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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1917-2018），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生于1917年8月9日，原籍广东潮安，1949年赴港定居。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成就显著，并精通梵文。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 1952年曾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1952年至1968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68至1973年获新加坡大学聘为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期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至1978年退休，其后在法国、日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及澳门地区周游讲学。 他是潮州首富之子，却选择孤独求学路，自学成为一代宗师。 他达古通今，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学贯东西，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钱钟书称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昨日（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他的多位故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代通儒就此远去，一颗巨星就此陨落。 首富之子 躲进书楼孤独向学的潮州公子 1917年8月，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儒商这家。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进步报纸主笔，后来在家乡建起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父亲为他取名“宗颐”，便是期望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饶宗颐自幼便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尽享阅读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 饶宗颐曾在《选堂清谈录》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 孤独 ，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 副业 ，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饶宗颐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病逝。饶宗颐开始继承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 1935年，中学肄业、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之邀，被破格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 广东文献学者、收藏家梁基永与饶宗颐是忘年交。他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饶宗颐赴港定居前，曾将潮州老宅卖与一位华侨。几年前，梁基永曾在朋友帮助下，进那处老宅拜访，当时他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并在之后访港时拿给饶宗颐看，“老宅保护得很好，几乎还是当年的格局，饶公一张张地翻看，十分感动。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庭院里的月亮拱门，两侧有灰塑的对联，尽管两三个字已经剥落，但饶公还是一眼认出，指着对联对我说， 这是我19岁时写的 。” 一代宗师 中西融贯并世学人无第二 饶宗颐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治学领域涵盖上古史、考古学、史学、中外关系史、古文字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文学、词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每个范畴中，饶宗颐都有自己的创见，为国学开创了不少新的蹊径。 饶宗颐出版的著作超过100种，艺术及展览图录近百种之多，这些著作已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法国远东学院院士等职，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饶宗颐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与海外汉学家有过频繁交往，加上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说是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他精深的功底是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的。“饶公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找不到任何一个替代者”，沈建华说。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是近千年来很少见的学者，不仅学术上有开拓有建树，艺术上也取得很大造诣。”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饶宗颐在古训之上有“著等身书，写各种画”。饶宗颐自幼学习书画，近年十分喜爱绘写荷花，他笔下的荷花也素有“饶荷”的美称。 饶宗颐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他曾解释由来，“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宋末元初著名画家）”。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饶公的字和画，都能在精微与广大之中获得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间，体现人生与艺术的魅力。”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尽管各界赞誉有加，饶宗颐却对大师等称谓敬辞不受，他曾笑言：“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 大师 与 大猪 谐音）。现在 大师 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饶宗颐曾说，他“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 不老童心 保持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曾写下广为人知的诗句，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追求。 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 万古不磨 ，就是中国人讲的 不朽 ，中国人讲 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 自在 ，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 中流 ，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 我 同别人不一样， 我 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尽管饶宗颐自谦“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每个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她眼中的饶公有着非凡的学问和智慧，但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饶公最难得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笔耕不辍”，她说。 沈建华说，在她看来，饶公是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练气功。我曾经问他，你打坐时在想什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这个是饶公的心理世界，别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的饶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曾宪通也说，饶宗颐永远像小孩一样，永远追求新的东西，对任何好奇的事物都要问个究竟找出结果，“大师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到有无座右铭，他思考了一下说，“就是做事不要太计较，多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吧”。 故人怀念 巨星陨落世间难再有通儒 梁基永告诉南都记者，十多年前，他与饶宗颐在香港的一场古琴学术会议上相识，之后曾多次赴港拜访、茶聚，“饶公友善、亲和，具有长者风范，对学生、老友十分热心。” 梁基永说，每次相聚，他都会向饶公请教美术史等问题，对方总会很详细地答疑解惑。“别看饶公当时已经九十多岁高龄，可记忆力非常强，谈起美术史料、大家，如数家珍。饶公非常坦诚、实在，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也会坦诚相告，明确说自己不懂，从不为了保全面子而兜圈子诓人。”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尽管年事已高，饶宗颐仍到场，并把4件（套）中国画和6件（套）书法捐赠给国家。 那也是沈建华最后一次见到饶宗颐。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当天，瘦弱的饶宗颐坐在轮椅上，她上前与饶公握手，内心难过，“我隐隐担忧，很怕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沈建华1981年与饶宗颐在古文字年会相识，后一起编纂《甲骨文通检》，并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共事17年。 在沈建华印象中，饶公一直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充满热诚。她至今记得，有一年春节，饶宗颐一大早打电话给她，让她去图书馆帮忙查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今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闭馆。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所以饶公经常说， 我来不及看书，我来不及烦恼 ，这是他的名言。” 饶宗颐的离去，让沈建华深感痛心，“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也走得越来越窄，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像饶公那样融会贯通。” 梁基永向南都记者表示，饶宗颐是一位通儒，“现在已经没有通儒式的学者了。” 2011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1978年10月30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017号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曾宪通告诉南都记者，饶宗颐的离世，就像是巨星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和硕果将永存，作为后人将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广东情缘 一代国学宗师 潮州和广东的骄傲 饶宗颐与享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教授曾相交数十载，结下深厚情谊。 詹安泰教授的长子、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詹伯慧因父亲与饶公的关系，也与饶公多有交往。 詹伯慧对南都记者说，父亲长饶宗颐15岁，饶宗颐又长自己15岁。“我们家两代人与饶公交情很深。”他回忆，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自己五六岁时，就跟着父亲去过藏书阁。 “饶先生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到香港，都和我父亲有关系”。詹伯慧回忆，当年父亲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教书，一次生病需找人代课，就想到了翩翩少年饶宗颐。“学校一开始还不相信，结果这位潮州才子一鸣惊人，显露了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据悉当时饶宗颐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1939年，詹安泰已受聘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经其举荐，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 “当时战火纷飞，我父亲单身先期赴任，走前跟宗颐先生相约，请他随后和我母亲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澄江去找我父亲”。孰料饶宗颐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詹伯慧说，此后饶公一直在香港，几十年潜心学问，也开始了他与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 詹伯慧还记得，1979年12月，他尚在武汉大学任教。饶公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下飞机就专程到武大找到我，非常关心，谈如何搜集、整理我父亲诗词遗稿遗墨。”经饶公多方奔走，詹安泰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盫词》后在港影印刊行。 “饶公始终谦逊待人，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总是热情亲切，关爱有加。”退休后詹伯慧研练书法，饶宗颐得知还亲自为其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詹伯慧透露，饶公老当益壮，精力充沛，100岁时还一直坚持写字，2017年五六月份，饶公还坚持去法国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在詹伯慧看来，饶宗颐是学艺双全的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造诣，在学者中尤是难得。“这样的大师，我想一两百年都不容易出。”他认为，“饶公对潮州，对广东，对中国，对世界都是贡献很大，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19岁受聘中大 自言受中大濡染 “中大90多年的历史，饶先生跟中大就有80多年的因缘”。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大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对南都记者说。他认为，饶先生做古文字研究很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不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他的目的很明确，通过了解古文字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 年仅19岁、中学肄业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饶宗颐曾说，那段时间他几乎将馆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一遍，留下深刻印象。跟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曾介绍，在中大编纂地方志的这段经历，对饶宗颐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影响。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1979年后，饶宗颐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宗颐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永芳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岭学辉光，开来继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当时饶宗颐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学门径，是饶宗颐通往学术殿堂的 秘钥 ”。陈伟武认为，更可贵的是，饶宗颐治学的立足点很高，又从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年的饶宗颐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 陈伟武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已相继成立20多家“饶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饶宗颐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为学术发展的影响还将不断凸显”。 提三重证据法 对学术影响很大 “我曾在饶宗颐先生身边有几十个月的工作，他对我的治学研究影响很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与饶宗颐教授曾开展合作研究持续两年多时间。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昨日，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与饶宗颐教授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合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40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回忆，当时陪同饶宗颐先生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 曾宪通认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曾宪通说，“根据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对古史研究的重建，这是21世纪新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 曾宪通认为，饶公学术贡献其二则是在研究方法上。饶宗颐突破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方法——“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包括有字的出土文献，和无字的考古实物以及同时代的异域相关资料等，多种证据法这个对学术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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