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一個個被失蹤，拖兒帶女的妻子們起初束手無策，曾誤信配合當局可換來放人，打破幻想才站出來遊走抗爭，變身逆權師奶。但丈夫「回家路」也不易行，除了身心受重創，被釘牌、逼遷時而有之。「709最後一人」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坦言，上月底4年來首次見到丈夫，驚覺對方全然陌生，對她打擊很大，回家後嘔吐、頭痛，「整個渾身就痛」。她直指即使明年放監，相信也難重回709以前的「小日子」。
舉紅桶、千里尋夫、削髮抗議……比起一般維權者妻子的低調，709家屬的抗爭顯得有活力、多樣化。但她們並非一起步便勇猛，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是一例。在丈夫被帶走後幾天，她在最不對的時間發現懷孕。當時一邊照顧兩名小孩，一邊奔走監獄維權呼籲，只覺得整個人神經麻木。
原珊珊說，起初相信當局會提前放人，連要求的「四個不准」，即不准請律師、不准在網上發表、不准接受採訪、不准與別人聯絡，她都一一照做，更是疏遠李文足。直至丈夫被帶走第40天，她申請出席母親的追悼會（當時尚未正式逮捕），卻一直被當局拖時間。故人化灰了，她才覺悟不應對官方抱有幻想，開始與李文足抱團取暖。
在抗爭上，因舉牌會被視為尋釁滋事，家屬們想出了在紅桶上寫字句，用另類方法規避風險。她們洞悉這是長期作戰，因為不論用何種方法，官方也是一樣殘酷。樂觀式的維權，在心理上支撐的時間更長。經歷4年抗爭，當局對李文足的監控由頭兩年24小時全天候，至去年4月起明顯減少。一年多的鬆綁，她認為是長期抗爭所換來的效果。
2017年初，謝燕益經歷酷刑後放監，卻由最初150斤瘦到只得100斤，「整個人瘦得脫相，沒有自信，連看9個月大的小女兒也害怕，怕自己的臉容嚇到女兒。」原珊珊說。另一方面他也忘掉基本的社會技能，人人都用的微信都不懂用：「對他說『熱水器燒開了』，正常人理解為可以洗澡，但他第一反應是會燙傷，（社會感知）像小孩一樣要重新學。」
這對於李文足或是同樣的考驗，皆因王全璋將在2020年4月釋放。上月底丈夫的精神焦躁、冷漠，難免讓她再生擔憂：「就算回到家，我們今後的生活是不是就平靜了，還能不能過709以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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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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