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爱萍在《光明日报》上发文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近年来，类似建议已屡见报端。大白新闻注意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撰过程中，这一问题也被热议。在专家学者们献策的背后，也有全国结婚率连年下降、中国人的晚婚趋势和人口出生率下滑的隐情。
学者撰文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近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丽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建议，法定结婚年龄应适当降低：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
为此，她提出了四点理由。
第一，我国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偏高。横向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是各国中最高的。纵向比较而言，我国1980年婚姻法与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配合，出于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将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提高了两岁。可以说，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
第二，降低法定婚龄，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需要。“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群众生育意愿发生了重大转变。为应对这些重大变化，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意味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由以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三，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改变目前初婚初育年龄偏高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了26.8岁。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的逐年提高，与我国婚姻法中的高法定婚龄和“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因此，改变偏高的法定婚龄，取消法律中关于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成为当务之急。
第四，现实生活中，存在男女双方因未达法定婚龄、不能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生育子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一些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常常引发纠纷甚至恶性事件。适当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这部分人缔结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也有利于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大白新闻注意到，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提法已不新鲜。早在2012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便已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18周岁。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撰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讨论。虽然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中仍然沿用了现行法律关于法定结婚年龄的设计，但在6月26日分组审议草案时，一些委员建议适当下调法定结婚年龄，并将法定结婚年龄调整为男18岁、女18岁。
不过也有反对的声音。如上海市政协委员、社科院青少所所长杨雄认为，“近年来，即便有了全面二孩的政策助力，也拉动不了人口出生率。部分城市的实际初婚年龄在30岁以上，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在他看来，18岁的花样年纪，很多年轻人刚刚读高三、上大学。在求学最关键的时刻，哪有功夫谈婚论嫁。法律的出台要和实际大数据配对。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反而不利于提高人口质量。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缓解部分城市的严重老龄化程度。不如全面放开生育，这对促进人口出生率有正向意义。
结婚率、出生率连年下降
专家们密集建议降低结婚年龄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他们的担忧，有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率已出现“五连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2013年全国结婚率为9.9‰，2014年降低为9.6‰，2015年为9‰，2016年降到8.3‰，2017年再降到7.7‰，2018年中国结婚率只有7.2‰
对此，共青团中央曾专门撰文解释，结婚率下降是一种正常现象，其背后最大的秘密在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我国正在逐渐进入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加大的社会，人均寿命延长，总人口基数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适婚年龄人口（其中主要是青年）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同时， 结婚率下降，跟初婚平均年龄后延也有较大关系。
和结婚率下降同步的，是中国人的晚婚趋势。2018年，民政部发布了《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据统计，2012年以前，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20岁至24岁。如今，25岁至29岁的群体成为办理结婚登记新的主力军。《公报》显示，2017年25岁至29岁人口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更多的人选择了晚婚。
与此同时，生育率也在下降。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后，当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2.95‰，达自2011年以来的新高，但之后这一数字继续下滑，到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较上年减少约200万，为连续第二年下降，跌至2018年的10.94‰。
对于这样的趋势，也有专家表达了担忧。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分析称，从提高生育率的角度，还是要拿出办法来促进年轻人结婚、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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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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