他们成长。
有人说，福清人是无脚的候鸟，为了生活他们忙于奔波和迂回，即便客异远方，家离难聚，也不得不隐忍坚持。无论为了生计，还是为了梦中的橄榄树，在日的福清人，以及所有异国流浪者，都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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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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