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五百年沉浮史：衰落只因不读书？

晋商的辉煌是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山西自古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盐池，物产丰富，与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邻近，又处在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相接的位置，山西人自古就与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生活。这些优势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拥有发达的商业贸易，更是明朝晋商形成的物质基础。

第一批山西商人是怎么发达的呢？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北方边防军驻军总共有90万人，分成9个兵站，也就是9个据点。为了防止北方的匈奴，就是元朝灭亡后的蒙古人的侵犯，所以叫9边，即9个边防站。这9个边防站里有4个在山西省，这就给山西人带来了一个得天独厚、能够发达的机会。由于9边驻军非常多，达到90万人。因此粮草就是个大问题。明朝刚开国的时候通常都命令山东、河南、湖南的人来运送粮草，搞得天怒人怨。最后明朝政府想了一个办法，叫做“开中制”。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商人运粮草到9边，然后明朝政府给他一个盐票，当时叫做盐引，实际上就是盐票。

中国古代各朝政府对食盐都采取专营政策，主要原因是控制食盐获得的利益很大，丝毫不亚于今天控制石油和煤矿的利益。明朝时期，政府实行盐引制，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实际上是获取食盐的一纸凭证。有了这紙凭证，就能换到巨额的利益。虽然山西并不是粮食产量非常丰富的地区，但是早期的山西商人却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会，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拿到盐引以后，商人们就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产盐的地方去买盐，比如海盐，还有山西的岩盐。由于当时做盐的技术是非常不到位的，所以是暴利行业，买了盐以后，可以立刻倒卖获取暴利。明朝政府就靠着这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商人运粮到北边，换盐引去贩盐，然后再来图利自己。

当时的山西商人就在这个环境之下，凭借这样的便利条件，他们囤积大批粮食运到北边，拿盐引换河东盐、长芦盐、山东盐。河东盐就在山西，长芦盐、山东盐就在附近的滨海地区。由此他们可以和当时的徽商平分秋色。但是，经过长达百年的运营之后，这个制度产生了重大问题——腐败。当地官员拿着这个盐引不给山西商人，而给自己的亲戚，如自己的小姨子，或者自己的表弟，让亲属去牟利。所以亲属不用运粮食，也能得到盐引。而辛辛苦苦的山西商人把粮食运过去，搞不好还拿不到盐引，被打一顿都有可能。因此，这个制度被破坏了。当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明朝政府拨往9个边防据点的饷银也逐渐增多。因此，在明朝中期，政府开始允许用银两换取盐票。于是政府又推出一个新制度，叫做“开中折色制”。

开中折色制始于1492年，明朝政府规定，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票，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盐票。也就是说运粮食的议案全部取消不要了，你们拿钱来换盐引，拿钱来买这个盐票。这么一来，摧毁了整个山西商人，因为山西商人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就准备去换盐引的。这个法案一出来，这么多粮食卖不出去，造成山西商人的几乎集体破产。山西商人当时不叫晋商，叫什么呢？叫盐商。所以山西商人是靠卖盐巴发达起来的。这样一来，山西商人先前具有的地理位置优势荡然无存，对盐票的控制也没有了，再加上官员腐败，山西盐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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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在这个时刻要给山西商人，所谓盐商一个很好的评语，叫做危机。什么叫危机，有危才有机，有危险才有机会叫危机。当时的山西商人并没有因此被打垮，因为明朝败亡了，清朝起来了。清朝的创建者满族人是当时的北方异族，所以清朝跟蒙古之间是互相通婚的，蒙古族与满族关系很密切，因此北方相对安宁。当时北方产什么东西呢？北方产人参、貂皮、灵芝等等。南方产什么呢？铁锅、盐巴、茶叶。而北方跟南方的贸易交界点又是山西，所以山西商人得了清朝的地利之便，加之北方没有战争等外患，于是就开始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国际贸易”了。当时没有货币，读者知道当时怎么做贸易吗？因为北方蒙古那边的人非常需要铁锅，但他们自己不会造铁锅，必须得由山西商人从南方运铁锅给北方，那怎么换呢？山西商人就说他要换貂皮。好，臂如一个大铁锅放这里，就把貂一只只放进来，貂是小动物，一只只放到铁锅里面，等到那些貂把铁锅占满以后，好了，铁锅给你，貂给我。这就叫做以货易货，双方都认为讨到大便宜了，都觉得对方傻里傻气的，把貂放满铁锅就给我了，傻死了。所以这个交易很愉快，大家都很高兴。

晋商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商帮，是与他们的勤奋和战略眼光分不开的。清朝时，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但他们并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国内，还开拓了广大的国际市场，不仅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在莫斯科、彼得堡、朝鲜和日本等十多个地区，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榆次的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的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是晋商的运气不好。又是在于大清王朝。从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开始，一切都变了。

这三个条约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允许俄国人从中国南部收了茶叶之后，直接运到天津，而旦是免税运到天津。然后俄国人再从天津海运送回到俄罗斯，一路免税。大家知道不知道山西商人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山西商人当时要求慈禧太后给予同样的特权，很聪明吧，因为走海运使得整条产业链更加高效，速度更快，运货量更大。

就以当时山西商人的规模来讲，当时最大的山西商号叫做大盛魁。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三个小贩开办的对蒙古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活动地区包括今天的蒙古国、我国的内蒙古、新疆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资本十分雄厚，据说它的全部资产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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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总共有1600头骆驼，每一头骆驼可以驼250公斤，加在一起是400吨，400吨远远不够一船。你要养1600头骆驼烦不烦嘛，养那么多骆驼，花那么长时间，还不如一艘船来的多。所以山西商人非常精明，非常聪明，也同时要求慈禧太后开放海运，让他们能够从中得利。当时的晋商开始迅速衰落。

1873年，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像俄国一样，把湖北茶叶经过水路运到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税。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为，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到了1875年，俄国人所掌控的茶叶量是山西商人的5倍之多，山西商人又开始走入了一个新的黄昏。而且山西的商号从当时的120家急速减少到4家，面临着灭顶的危机。这个时刻，显示出山西商人的问题了，你不但海运比不上人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骆驼。以大盛魁为例，1600头骆驼都是生命，一旦碰到旱灾，骆驼就会饿死。而且这确实发生过，发生在河南以及山西的大旱灾，使得大部分骆驼饿死。还有，俄国人制造茶叶都是工厂机械化的制造，而山西商人从来不接受机械化的概念。

举例而言，砖茶是一种以茶叶、茶茎，有时还配以茶末压制成的块状茶。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所制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刖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暈要好，而且晋商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

骆驼饿死了，运费又这么贵，而俄国人是机械化生产，你却是人工生产。俄国人当时也很坏，以布匹为例，9两钱的布，在俄罗斯境内所收的税就高达33两，税就是好几倍，坑你嘛，你没办法。我们的商人是很可怜的，一直缺乏国家的保护。山西商人的下一步举措，竟然是破天荒地在这种危机之下，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那就是1823年山西出现了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票号。这个票号叫什么名字？叫做日升昌，是由一个叫做雷履泰的掌柜所建立的。日升昌的前身是李氏的西裕成颜料铺，在掌柜雷履泰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他们决定把西裕成颜料铺改成票号，票号采用股份制，1823年，日升昌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开业了。

通俗地讲，日升昌票号就是最初形态的银行。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賺了钱捎寄回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这时，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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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被今人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繁荣，把晋商的辉煌推向了一个顶峰。

当然了，这个票号的产生是在1823年，而茶叶经营的崩溃是在1875年。也就是在茶叶经营要崩溃的前50年，山西商人已经开始搞多元化经营。它应该能够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产融）集团。但不幸的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的原因，使这一切最终功亏一篑。那么1823年建立的票号，到最鼎盛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有124个地方共有670多家票号。当时平遥、祁县跟太谷三个地方就成为中国的华尔街。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也是有华尔街的，而且还做得挺好。那么这个中国的华尔街有多少金融机构，也就是票号呢？30家。有多少资本呢？1.5亿两白银，也就是说，它拥有白银的总资本是清朝整个国家赔款的近1/10，整个大清王朝的赔款是16亿两4银，1/10就是他们的资本。那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到了1906年，当时的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其1/3的银两基本上都放在了山西票号。在鼎盛时期，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1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内的库银还要多。

1823年日升昌的开业，拉开了山西票号征服清朝金融业的序幕，最终使晋商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汇通天下的“天下第一商帮”。在这个票号的阶段，山西人创建了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新型股份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股份制呢？叫做无限责任的股份制，而我们今天的上市公司叫做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是股份无限责任公司呢？也就是说，开票号的山西老板一旦碰到问题的时候，他要从自己的家当里面把钱给赔出来，这就是无限责任公司的特色。而有限责任公司很简单，上市公司不行的话呢，公司一关，自己的财产可以保留。而这种有限责任制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最有效办法，把公司资产掏空了之后，放到自己口袋里面，袋袋平安，人跑了。换句话说，有限责任制只能让公司清偿，可是公司都空了还清偿什么嘛。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最容易坑人的。而山西商人决定用无限股份制，它表明了山西商人对于自己客户的信托责任。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北京城里的达官责人随着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不但票号被抢，而且账簿被烧掉。没有了账簿，许多存款就缺少了真实的凭证。然而，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决定，只要储户拿出折子，无论数量有多大，立刻兌换银两。山西票号的这些举措取得了储户的信任，为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生意。

东家找了个掌柜的来帮他打理，而这个掌柜的就用自己最大限度的信托责任来帮东家赚钱，但是不论你赚钱也好，赔钱也好，都是东家的，掌柜本身不需要赔偿。无限责任由谁来赔呢？由背后的东家赔。但是山西票号非常强调掌柜的信托责任，对淮的信托责任？对于东家的信托责任。而东家强调什么？对于他客户的信托责任。

当时的东家为了挑掌柜的，也有他的方式方法，不是随便挑的。因为一般人都很难讲他有良心，这个良心是靠不住的。所以当时的山西商人就开始想，如何找一些有信托责任的掌柜？他们想出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太有意思了，其中蕴涵的管理理念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再呼吁的。

（1）第一个办法，法制。

什么叫法制？首先，掌柜的必须是山西人，当然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一定的。然后，推荐过来的人一定要有有钱的商家做担保，而且这个商家呢，最好是跟票号有关的，有业务来往的。由于有商家做担保，而商家是要负连带责任的，这就是法制化的建立。因为这个商家为了不让自己损失，同时不让票号损失，他必须要严格监管，要严格筛选，用这种所谓的担保的法制力量，来保证他的工作人员是有信托责任的，这就是掌柜的由来。这种商铺担保的方法就是一个法制化管理思想的建立。

（2）第二个办法，三年学徒的教育机制。

除了教你打算盘，槁会计、出纳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教育。其实在当时，做山西票号的大掌柜或者是二掌柜，乃至工作人员，都是非常辛苦的。不像今天的商人，晚上没事下馆子，喝个酒，然后再去夜总会娱乐一番，还挺好。看起来是为了公司做打算，还美其名曰是应酬，实际上就是腐败。在晋商中颇有名望的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最初就是从小伙计开始做起的。早年间，把新进店铺学做生意的小伙计称为“相公”。从相公熬成师傅，最少要经过三年艰辛的日子。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伙计们天还没亮就得起床，整理内务、烧水做饭、恭恭敬敬地伺候掌柜的饮食起居，甚至还要帮掌柜的把夜壶倒掉。等站完一天的拒台，掌灯时分，搭板上门。晚间，除了帮助师傅们清点整理货物、安排掌柜的休息外，自己还要学打算盘，练习毛笔字或记账，直到很晚才能睡下。不少小伙计经过多年磨炼，凭着一股精诚的意志，开启了“掌柜”的金石之门。

如果你进入山西票号当学徒，当完学徒之后当掌柜的话，很严。第一，不准喝酒，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痛苦的；第二，不准抽大烟；第三，不准嫖女人；第四，不得兼任别的票号的掌柜。为什么？你必须非常刻苦，他培养你什么呢？信托责任。你一切的享受都不该有，因为你是一个具有信托责任的掌柜的，也就是职业经理人。你要为人表率，你生存的目的就是替东家赚钱，而且要最有道德，用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替东家赚钱。

雷履泰创办了日升昌。他的东家就曾给他下跪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这个东家得罪了雷履泰。当时雷履泰生病了，躺在票号里面也不回家休息。二掌柜想夺权，所以在这个东家面前说雷履泰的坏话。烦嘛，病恹恹的，天天还在票号里面待着，还指指点点的，多讨厌。叫他回家吧！然后东家也不明就里，就说，雷掌柜，你不舒服就回家吧。雷掌柜一听，好吧，我就回家吧。第二天呢，这个东家，就到雷掌柜家去探望一下，发现雷掌柜正在拿着毛笔写字。他说，掌柜，你在写字是吧？雷掌柜说，对啊对啊。东家又问，写什么字啊？写家书吗？给老婆写信吗？雷履泰说不是，这个日升昌是你的，可是全国这么多分号都是我建立的，你不是叫我回家休养吗，我就把所有的分号都撤了，把资金全部拿回来，还给东家，给你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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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雷履泰的这番话，你们听懂了吗，就是他过去建立的几十个分号，全部一天撤回，把钱不是中饱私囊逃走，而是还给东家。东家一听，马上下跪，急了，雷掌柜雷掌柜，千万别这么干。你把分号给放着，千万让它继续经营，你不要撤回，我不要你撤回。然后就成了有名的东家给雷掌柜下跪的故事。那么这个雷掌柜当然也要故作姿态地推辞一番，于是他到最后说，我老了，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等等。于是东家每天给他送一桌酒席，还送50两白银，每天都是如此。到最后，这个老头子雷履泰说，好吧，那我就原谅你了。注意，一个掌柜的告诉东家，那我就原谅你了。

由此可见，这种具有信托责任的掌柜是多么受到东家的重视。这个信托责任是双重的。乔家跟渠家都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哪里呢，都在祁县。我们都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乔家很有钱，但和渠家相比，他们只是一个大院，而渠家的财力是他们的5倍以上。渠家是一条街，叫渠家大街。既然没有渠家财力那么雄厚，那么当时的乔家大院为什么还这么有名，甚至到现在我们还拍了《乔家大院》这个电视剧。我告诉大家，乔家大院是晋商当时典型的代表，虽然这些人不学习现代工商业知识，不建现代化的工厂，不建现代化的银行，但是这些人对于当地的老百姓，依然有着强烈的信托责任。不只是对客户，不是因为你为我赚了钱我要对你好，所以搞个无限责任制，不是的，没这么简单。逢年过节，你会发现乔家的人拿着米、拿着火腿，一家一家送。碰到荒年的时候，也是乔家大院的人出来赈灾。这是不可想象的。同治七（1868年），山西大旱，乔家大院当时的主人乔致庸，让人在村口埋下大锅，开设粥场，赈济过往灾民。虽然只是一碗清淡的稀粥，在当时的灾民看来却是雪中送炭，暖到心底。

因此，即使到了社会最动荡的时刻，老百姓也会说，我们不能够清算乔家，我们不能够搬进去强抢人家的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世代受恩于乔家。这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些于自己有恩的人一种信托责任的回报。你看，多好的一个社会！那是从大清王朝的末年，一直到我们解放战争之后的时期，你看，这就是山西人，多好。到最后，是县党校搬进去了，所以目前的乔家大院才能保存至今。

但是，读到这儿呢，你发现没有，一切的问题，包括胡雪岩的败落、日升昌等票号的倒闭，都跟大清王朝和慈禧太后关系密切。我们历史上确实有非常多充满智慧的商人建立起产业链的整合，佶托责任等领先的经商理念。但时不我予，在这个大时代中，个人的睿智往往很难抵挡大环境的恶化。

第一，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做票号的人很麻烦，常常要捐钱。政府有事没事就来摊派，就来找你捐钱。我这里有个捐钱的款额数据告诉各位读者：大小金川战役11万两，白莲教作乱218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200万两，太平天国起义287万两，左宗棠西征新疆捐了863万两。而且在慈禧太后逃到山西的时候，还向乔家大院借了40万两银了。国家碰到有难的时候总是向他们借，这是极大的成本，大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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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后几十年，由于社会动荡，就连资本实力雄厚的乔家票号大德通也在劫难逃，到了1926年，冯玉祥带领的部队在北撤途中，把500万石的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了乔家开设的商号，从此以后，乔家商号元气大伤。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被逼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第二，就是外资银行的进人。情况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我给读者看一个数据，大概从清朝末年开始到1913年，就是辛亥革命的第3年，总共进人中国的外资银行有21家，这些外资银行又相继在中国开设街125家分行。另外，我们本地的票号不但要捐钱，叫做捐疏，同时还与贪污腐败的官员进行交易。比如说你要跟政府官员拉关系，政府官员才来存钱；此外还投资在一些还没有出道的政府官员身上，目的是让这些官员发达了以后来照顾你。所以我们也搜集广数据，看看到底有多少官员跟山西票号有来往的，这个资料特别有意思。首先，三晋元票号和袁世凯、李鸿章有关。其次，乔家和曾国荃有关。此外，乔家还和九门提督马玉昆有关。九门提督就是当时北京的卫戍司令，北京警备区总司令叫做九门提督。乔家还跟湖广总督端方有关。这些现象就是一种官商勾结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06年，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有1/3的银两存在了票号，就是这种拉钱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平常某个官员借钱后就不要还钱了，或者你考上状元或进士，没钱了是吧，我免费借5000两银子给你，将来等你发达了以后当了大官再回报给我。

那时候，晋商如果不依靠一两个政府官员，票号就很难运转。平遥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号的张治达，在一次闲谈中得知旗人穆某想要争取福建将军职位，短缺活动银6万两，于是便答应借给他。没过多长时间，穆某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他一上任便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在这里，官商结合不仅仅是寻求一种庇护，更是一种买卖关系。

这种官商勾结现象的产生，也导致很多贪污的赃款存在票号串.，很多国家的钱也存在票号里。看起来是很兴旺，但到最后就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呢，是因为碰到了太平天国战争，又碰到了辛亥革命。太平天国战争还好，大清王朝还一息尚存。碰到辛亥革命，整个清王朝解体之后，之前欠的钱迅速提出，而官员借的钱不还，存的钱马上提出。就是说欠债的不还，存钱的马上提。再加上大量外资银行就在这个吋刻进入。这也是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这种现实情况。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山西票号的覆亡。我就以日升昌为例，辛亥革命就革命这几天的时间，这家票号损失了300万两白银，从此崩溃。晋商本身不知进取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清朝政府不断组建现代化的银行，一直邀山西的票号人股，但山西票号从来不入股。这又是重蹈了过去晋商不接受新观念的老问题了。

1900年以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猛烈沖击下，外国银行逐渐取代土生土长的中国票号。1914年的冬天，中国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随之落下帷幕，票号曾经创造的辉煌也被尘封在了这些古老的院落里。

在茶叶经营的时代，山西商人不用机器、工厂来加工制作，不接受现代化的观念，结果输给了俄国人。到了清朝末年，他们竟然一再拒绝清朝政府要成立现代化银行的邀请，而且是屡次邀请屡次拜托屡次求情，山西商人就是不干，我实在不懂这是为什么。最后导致山西票号从几百家变成三家。是哪三家呢？1929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第一个，是乔家人院的大德通；第二个也是他们家的，叫大德恒；第三个是渠家的，叫三晋元。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以茶叶为例，你不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以票号为例，你不进入现代化银行。所以，外在环境对你而言，就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冲击。如果你能够审时度势，看清楚当时的情况，你就努力转型，不论在工商业方面也好，现代化经营的银行也好，你都有可能脱困。你为什么不跟当时的汇丰银行合股呢？而且当时的汇丰银行也愿意跟山西票号合股，原因很简单，因为真正了解我国信贷市场的是这一批人，而不是汇丰银行。大家都有利用价值，所以只要山西商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愿意开放胸怀，接受汇丰或者清政府的邀清，重组现代化银行不是不可能的，不需要到了1929年全体散架，什么都没有了。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很复杂的。

山西过去出了很多名人，白居易大家肯定知道吧？他是山西人。王维、柳宗元、司马光都是山西人，人才济济。可是这都是宋代及其以前的人，到了大明王朝之后是江河日下。比如说，山西几乎在整个清朝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状元，有没有进士？有，逐年递减。顺治年间出过33个进士，康熙年间出过16个进士，乾隆年间出过12个进士，嘉庆皇帝以后这么长的朝代，只出过10个。一百多年前的山西民间，曾经有句谚语：“有儿开商店，胜过做知县。”雍正年间的巡抚刘于义曾将这种现象归纳为：“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可见在当时山西人的观念里，经商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其次是做官，最后才是读书应试。

你知道不读书有什么问题吗？不读书就无法通过知识的积累了解世界的变化。所以山西商人过去可以凭着自己这么一点学徒制所吸收的知识，应付当时一个平稳的环境。一旦改朝换代的重大厄运到来的时候，这些不读书的晋商，无法转型，就陷于崩溃的命运，这个和山西商人不愿意读书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