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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母陪伴，其心理、学业等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短板”？大龄孤儿走出福利院、走向社会后，是否存在适应不良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创造条件，帮他们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拥有健康、阳光的人生？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孤儿问题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学院尚晓援教授。 孤残儿童普遍缺失“社会化过程” 根据民政部的数字，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其中集中供养孤儿9.2万人，社会散居孤儿41万人。 尽管人数不多，但我国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都很先进。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将保障对象从福利院内的儿童扩展到部分社会散居孤儿，并确立福利机构内儿童每人每月1000元、社会散居儿童每人每月600元的最低养育标准。“从制度设计上说，没有地区、城乡、家庭收入差别，以中等家庭正常儿童成长费用为标准，保障孤儿的健康成长，理念非常先进。”尚晓援教授说。 尚晓援介绍，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式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体系，并进一步细化落实、分类施策、精准帮扶。 尚晓援表示，近年来孤儿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由于孤儿群体的特殊性，衣食无忧之后应更多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学习、就业等问题。当前比较迫切的是创造条件，让大龄孤儿更好地融入社会。 “在福利院长大的孤儿，因为机构集体养护模式的限制，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普遍欠缺。我调查过的福利院孤儿，有的18岁了都没有独立地进过城，不知道该怎么从福利院到市中心。”尚晓援说，这些孤儿缺乏家庭生活经验，天然地在社会交往的训练上比同龄人欠缺，再加上个人的不幸经历，难免会有压抑和自闭的倾向，缺乏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积极交流和充分融合。 据了解，受学历、技能、社会交往能力、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制约，许多成年孤儿面临着比同龄人压力大得多的住房难、就业难、生活难等问题。“户口的问题就不好解决。”尚晓援说，福利院集中养育的孤儿多为集体户口，这些孤儿成年后，如果没有体制内的单位接收、没有能力购房，他们的户口就不能从福利院转出去。也有一些地区鼓励成年孤儿将户口转到政府提供的集体户口上，同时给予一笔生活津贴，但这笔钱与现有房价相比杯水车薪。 此外，与制度设计有关，我国福利院的孤儿缺少“退出”机制，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及孤残儿童自身都缺乏“独立”意识。“这种‘退出’机制是要明确规定到了一定年龄，或者完成一定的教育培训，他们就不再是国有儿童福利院的服务对象，需要自己独立生活。”尚晓援认为，没有制度化的年龄限制，孩子们就不会有“断奶”、自我独立的心理预期与准备。“尽管孤儿基本保障制度出台后，政策上有了明确的年龄界限，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明确。” 普及家庭寄养模式，培育民间机构力量 尚晓援认为，破解孤残儿童成长的困境，首要是创新养护模式。通过培养寄养家庭，让孩子在家庭和社区环境中成长，进入普通学校就学。尚晓援的调查还发现，在充满善意、接纳性的环境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儿童，会用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进入社会。 “家庭寄养的本质是政府购买服务，由福利院设定寄养标准，并对寄养家庭进行筛选，最终和家长签订寄养合同。福利院每月给孩子支付寄养津贴和康复津贴，定期对寄养家庭进行检查，确保孩子在衣食住行多方面得到妥善、友爱的照顾。”尚晓援介绍，寄养关系一旦形成，会维系十几年之久。在寄养家庭中，孤残儿童不仅有家庭生活，还有了稳定的照料者——“家长”，并与其形成了稳定的依恋关系，这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极为有利。同时，家庭寄养模式无需政府出资修建福利院，承担庞杂的福利院运营费用，实质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尚晓援介绍，国内一些地方创造了很好的家庭寄养模式并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应在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普及家庭寄养模式，让福利院转型成为资源中心，为家庭寄养提供服务、指导与监督。 尚晓援认为，让孤儿更好地融入社会，还应当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积极培育民间慈善组织，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服务，政府则应提高行政透明度并不断加强对民间机构的有效监督。 针对孤残儿童的志愿服务亟待专业化。“对那些非专业的志愿者，不应该让他们有机会直接接触儿童。比如，在访问福利院时，几乎所有志愿者都会问孩子们的过往经历；很多人还会说我们以后再来看望你们，事实上再来的人很少，这些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尚晓援建议，通过政策、民间资本的有效引导，强化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同时鼓励社会化组织通过举办夏令营等形式，让孤儿有机会参加更多社会活动，多为其提供心理咨询、就业辅导等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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