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组惨淡的数据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双降。难道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也要步入“性冷淡”的社会了吗？
作为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中国一度享有令他国歆羡的人口红利。而近年来，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即便中国推出了“二孩政策”，但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鼓励生育，看看经济学者们有什么高招。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取消任何生育的限制
梁建章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此，我们提出以下鼓励生育的建议，具体分为七个方面。
1、取消任何生育的限制。
鼓励生育的前提是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不需要办理生育审批，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超生开除”等处罚措施。
2、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10万元的抵税额度。
随着中国变得富裕，特别是少子化促使养育奢侈化，中国社会养育孩子的费用节节攀升，让许多家庭对生育二孩望而却步。目前大城市抚养孩子的每年平均花费可能超过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每年累计到10万元封顶。
此外，还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对多孩家庭购买汽车减免使用税。韩国政府在2010年审议的《地方税法修正案》规定，养育3名及3名以上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及养育者，在购买汽车时将享受减免使用税及登记税的优惠政策。
3、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
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这些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1年至2016年这6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生1668万人，二孩占比不超过50%，由此可以计算得目前6岁以下的二孩儿童不到6000万人，因此每年政府用于辅助养育二孩的支出总共不超过6000亿元，不到GDP的1%。相比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可见，本文建议的财政补贴的力度比起北欧和西欧等低生育率国家的补贴力度还是偏低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开始，以后逐步加大补贴力度。
4、全国建设十万个幼托中心，把0-3岁入托率提高到50%。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 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约十万个幼托中心。
5、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
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为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另外，目前我国的幼教师资缺口比较严重，需要提高幼师待遇，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幼教行业。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全日制幼儿园的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1：5至1：7。然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师生比约为1：12，若要达到1：7的目标，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中国幼儿园的教职工配备标准离要求仍相差甚远。
6、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
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重物轻人的城市化，更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我们建议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获得义务教育，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
7、保障非婚生育小孩的平等权利。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尽管北欧国家的结婚率低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但由于大约有40%-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所以北欧国家仍能维持比东亚国家更高的生育率。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鼓励非婚生育，但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因此，我们建议在法律和法规上去除任何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约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并且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如果不尽快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将不可避免出现断崖式坠落。
全国政协常委李崴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亟需问责人口数据
李崴
中国人连一胎也不想生了?多位专家支招人口危机黄文政
1、成立向高层负责的独立于统计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调查委员会，检讨有关人口统计和预测的重大失误，以及为何几乎所有的统计和预测都一而再高估人口增长，针对渎职、误导甚至造假行为追究责任。委员会可以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及专业学者。
2、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是有关人口专门性调查。经验表明，其原始数据比修正后的数据更可靠。不同于单一的出生人口数据，这些数据是多指标的系统性数据，可以相互验证。建议确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权威性，禁止任何部门对其进行修改。
3、每年公布出生人口数是衡量政策短期效果的重要参考。该数据与抽样调查数据越来越严重的偏离给人口政策的决策基础造成重大风险。建议作为专题研讨。此外，教育、公安、卫生部门数据有辅助性价值，但其收集和处理方法不透明。建议规范各部门数据格式，公布包括按地区、年龄等分列的详细数据以及数据收集、处理方法，以便外界监督、核实。
4、成立独立的专门机构，整合和监测人口统计和预测；定期发布不同数据源的、在格式规范的可对比的数据报告。不同的民间学术单位和专业人士可向其递交在不同时段的人口预测，并定期更新。该机构可就各方预测的准确定期发布评估报告。
5、《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全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14.2亿，到2030年达到14.5亿。该规划能否成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执政党的执政信誉。建议对该计划的实施效果设定明确的预警标识和问责机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
易富贤
由于补偿性出生高峰的消退，今后的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也将拖着经济不断下行。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日本，2010-2016年中国平均只有1.18，日本还有1.42，意味着今后中国的人口危机比日本要严重得多。中国的生育环境也比日本更恶劣，2015年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71、0.60，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18；而中国大陆的一孩生育率只有0.556，为全球最低，意味着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2，需要漫长的时间鼓励生育才能将之提升到1.4。
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是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1.18、1.20、1.24。在美华人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左右，远低于美国全国的1.8-2.0。中国大陆除了有如这些地区的共同原因外，还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生命观和经济体系。
中国新一代育龄人口从幼时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几十年来，社会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进行的，并将呈惯性延续。独生子女承载着家长的所有希望，大学扩招后，平均受教育时间在不断延长，婚育观念改变，婚育年龄推迟，不婚不育率和离婚率提高。并且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过高，国际经验表明这是不利于生育的；而中国进行的又是“大城市化”，大量育龄人口涌入生育环境最为恶劣的大城市。
人口政策需要的是“改正朔，易服色”，勇于切割，轻装上阵。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很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休养生息的政策，那么将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将开辟“尊重生命、保障人权、视人口为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时代。
中国需要改革整个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模式和城市规划，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其难度比1979年的经济改革要大得多，历史影响也更为深远。如果能有效提升生育率，那么将奠定今后几十年、上百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上升的人口学基础，可以说是“再造中华”，功近而德远！（节选自《中国经济报告》）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苏剑：立即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苏剑
我国必须立即实施大幅度、大规模的鼓励生育的措施，才能保证人口的可持续性，进而为经济、社会、政权的可持续性提供人口方面的保障。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立即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计划生育”并没有说一定是抑制生育，也可以是刺激生育，因此“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可以继续坚持。这是完全错误的。“计划生育”如果被用于刺激生育，为了实现计划，会再度导致粗暴执行，引发社会紧张局面。而且这种政策逆转会引发民间对政府政策公信力的怀疑。
2、转变人口观念，调整宣传口径。要破除“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树立“人口是资源”的观念。人口就是市场，就是需求，有人才有市场需求，才能扩大内需，没有人啥都没有。同时，劳动力就是供给，有劳动力才有生产，没有劳动力同样啥都没有。所以，人口和劳动力同时是需求和供给的主要源泉。
在宣传方面，加强对鼓励生育的宣传，要将生育跟社会公益联系起来，号召人们多生孩子，“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对社会多一份贡献”。台湾目前的口号“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我们也可以借用。
另外，国情所限，中国家长不光要养大孩子，还要管他成家立业。所以很多人抚养几个孩子相应的还要考虑留多少家产给他们。比如对男孩就要准备一个房子才好结婚。之所以会构成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是观念所致，另一方面还是福利制度不完善，个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依赖个人财富。倘若大家最基础的生活、住房、受教育的权利都很容易得到保证，就会愿意而且具有足够的财力多生孩子。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宣传改变老百姓的观念，使其父母和孩子都形成孩子应该自食其力的观念，另一方面要进行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
3、在人口问题上，不要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现在有人说，这些技术会缓和中国劳动力和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甚至有人说，这些技术未来将导致巨量的失业。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是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不是降低劳动力需求的。最近30多年，世界科技发展天翻地覆，同时人口大幅度增加，但失业率总体上并没有上升，就业人数和人口基本上是同步上升，这足以说明技术并不是排斥劳动力的，恰恰是促进就业的。信息技术就是突出的例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消灭了传统的邮政通讯，但却创造了庞大的信息产业，创造了巨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可以预见，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同样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在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这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4、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的法定婚龄确实也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可以将目前的男22周岁，女20周岁分别降低到20和18周岁。这个政策估计效果不大，但有这个政策总比没有强。
5、延长产假、陪护假和哺乳假。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我国目前妇女休产假各地标准不同，基本假期128天至188天不等，最长可休至子女一周岁（重庆），男方陪护假7天至一个月不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哺乳假目前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哺乳假6个月；符合计生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哺乳假3个月。建议全面取消一二胎假期差别，实施产假不低于180天，陪护假不低于30天，哺乳假不低于6个月的政策。同时，应该发展单位育儿托管、哺乳室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女职工产假后安心工作提供帮助，形成支持生育的氛围环境。
6、实施生育、养育补助计划，降低生养成本。实行免费生育，或国家提供全额生育保险。可以给每个孩子每月补贴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并增加医疗补助。加拿大的“牛奶金”就是一例。有些国家给与的支持力度之大，养几个孩子得到的补贴就足以养活一家人。我国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
7、大力发展托儿服务业。现在好多夫妇不敢生孩子的原因之一是没人带孩子。建议全面放开对这一行业的管制，鼓励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这一行业，并全面免税以及取消其他各种行政性成本，同时由政府对这些机构按接收婴幼儿数量发放补贴并免费提供免疫及一些婴幼儿常见病的基本医疗服务等服务。
8、放宽父母投靠子女落户政策。育有多子女的父母，可选择任一子女投靠落户，并转移相关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解除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异地养老制度障碍。
9、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将托儿和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由财政拨款资助，完善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置，解决年轻人养不起所以不敢生的问题。最终实现从幼儿园直到高中均实行免费教育，同时放开民间办学，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可以在民办学校就读。
认真改革教育制度，在正规课堂上提供学生需要的教育和培训，以免学生课后参加各种培训班而大幅度增加教育成本。
增加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儿童游乐场及社区儿童游乐设施等，为学生课外学习、游戏提供便利。
在学校提供课后带孩子服务，可以是带孩子游戏或者仅仅是看管孩子。由于学校放学时间跟家长下班时间往往不一致，导致接送孩子不便，增加养育成本。也可以鼓励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这种市场化服务。
10、严厉打击拐卖、伤害儿童的犯罪行为。现在的孩子上学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内都需要家长接送，甚至孩子在本社区内玩耍都需要大人看护，这大幅度增加了养育成本。对于没有老人带孩子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就需要提高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11、税收改革。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减税。按照生育孩子的情况进行家庭个人所得税的适当扣除，以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是按个人征税，以后可以按家庭征税，按养育人数设置家庭起征点，或者在个人所得税中以其他方式考虑养育人数。比如，按照现行起征点，假定每个人的起征点为每月3500元，那么一个四口之家的起征点就可以是14000元。
12、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任何限制和歧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家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婚生活，这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的社会中，婚姻将衰落，单身生活将崛起，因此，以后的生育将主要是非婚生育，必须尽早出台鼓励非婚生育的政策。目前，许多人选择不婚，但希望有孩子，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和歧视比如户口登记、孩子入托上学等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些人不敢生孩子。目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下，可以先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任何限制和歧视，比如在户口登记中可以由家长自愿选择只登记父母一方的信息。
13、降低机会成本。在现代社会中，妇女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很大。女的生孩子的话，平均一个孩子就要消耗两到三年的时间。工作的机会和职业发展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如果是生三个孩子的话，那就相当于快10年。有些单位机关的女性员工如果要二胎，休假回来后很多都调岗到一线了。企业也有很多办法让员工不敢随意生育。所以，用人单位的态度也很重要，必须设法给用人单位施加压力，保证妇女的职业安全和职业权益，降低其生育的机会成本。
孩子在母亲腹内近10个月及产后恢复更长时间，没有保障女性不愿意生（现在观念不一样了），生养过程女性付出更多无法用货币衡量，要给女性经济保障与贡献荣誉，否则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不会愿意多生。母亲的素质决定孩子的素质，所以要给女性看得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14、限制并最终禁止堕胎。未出生的婴儿也是人，要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政府、父母、医院等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杀死未出生的婴儿。
15、健全收养制度，建立更多孤儿院。禁止堕胎、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和歧视之后，可能会出现大量生、养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就需要健全收养制度，并建立更多孤儿院。
|
网友
发表于 2018-02-13
收藏
刷新卡
置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