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大帅也是过河卒

首发于《解放军文艺》2017年10期

大帅也是过河卒

近代名帅左宗棠被李鸿章称为“破天荒相公”，被梁启超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其大器晚成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非鸿篇巨制难以道其万一。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量级人物，固然精进不休，自强不息，但在人生的某些关键节点上也曾萌生退意。最终，所有的声音（包括他本人的心声）汇聚起来，达成了极其强烈的共鸣和共识：“左宗棠既是军中主帅，也是过河卒子，只有进路，没有退路。其智慧、勇气、经验、本领乃是国力不容分割的一部分，国家多灾多难，危如累卵，时刻需要你挺身而出，肩负重大使命。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退息林泉，即使是疾病和衰老，也不能拿来作为致仕的理由。”如此这般，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左宗棠屡次发出“事到头来不自由”的感慨，另一方面，他秉承诸葛亮的链式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首参戎幕，辅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应对风雨飘摇的危局。开场就是大阵仗，长沙保卫战打出了赫赫威风，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遭到守军炮击阵亡，太平军撤围而去。百忙百忧之中，左公致信好友胡林翼，为自己预设一条退路：“何时真得扫除妖孽，高枕山林，弄稚子，曝帘日，浊酒三杯与邻父共话家常为乐，顾一时不能抽身何？”抽身确实很不容易。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公勉从赴鄂，不过数月，张公移任山东巡抚，左公辞别回家。他本想营巢于湘阴白水洞，与家人避难隐居，无奈桑梓不靖，湖南巡抚骆秉章以盛情重礼反复力邀，于是他慨然而起，再作冯妇，辅佐骆公，专主戎幕。

咸丰四年（1854），长沙大局略定，罗泽南、塔齐布所领湘军主力克服岳州。左宗棠似乎可以从幕府脱身了，但他未能走成。他写信告诉周夫人：“仆自为籲公、涤公所留，昼夜搰搰，无少休息，疲困极矣。趁此稍闲，亟思摆脱，更名隐姓，窜匿荒山。而中丞推诚委心，军事一以托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其相知相信如此！倘再抽身言去，于义不安，于心尤不忍也。且尽吾心力，以共相支此危局耳。”籲公是湖南巡抚骆秉章，涤公是湘军大帅曾国藩。左公讲义气，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骆秉章信任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一来，左公名为兵马师爷，实与影子巡抚无别。他要积累军政两方面的经验，湖南抚署是最适合的地方。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写信给亲家夏廷樾，旧话重提：“本地绅士居本省幕府，易致嫌怨。只候时局略定，即便长揖归田。”当时，左宗棠还担心一点，他会身不由己，被派到别处帮忙，这种忧虑在同期写给胡林翼的信中也有所流露：“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此时此势，易地则无可下手。设朝廷因此谬采虚声，交不知谁何差遣，无论老头皮必将断送，且将数载所得之虚名并付流水，而朝廷以此再不信天下有遗才矣。”左公是遗才，而且是大才，好钢能否用在刀刃上，还得看机运如何。这就难怪了，他在另一封信中说了句任性的气话：“与其抑郁而无所施，何若善刀而藏为愈。”

左师爷任劳任怨，在湖南抚幕总共干了八年，“樊燮案”害得他受了几多活罪，也意外地帮助他华丽转身。咸丰十年（1860）夏，左宗棠在长沙金盆岭编练楚军，这支劲旅生龙活虎，危急时刻，驰援江西，从根本上解决了湘军的后顾之忧。一代战神初试身手，将天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逐出江西，将堵王黄文金击溃，表现极为惊艳。

同治二年（1863），浙江战事方殷，左公在家书中透露心思：“我本无宦情，杭、嘉、湖了妥，当作归计。惟浙民凋耗已极，当为谋用长久，以尽此心。思欲流连一年半载，定其规画，未知朝廷不遽调离此间否，若闽中则匪我思存矣。”左公欲待浙江境内战事结束后，再花些时间将政治纳入正轨，然后辞官回家，他估计朝廷会派他去福建剿匪，对此他兴趣不浓。然而长期盘踞在浙江的太平军被驱逐到福建，收拾残局的头号人选非左公莫属，他也自觉义不容辞。

当时，求退的念头，左宗棠有，曾国藩也有。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二日，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则以饷项太绌，恐金陵兵哗，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尽失，贻患江西；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尤著，亦为可惧。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销兵不用，吾引退而长终山林，不复出而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不肯拿出本省的厘金为湘军助饷，朝廷有人为他撑腰，曾国藩且愤且忧，担心围攻江宁（南京）的湘军主力功败垂成。其后曾国荃打下江宁，曾国藩作十一首贺寿诗给四旬初度的九弟祝寿，功成身退的思想贯穿其间，“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曾公的退意浓得化不开。

世人多半以为大官的日子好过得很，殊不知，乱世之中，大官既有沉重的责任要扛，又有繁剧的事务要办，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要理，任重欲歇息，权重须避忌。于封疆大吏而言，卸下仔肩，引退山林，确属优选项目，但他们“将身货与帝王家”，进退不由自主，曾公如此，左公亦如此。细思极恐，他们都是拉磨的苦驴儿，根本就没有退路可选。

同治四年（1865）腊月中旬，清军在嘉应州（今梅州）击毙了太平军悍将、康王汪海洋，本月下旬又俘获了天将胡瞎子（胡永祥），广东全境解严，左公撤军返回福建。翌年正月初一，左公在家书中汇报了战况，结尾处写道：“我近甚衰惫，不任烦剧之任，亦颇厌兵事，故急思脱身，暂将闽事了妥，渐作归田之计。”实际上，左公的内心是矛盾的，这可从同期他写给吴大廷的书信中看出来：“为身计，宜及时退休自逸，稍乐余年；为天下计，则又不敢若是恝也。”自求多福？兼济天下？仍是二难选择。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回复老部下杨昌濬的来信，感叹故友凋零，亦深感任重道远，他这样写道：“弟已颓然老翁，来日苦短。其健在者，惟兄与克庵耳。频年驰驱戎马，备尝艰瘁，百战偶存，精气暗已销耗，当此多事之秋，不能恝然归去，为之怅然。事到头来不自由，亦只好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闽事稍有眉目，半年之后，大致当有几分。弟一力担当，不敢遽思诿谢，求为国家保此一隅，以为经画海疆张本。只要体气暂能支持，得免旷误为幸。”很显然，他情绪不高，一句“事到头来不自由”透露了若干信息。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对于经营西北，他素有兴趣和雄心，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回复家乡老友李概的来信，他的调门并不算高：“弟今年五十又六，精力消磨殆尽，西征之役本非所堪，只以受恩深重，不敢诿避，亦姑尽瘁图之。济与不济，则不能逆睹。”应该说，“受恩深重，不敢诿避”是实话，见猎而喜才是真情，左公毕竟还有个平生夙愿要去完成。当年，他写信提醒大将鲍超：“若徘徊襄樊，引疾乞退，则鄂事误，而秦事亦将因之以误，天下将责备贤者矣。”曾国荃在湖北巡抚任上干得处处不顺，想请病假，返湘调养，左公在回信中表达了不同意见，足见其心迹：“每当夜静灯灺，兀坐深思，不觉心惕汗流，百忧交集。吾辈岂嗜进之人？然业已进则不可复退，以所处与众不同耳。愿公于续假时，稍为留意。”缘情推理，天下未靖，重臣大将称病求退，确实于义不合。同年四月初，左宗棠在信中对陈湜所讲的话最见胸臆：“近日大局虽觉敉平，而封疆之才实难其选。偌大乾坤，无几个顶天立地男子拼命搘撑，欲气机大转，由乱而治，难哉难哉！”做“顶天立地男子”是左公自少至老都有的志气，老而弥坚，老而弥笃。

同治七年（1868），西捻刚被扑灭，陕甘两地的回乱又猛然抬头，这是辖区内烫手的“山芋”，左公无意撂给别人。由于频年转战，他的身体已被拖垮，精力已被透支。在家书中他写道：“我近来腹泄仍如常，每日或一二次、三四次、五六七八次不等。脾阳虚极，肾气耗竭，心血用尽，面目尚如旧，而健忘特甚。只盼陇事早了，当急求退休，断不能肩此重任。”这一盼就是多年，在大西北苦煎苦熬，壮夫尚且吃受不住，何况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

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写信给卸任后回湘休养的前广东巡抚蒋益澧，既剖明自己的心迹，又安慰老部下：“不佞以寒生忝窃过望，而关陇艰危之局无肯涉手者，不得不挺身任之。亦谓朔雪炎风，天实命我，不容他辞巧谢耳。至戡定之难期，窘乏之不可忍，纵古之贤杰当之，又岂有胜任而愉快者哉？默观时局，似底定之期当候诸亲政之年。阁下养望林泉，韬晦以待，最为得之。幸勿以此为故作慰藉之语。……弟年已望六，而病势有增无减，日欲暮而途正长，且勉且惧。”左公患腹泄已有数年，他在这年写给姻亲夏献云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孱躯日益不支，腹泄之症迄不见愈，近又加腰脚酸痛诸疾，饮食更减。区区私衷，能勉强支持将西事粗了，归就大暮，是为至幸，但恐未能耳。”除了腹泄，风寒深入筋络，左公还患上了健忘症，他告诉刘典：“数日内所见之人，所作之事，亦恍若隔世，恐误国家大计。”他想等大军攻克金积堡后，“决志乞休，如不得请，则乞谢兵事，留西域，终其天年，亦所愿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左公在战区负责，又岂能来去如风？真实情形就是如此。

同治十年（1871），西北地区军政局面渐趋乐观，但依然危机四伏。左公在家书中写道：“衰病之余，畏慎未敢稍间，所虑智虑才气日绌一日，虽关内年内可望安谧，不能久待，仍当据实直陈，请朝廷预觅替手。一俟旧政告知，乃可奉身而退。或圣明不允放归，即老死西域，亦担荷少轻，可免贻误也。”左公做好了“老死西域”的心理准备，但他拿定主意，“请朝廷预觅替手”，以便卸下肩头的那副千斤重担。然而朝廷倚畀左公，不放心让别人接替，他既不能脱身，也不能歇肩。他告诉爱将刘锦棠：“弟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伊犁被俄国人占据），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做完一事，又来一事，前事艰巨，后事更艰巨，左公被强行摁在西北苦寒之地，还要待足九年。

同治十一年（1872），关内尚未肃清，关外原本糟糕的形势急转直下。左公在家书中告知：“吾腹泄如常，幸尚耐苦，活一日，办一日事，尽一日心而已。”这不是高调，胜过高调。他还写道：“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重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拟于关内肃清，先时告休，以待能者。近日腹泄稍已，惟老态日增，断难久胜负荷，恐误朝廷重寄耳。”内忧外患交乘，左公打算把分内事做好，等待能者接手，由于责任重大，他担心长此以往有负朝廷所托。同年十一月下旬，他在家书中分析关内、关外局势，进退两难的心情跃然纸上：“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腹泄自吸饮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泄，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疼麻木，筋络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宜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迄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左公此时欲退还留，另有一个潜在的重要原因，同治皇帝载淳将于翌年亲政，左公是国之重臣，倘若挑准这个时候坚请致仕，就是不给皇帝面子，“似又涉痕迹耳”，难免会令外界生疑，被流言中伤。左公好友彭玉麟向来以辞官求退著称，这年四月也应朝廷之请，出巡长江水师，左公回复雪帅的来信，既虑及对方“事到头来不自由，春蚕吐丝未尽，仍须作茧”，也谈到自己的进退：“弟之不以衰疾为讳，又不早决引退之计，盖欲俟可退之时，再作区处耳。使吾身退而心安，亦奚取郁郁居此！”可退之时究竟是什么时候？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年腊月，左公病情加剧，上章恳请开缺，朝廷却相当悭吝，只赏给了他一个月假期。由此可见，当时根本不是左公想不想退、愿不愿退的问题，而是朝廷根本不准他脱离岗位。

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告诉吴大廷：“度陇以来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动多挂碍。侧身天地，谁复鉴之？边方节度，例用丰镐旧家，不肖婆娑其间，易招怨尤。计关内肃清，争席者当攘臂而起。野老酒阑思睡，亦将黄垆一觉谢之，但恐逊南丰之欲了便了耳。”在这段话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处境，清朝素以满族大员（丰镐旧家）镇守西疆，一个汉人，置身其地，易招怨尤和猜忌，等到关内肃清时，垂涎于陕甘总督的满人就会动心动手。左公想退，想离开西北，却还有许多未竟事宜要他办理。他对谢维藩讲的话更为直白：“弟暮景衰颓，又多忧戚，心绪恶劣，日思乞退。而甫被新恩，不可以遽，无可如何！”左公所虑者国事，所忧者晚节，在一个大困局、大沼泽中，内心的挣扎乃是日复一日的。“天下大患，在正气凋丧，善类无多。志在功名者，已不数觏；进于此者，更无所闻。偌大乾坤，如何搘拄？忧烦何已！”左公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两足木强，起立殊艰，阶除缓步，亦非曳杖不可，不图老态逼人如是之速”。左公屡蒙恩眷，欲乞退而难开口，虽是封疆大吏，却如过河卒子，进得一步，退不得半步。东坡有句“苦说归田似不情”，竟成了左公的“笔头禅”，他在书信中多次引用。

光绪元年（1875），朝廷统一西北事权，陕甘兵事、饷事责成左宗棠一手经理，于是他疏请于朝，起复老部下刘典帮办陕甘军务。他告诉王加敏：“朝旨重在收复新疆，弟素不避事，亦不敢他词诿谢。然万里之行，内顾未遑，督篆兼绾本难，而举贤自代，意中亦少可者。此席非人所争，又虑事权他属，不能相助，而暗中牵掣，尤为可危，再四思维，非奏请刘克庵中丞帮办不可。”朝廷有意收复新疆，这恰恰命中了左公的兴奋点，他不仅打消了退意，还找来值得信赖的好帮手刘典，要大干一场，他只担心张空拳以往，缺乏雄厚的财力支持，千辛万苦、惨淡经营的事业“将如海市蜃楼，转瞬随风变灭矣”。这年，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打算乞休，左公在回信中持否定意见：“来示拟作退计，据弟见殊可不必。吾辈进退之道，自觉绰然，惟思时势艰难，疆圻需贤尤亟，受恩之身，未宜恝然耳。”刘坤一刚满四十六岁，正当壮年，言退未免太早。朝廷授予左公东阁大学士后不到半年，就赶上新皇登基，朝廷对他的倚重有增无减。他在信中告诉谭钟麟：“弟忝领阁班，仍膺重寄，暮年病体，恒恐不胜。特以国家多故，新主冲龄，陇事亦难得受代之人，未敢言去。然衰颓日甚，岂能久恋栈余？节钺之膺，枢廷或俱有深意，是尤私心所厚幸者也。”左公三朝受恩而竭忠报国，身为重臣，当此主幼国危之际，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卸下仔肩。

边荒寒苦之极，五月飞霜，八月下雪，南方人，就是青壮后生，也很难适应这样的气候，大将刘锦棠就险些病故，何况左宗棠年过花甲，体内种下不少病根，腹泻、气喘、风疹、两足浮肿麻木、双耳重听、吐血、健忘、嗜睡，“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只能靠坚强的意志力硬撑到底。十年前，他上马督战，下马挥毫，身板子何其硬朗，至此已恍若隔世。光绪二年（1876），他回复江苏巡抚吴元炳，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陇之苦瘠甲天下，……其仰面求人，良非得已也。回思四十年前课徒自给，每遇岁阑解馆，出纸裹中物还盐米小债外，心中无事，隐几吟哦，直是天上矣。”钦差大臣、陕甘总督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其境遇尚不及一位清贫的塾师宽舒，可见其艰难困苦至于何极。

光绪四年（1878）腊月，西北局势已较为明朗和乐观，最令人头痛的筹饷事宜也得以顺利解决。左公又开始为自己的退休预作打算，在家书中写道：“能于三年内将甘肃、新疆事局定妥，不但国势强固，国计亦纾矣。届时悬车，于义有合，于心斯安耳。”此信调子较为欢快。

光绪五年（1879），陕西巡抚谭钟麟请求退休，朝廷温旨慰藉，给假调理。左宗棠获悉此讯，回复老友，表明心迹：“吾辈倦飞知还，忧劳之余，退志早决，而受恩既重，实有未可以恝者，不得不婆娑俟之。正如虚舟泛泛，听其所止休焉斯已耳。”左公不是恋栈之人，但国事日棘，尚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他是不会自求多福的。同年，在致甘肃布政使崇保的信中，他的表达更为充分：“时局如此，断不稍萌退志。近日奏报，并不敢以‘力疾办事’等语上廑圣怀，盖自入关以来，即有‘与西事相终始’一语见诸奏章，臣志已定，不待今日。特不知能免贻误否耳？”践誓言，重然诺，这正是左公的一贯作风。他不退，是因为艰巨任务还没有完成，担子还不能交卸。

光绪六年（1880）初，左公定下三路收复伊犁之策，朝廷却执意与俄罗斯和解，诏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国复议条约。翌年正月，左公奉诏回京，入值军机，管理兵部事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左公对京城酬应纷纭、蹉跎拘束的日子难以适应，他根本闲不下来，想要逃避应酬，也不是没有去处，在京城揽些值得做而别人又不肯做的苦差来做，还是不难的。

当年，左宗棠率领自己从西北带来的亲兵近三千人疏浚京郊的永定河，在其上游建筑坚固的石坝。他对水利工程的热心正好使他摆脱了在军机处的单调无聊，一举解决了京畿多年失治的水患，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大功一桩。他在回复老部下魏光熹的信中说：“种树、修路、讲求水利诸务，切实经理，必有其功。不佞十数年一腔热血，所剩在此，至今犹魂梦不忘也。”他写给恭亲王的那封专论治水的长信，可谓原原本本，其卓识、条理和办法全都体现出实学功夫，令人折服。

光绪七年（1881）七月，左公中暑，请求开缺养病，优旨赏假。同年九月，诏授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销假召对时，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说：“若论公事繁难，两江岂不数倍于此？以尔素来办事认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尔可择用妥人，分任其劳。”接见过程中，慈禧太后相当体贴，她担心左公体力不支，还让左公稍歇，“与王公大臣商议，再由其代奏”。

左公出都，先回湘扫墓，掐指算来，他离开家乡二十二年矣，真可谓“山河不殊，物是人非”。左公屡承朝廷重寄，感戴先皇和两宫皇太后的知遇之恩，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求退之意反而由浓转淡。此后，他病情加重，就请假调养，身体稍好，又任劳任怨。老大的帝国需要这位重臣支撑，他是退无可退，休无可休的。同年，他回复李鸿章，认为自己以半退休的形式充当顾问是较好的选择：“弟则衰病余生，杖不去手，待漏而趋，时虞陨越。陛见后当上疏自陈，以闲散长留都寓，聊备顾问，亦不敢遽谋归田，致负初心也。”左公的初心是什么？就是纾国难，解国危，兴国运。辛劳多年之后，他的心态已趋于平和，这在他回复沈应奎的信中可见端倪：“幸外侮渐平，伏慝尚少，长揖归田，自有其会。已预拟封存归途舟车之费，曳杖而还，盖可止则止，可速则速，衰病余年，尚能自主耳。”

光绪八年（1882），左公在两江总督任上，病得不轻。他写信告诉郭嵩焘：“实因病久不痊，风涎满颊，刻有痰壅气闭之虞，案牍劳形，实所难堪。山鸟自爱其羽毛，晚节如有疏误，悔将无及，何能婆娑以俟，供人刻画乎？”他上疏吁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准假三个月，留职安心调理。病到这个程度，朝廷仍只肯给他病假，不肯让他退休，可见重臣之雍容坐镇，关系甚大甚广，不可轻易挪动。“马革桐棺，随天付与”，“衰朽余生，以孤注了结”，左公的态度是“自无不可”“亦所愿也”。

左公认为，“吾人进退之义，各有其至当恰好处，内度之于己、外度之于人可矣”。实际上，左公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朝廷倚畀重臣，不能让他退，也不宜让他退。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当了十多年的“救火队长”，国家哪里有重大险情，哪里就有这位“救火队长”的身影，每次他都能扑灭火龙。左公要退息林泉，朝廷固然不会同意，他本人也会一次又一次说服自己战胜疾病和衰老，去完成那些被世人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光绪十年（1884）七月，南洋水师疏于防范，于福建近海遭遇法国军舰偷袭，全军覆没，台湾随即告警，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左宗棠做过闽浙总督，为期三年多，马尾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局就是由他精心规划的，创建于同治五年（1866）。不同于北洋水师几乎全由进口军舰组成，南洋水师半数以上的军舰属于自主制造，由马尾造船厂出品。左宗棠眼看昔日的心血付之东流，毁于一旦，他的悲愤简直超过了所有人悲愤的总和，胸腔都要被气炸了。很显然，朝廷十分清楚这一点，立刻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派他去收拾那个巨大的烂摊子，纾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左宗棠对外一直主战，但他始终无缘与英、法、俄、德、意、日这班列强的精锐之师正面交锋，未曾痛痛快快地决一雌雄，遂引为平生憾事。此前，他任两江总督时，写信给次子孝宽，笔调慷慨激昂：“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我与彭宫保乘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彭亦欢惬，并称：‘如此布置，但虑外人不来耳！’诸将校亦云：‘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答云：‘此在各人自尽其心，义在则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在左宗棠的心目中，列强意欲瓜分中国，乃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饿鬼，他要跟他们拼死一战。左公越老越愤激，越老越雄健，确实因为他胸间有一口恶气郁积已久，未曾找到适当的机会畅快吐出。在家书中，他还特别引用兵部尚书、多年好友彭玉麟的豪言“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这就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语气之豪迈，足令热血男儿肃然起敬。

一个人年逾古稀，头脑清醒，不昏愦，不僵固，已属难能；左宗棠还肯将一腔英雄热血挥洒在祖国南疆，更属可贵。

近代作家吴光耀撰写过一篇《纪左恪靖侯轶事》，叙述左宗棠暮年在福建时的战斗精神，文中对话相当生动，比小说还要精彩。字里行间，此老雄健不凡，刚强不屈，可谓活脱如画。用现代白话翻译出来，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正月初一那天，左宗棠问左右今天是什么日子，都说是过年。左宗棠又问道：“娃子们都在省城过年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左宗棠却眉头一皱，下达命令：“今日不准过年，要出队！洋人乘过年偷袭厦门，娃子们出队，我当先锋！”正巧闽浙总督杨昌濬过来拜年，从旁劝阻道：“洋人怕中堂，自然不来，中堂可以不去。”左宗棠不干，他说：“这句话哪里可靠？往昔我以四品京堂攻打浙江长毛，并非他们怕我才溃败。还是要打，怕是打出来的！”杨昌濬仍不停地挡驾，左宗棠老泪纵横，大声叫道：“杨石泉（杨昌濬字石泉）竟不是罗罗山（罗泽南号罗山，战死疆场的湘军名将）的门人！”将军穆图善也过来拜年。左右通报将军到了府中，左宗棠怒喝一声：“穆将军他来干什么？他在甘肃害死我的部下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湘军名将），我还有好多部下给他暗害！”他一边痛骂，一边泪流满襟。杨昌濬急忙解释：“中堂在此是元帅，宜雍容坐镇；就算要去打洋人，也应当是将军、总督打头阵。”左宗棠说：“你们两人已是大官！你们两人去得，我也去得，还是我去！”杨昌濬继续劝阻：“我们固是大官，但不如中堂关系大局和全局。”左宗棠好一阵没吱声，然后语气稍稍和缓，对杨昌濬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两人也不必去，命令各位统领去；各位统领不得一人不去！”此前，洋人侦察厦门至福州一带无重兵把守，想乘虚而入，在春节这天用大队兵船袭击厦门，然而他们在途中用望远镜望见厦门沿海的各个山头全都是左宗棠的军队严阵以待，立刻转舵，互相提醒：“中国的左宗棠厉害，不可贸然进犯！”

中法战争前，左宗棠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主迎战：“外人反复无常，得步进步，是其惯技。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而纾吾剥肤之急！”中法战争时，尽管冯子材将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由于清军海战失利，军费缺口增大，最终以一纸和约收场。左宗棠从邸报上看到《中法新约》的详细条文，极其悲愤，顿时恶气攻心，呕血晕倒。在病榻上，他仍大声疾呼：“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久不要，我从南边打到北边。我要打，皇帝没奈何！”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廿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遗折云：“伏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可惜左公的愿望落空了，他去世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再无起色。试问，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六君子的惨死和《辛丑条约》的惨赔，哪一桩能够告慰左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