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字号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诸如国旗、国歌和国徽等法律强制的“国”字号,第二类就是国花、国鸟和国球之类的民间“国”字号。法律“国”字号是国家意志和主权的象征,评选和认定依靠的是法律的力量。“国花与国旗、国徽、国歌等法律强制形式不同,它主要属于一种共享的民俗文化资源信息,首先应予考虑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俗心理基础,”“大多数国家的国花是由约定俗成或者是由传说和民间故事演变所定的……由民俗、传说和宗教等演变的。”纵观世界各地的国花,情况基本如此。 民间“国”字号评选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理应依靠民间的力量,不应忽视历史文化和民俗心理。纵观近几年民间“国”字号的评选热潮,对依靠民间力量的认识还有些许不足。所以,本文意欲以牡丹评选国花为例,对民俗文化在民间“国”字号评选中的价值加以探讨,以期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一、牡丹民俗文化 中国国花认定,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在参观洛阳牡丹园时曾说,牡丹是我国的国花。80年代初,—些著名的植物学家大力倡议在全国开展国花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希望能及早正式确定我国国花。90年代中期,中国花协宣布在全国开展评选国花活动。近两年的两会上,我国一些著名花卉专家都曾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确定国花的提案,并得到明确的答复,要在2008年前确定国花。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及早确定我国国花,已刻不容缓。所谓国花,《现代汉语词典》中释“有些国家把国内大家爱赏的花作为本国的象征,这种花叫做国花”;《辞海》中释为“以自己国内特别著名的花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这种花被称为国花”。可见,国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俗民公认的传统爱好表征。在评选国花过程中,就应该切实体现尽可能多的国民意趣,不宜用行政的或者由一些专家制定若干标准来评审。正如陈俊愉先生所言,“国花是代表国家的群众性表征,它是民间推选出的国家象征,”国花体现着民族感情和民间意志。 牡丹,是中国传统特产名花,素有国色天香之称。自古就有品行刚毅、富贵吉祥、政通人和的寓意,历来是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象征。牡丹自从与人类结缘后,就备受俗民的喜爱与崇拜。由其雍容华贵、端庄富丽而引发俗民诸多联想,派生出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象征意义,就恰如其分地成为了俗民表达情感的载体。一般而言,民俗文化,是俗民愿望和俗民意识的反映。牡丹民俗文化以它的通俗性、独特性、甚至是敢于触犯主流社会的规范与禁忌而为广大俗民所喜闻乐见。俗民对国家繁荣昌盛,对生活幸福、安宁、富裕的向往和期盼,无不凝聚在牡丹民俗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牡丹吉庆文化 牡丹是中华民族的富贵吉祥象征,由牡丹组成的各种花纹图案,被俗民们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用品、衣物服饰、窗花剪纸等。在鲁西南和豫东北一带,牡丹剪纸被广泛用于婚房和迎新年的习俗,在为新人准备被褥时必定有一床牡丹龙凤图案的大红被子。色彩鲜艳的牡丹花,张贴在门窗上、绣在新人的被面上,深深表达了俗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吉祥符是俗民表达情感、诉诸向往的一个有力的载体,历代俗民的趋吉避凶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禁忌在各种各样的吉祥符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中国吉祥符》一书中,共收录286幅吉祥符图,其中由牡丹构成的吉祥符占了20幅。例如,“凤戏牡丹”图,由牡丹与凤凰组合而成,牡丹为“百花之王”,凤为“百鸟之王”,寓意天下太平,繁荣昌盛。“富贵长寿”图,由牡丹、蝴蝶与猫组合而成,猫与耄谐音,蝶与耋谐音,寓长寿,牡丹正午盛开,寓旺盛,该吉祥符图寓意富贵长寿。“白头富贵”图,由牡丹与一对白头翁组图,寓意夫妻白头偕老,富贵长命。 (二)牡丹人格化文化 牡丹自隋唐引种兴盛以来,不但在历代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皇帝贵族的心目中有很高地位,而且中国历代俗民,也用朴实生动的民俗符号把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把牡丹的高雅、脱俗的气质和牡丹文化中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并世代保存、传承和享用。李惠芳教授曾说:“(民间文学作品)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俗民心目中的牡丹形象,成了精神的象征,成了俗民表达情感和发抒欲望的载体。 “牡丹充军”是武则天和牡丹的故事。传说武则天乘酒兴醉笔写下诏书“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惟有牡丹不肯屈与权势,拒不从命。武则天遂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谪居洛阳就昂首怒放,武后便下令火烧牡丹。牡丹枝干虽被烧焦,但到第二年春,反而开的更盛。这则传说把中华民族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的风格借助牡丹在俗民中广为流传,从而也赋予了牡丹不畏淫威、不惧权贵和坚贞不屈的风格。 “二乔”,为牡丹中传统品种。之所以称为“二乔”,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的孙策之妻和周瑜之妻“二乔”同胞姐妹,都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自古用花喻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用人喻花的就不多见了。“一仗青”也是牡丹名字。用中国传统美女暗喻牡丹的天姿,俗民们对牡丹的最真实的感情可见一斑。其实,中国传奇中、历史上和神话中的英雄美女或者善良化身人物,如王昭君、杨贵妃、洛神等,几乎都被应用于牡丹花名。从“西施”、“昭君出塞”到“嫦娥奔月”、“观音面”,每一个牡丹名字背后,几乎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这些传说,正是俗民们按照自己的心愿,凭借自己“内在固有的尺度”来塑造的牡丹形象。牡丹的高雅、脱俗气质与俗民所喜爱的传统话本或者民间名人有机的结合起来,被俗民世代保存、传承和享用。透过这些传说,我们可以很好地把握俗民的情感需要。在国花的推选过程中,我们必须加以借鉴,因为这些流传在俗民口头上的民间作品才是“考察民情、民意、民事、民风的最直接的窗口”。 我国牡丹花品极多,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牡丹的每一种单品,俗民都为之赋予了一个奇特、吉祥、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诸如梅花、荷花等花卉俗民也都为它们赋予了寓意深远的名字,可是像这样为每一个单品命名的事象还没有发生在其他花卉上,这几乎就是花卉学上的一个奇迹。可见,俗民们对牡丹的喜爱和赞誉,已经不单单满足于表象,而是在审美关照中,将牡丹进行了人格化的升华。俗民们在对民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处处不在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心理期待找一个合适的民俗载体。从为牡丹的命名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俗民与牡丹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近,几乎每一个花名,都洋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息,都附带着一段动人或者凄凉的传说或典故,从这些传说或者典故中,俗民的社会心态,文化积淀和民俗文化底蕴都得到了很好的折射。 (三)牡丹信仰文化 关于牡丹的信仰,其一体现在牡丹出售时。广州是著名的花城,买花看花是其传统习俗,尤其是每逢春节。在那里,反季节的牡丹花则被奉为上品,所以牡丹的主要出路就是运往广州销售,民间俗称“下广”。清光绪十年的《菏泽县志》上记载:“牡丹芍药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每当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楼陌,艳若蒸霞,土人捆载之,南赴闽粤,并走京师。至则后值以归,故每岁辄一往。” 牡丹性寒喜燥畏热,开花期短,再加上原来交通极为不便,“下广”的命运很难预料。于是,花农“出发之前,所有外出卖花的人及其家属,都要参加祭花神的仪式,设供品于园中最老的牡丹棵前,挂红绸于牡丹枝上,长时间地跪拜祈祷,祈求花仙保佑‘花开适时,人财两旺’。正式启动时,按当地嫁女‘西进东出’的习俗,花车必须从街东口出村。”花农们如果一帆风顺,带的花儿全部出售。回家之后当天,全家人再次“请”出花神进行祭拜,并燃放鞭炮,答谢花神的保佑。个别花农还要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以示还愿。 关于牡丹的信仰,其二体现在“牡丹生日”上。传说,牡丹花的生日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即中秋节。清代的福申所辑的《俚俗集》中记载:“《花谱》:‘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古时候,每逢中秋节,洛阳百姓都要上供烧香、搭台唱戏、供奉花神,还要吃牡丹糕,喝牡丹汤,用清水为牡丹植株洗浴。古曹州花农们,每到中秋节,全家也都聚集在花田里或者是牡丹园里,摆上月饼、美酒和水果等祭品,一边赏月一边祭祀牡丹花神。 祭拜花神,讨好花神,为花神过生日,这些带有典型功利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体现了俗民的求福祛灾,趋吉避凶的心理,很明显,这带有民俗的特有内涵。 笔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俗民在牡丹文化方面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民俗文化。这些表现在行为上、口头上和心理上的民俗文化,真实地反映了俗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积淀,具有典型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俗民群体以及民族的理想、向往和追求,进而制约着某些民族问题的抉择。 牡丹民俗文化的内容具有传统性和典型性的特色,内涵深刻。这些民俗文化,既在直观系统的层面上被俗民认可,也在情感和心理意识等层面为俗民所认可和接受。包括行为系统、言语系统和信仰系统等在内的民俗符号及其所指,即民俗符号中所蕴含的民俗情感和意义对现时社会必然发生直接的影响。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言,“在民俗符号世界里,没有无缘无故无目的的指符,那些隐藏在指符里的缘故和目的,就是人们希望在民俗文化中寻求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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