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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六里桥下的流浪汉六里桥下，一个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专注地刷着手机视频，被磨损成黄褐色的假肢随意地摆在地上。10米外的桥洞口，四个光着脊背的男人在下象棋，神情痴迷。桥洞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头发稀疏，肚子溢出了腰带的男人，手里拎着包子。
这就是我们的“帮主”。这个称呼是队伍里的最高级。你必须聪明，有人脉，能帮人搭上活计，同时又兼有威信，才能驾驭这个位置。帮主穿着军绿色短裤，蹬着黑色短靴，完全看不出实际年龄，皮肤被晒成棕黑色，褶皱处颜色更深一层，告诉人们世事沧桑尽在你眼前了。
他不愿意透露自己更多的个人信息，指着一个鼻子上贴着膏药的疯女人说，这是他们过年的时候在北京站附近遇到的，看她可怜，就做主收入这个最鼎盛时期成员数量高达500人左右的“流动丐帮”。
最早的时候，他们在北边的劳务市场，后来一路向南。去年年底疏散外来人口，组织里很多人扛不住，回家了，如今在六里桥底附近活动的成员只有100人左右。
帮主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黑色双肩包，今日的午餐是几个包子，黄色油渍浸在塑料袋上。一张嘴，缺了三颗门牙，实在有失帮主风范。但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稍长，就会发现他确有过人之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机灵转动着的眼珠以及随之变化的微表情，碰到不想回答的问题他还会装傻，双臂胡乱摆动，仰着头用民族唱法重复吟唱着：“我们都是行走在路上的人。”
他会用属于帮主的口吻和气魄告诉你，江湖险恶，不要随便问人问题。这些年，他被人骗，也骗过人，“这座桥方圆一公里就是个小社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一根筷子撬开了一辆共享单车的锁。
流浪汉身上腐朽，颓丧的气味飘散不到最繁华地段的桥下，那里车流涌动，不宜蜗居，但总会见证命运复杂的轨迹。它让外卖员在雨天得到片刻喘息，也容纳了白领的孤独疲惫。
来京十年，陈晨从和人一起合租在昌平小房子里的北漂，一点点打拼成某知名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买了房子和车，成为现实意义中的新北京人。但她总觉得，随着青春一起在巨大都市里消逝的，还有纯真，勇气和真实的自我。
连续3年，每年经过国贸桥的时候，她都会发微博记录自己的心态和变化，最新的一条是：“再次经过国贸桥，在这钢筋森林下，终得一瓦蔽身，一人倾心，一灯为我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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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7点，工作了一天的上班族在国贸桥下排队等待公交车国贸桥下每周五晚都会大堵车。路过的白领发微博图片调侃，国贸桥下不仅变成了停车场，还变成了社畜的办公室——趁着堵车的间隙，她要拿出笔记本电脑回复邮件；也曾有一位醉酒的司机，驾驶着路虎车从长安街经国贸桥向南拐弯时，冲出匝道，跌落桥下，砸中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汽车。
这里还是“双城记”故事的折返点。不论春夏，总有一些私家车主冲你吆喝：“燕郊吗？马上发车。” 如果赶不上八字头的那些公交车，穿梭于北京燕郊两地的白领们就需要花3倍或更高的价格坐“黑车”。
异乡人在桥下总是行色匆匆，速度即效率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眼光长远”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件奢侈的事，很多时候，人们只能把握速朽的当下。
但上了年纪的北京老炮儿恰恰相反，那是他们在这个快速更迭的时代中，仅有的烟火之地。
盛夏的雨从上午就开始淅淅沥沥下起来，到了下午开始显露出它的急躁，东直门桥上经过的车辆传出一阵阵鸣笛声。但桥下支起桌子打麻将斗地主的老人们却对这烦躁的场景视若无睹。他们异常珍惜这消磨时光的几个小时——下午6点就要散场回家做饭。
除了把汗衫撩起来露出肚皮的老头和腰间背着装有“麻将基金”的黑色皮包的太太，蹲在桥边观战的张先生绝对是人群里最特殊的存在。
他63岁，比别人住得远，每天要骑近20分钟的自行车过来东直门桥，半年了，张先生从来没上过桌，他只是每天准时而富有计划地揣着自己的灰色茶杯来潜心“学习”。
旁边比划着规范动作的太极先生调侃他，“一个左蹬腿儿，一个右蹬腿儿，就是不上场。”太极先生说他还年轻，等退休了也常来，“跟（在）家找事儿了都，那他妈在家不找事吗？玩牌就没事了，一般百病都治了。你看他也不哆嗦了，也不感冒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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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环立交桥下打牌的老年人牌桌旁边就是护城河，老人们说，下雨的时候大家才在桥的正下方活动，等天晴了，一般会移到被立交桥围出来的“三角地”。那里有亭廊，有全京城第二古老的紫薇花树——已经成活了23年。
自称家里三代牙医的张胖子在花树下摆了20年的摊位，见证了三角地的兴衰：以前，这里是全北京最大的早市，旁边每平米均价12万元、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teven Holl设计的当代moma还没建成，三角地面积远比现在要大。外地人都来做生意，摊位最多能摆上千个。卖什么的都有，吃的喝的玩的衣服鞋子花鸟虫鱼，“鱼龙混杂，你知道吗？”而建设于2005年的立交桥将这曾经闻名京城的市井街区大范围压缩——只剩下之前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个四川老牙医在京闯荡20多年仍然租在北京的郊区，在这里长久摆摊而不受排挤的法则是察言观色，不多说话。他能根据对面说话的语气神态分辨出身份：稳重的，衣着讲究的，总把退休金挂嘴边的一般是事业单位的，穿汗衫的，拿个扇子侃大山的八成是以前的国营工厂下岗职工。一些相熟的老人来着来着就见不着人了，经验告诉他不能乱问， “那就是归西了，你懂吧？”
如果你以为70岁往上走就意味着衰弱，疲惫，安于现状的话，北京的爷爷会用爽利的跳水动作和泳姿告诉你，什么是“硬核老头”。
东直门北桥再往北的护城河边，有一个隐藏着的“野泳基地”。无论冬夏，只要水位合适，总有一群在附近生活的北京老炮儿聚到岸边，站在栏杆上，从2米高的位置往下跳。一个猛子扎进去，翻起微微泛绿的水花。
张国有些忿忿地指责曾经负面报道过这群野泳市民的某报纸：“那是他们不懂，知识量不够。”他叉着腰，语气激动，他说，像自己这样1960年代出生的北京人，大部分都会游泳，上中学的时候，京城的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加游泳的活动和比赛。
1980年代之后，当年对市民免费开放的游泳场地进行市场化运作，这群从小在河里游惯的老市民不愿意花那个钱，更不屑局限在几十米的小池子。他说，你就这么写：“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建的（河道），光看光溜达有什么意思？”
昌平立交桥下做保安的河南大叔没有这么多不满，他觉得自己正做着这个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他每天负责在桥下十字路口指挥车辆，不让他们停靠超过3分钟。每两天轮换班次，早班是7点到下午3点，晚班是下午3点到11点半，不能玩手机，但他找到了另一种放松的方式——每天给自己播放几集《白眉大侠》，红色的小收音机藏在袖口里。
21岁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去江苏的工厂打工，老婆留守在河南农村，一家人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他对这份月工资3000的工作有着朴素的热爱，和之前烈日当空在田地里开拖拉机相比，他更喜欢穿着荧光黄的制服，站在首都北京的街头。更何况，在桥下边，雨淋不着，太阳也没那么毒辣，跟同事们相比，他觉得自己算是捡了个便宜。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大叔守护的街道对面都会有一个卖艺的年轻人，拉两个黑色音响，唱他听不懂的流行歌曲。他嗤之以鼻，“给我钱我都不想听。”
毫无疑问，大桥下面从不缺少追逐梦想的人。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里，如果没有意外，张士敏每天都会骑15分钟三轮车，带着自己花1000块钱买的二手架子鼓出现在左安门铁道桥下，那里阴凉又避雨。据她所说，50岁来北京那年，正是她决心从半辈子的生活泥沼里跳脱，重新追梦的分界线。
在此之前，她曾做过老家黑龙江伊春五营区的水泥厂工人，烟台私家美容院的老板，30岁离婚之后，她靠自己抚养女儿长大成人，完成从五营到北京定居的“革命”。很难说清架子鼓对张士敏的人生具体意味着什么，时间在一遍遍敲打鼓槌的间隙中滑过，女儿对她这个爱好的态度是“还行吧”，她却对自己的禀赋拥有毫不迟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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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安门铁道桥下练习架子鼓的张士敏面对命运的无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学院桥下北医三院生殖中心的求子女性们选择奋力一搏，她们从各地赶来，每天早上要排最少1个小时的队，来取这个全国最负盛名医院的专家号。期冀经过检查，促排，取卵，移植等一系列耗时最少3个月之后，能怀上一个自己的孩子。
安贞桥下，63岁的李庆山则坦然接受了命运所带给他的一切。自从8年前退休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以及看人钓鱼。他穿耐克运动T恤，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一些，但并不以此为荣，更愿意向我们讲述跟他的年龄一起增长的人生阅历。
作为园林古建筑修复师，他在1990年代初就能拿到8000块的工资，曾参与修复过颐和园佛香阁，黄鹤楼，东北五大连池，也出差去过日本，意大利和美国。
工作时，他需要爬上很高的脚手架，在修复黄鹤楼时，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不慎从架子上跌落，当场身亡。李庆山记得那年她刚刚20多岁，还没有结婚。他幸运地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但命运从另一个角度裹挟了他的人生：二十几年前，独生女意外去世，“我闺女要活到今天，应该37了。”
退休后，李庆山在唐山湾的海边租了一个40多平米的房子，一年付5000多块钱的租金。他每年驾车和老伴去海边钓2次鱼，其他时间用来去各地旅游。看着钓鱼的老头把钓到的鱼扔回去，又重新拉开鱼线，他洞若观火，“都是消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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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户外垂钓爱好者在东二环高架桥下钓鱼桥下离奇的故事实在数不胜数，一些呈现报端，另一些湮没无闻。2016年，一则不知来源的图片贴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有人拍到，在西二旗附近的桥下，停放了多辆无人认领的豪车，价值百万以上，都蒙了厚厚的灰尘。后来有记者前去求证，发现豪车已经“不翼而飞”。
没人知道那些豪车最后的落脚之地，一位清洁工见证了它最后的身影。在那天早上的9点多，他亲眼看到有十多辆豪车被七八辆更大体积的大拖车拉走了，“往南边去了。”
一年之后，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另一些无人认领的车辆——榴乡桥下，上千辆的ofo共享单车堆积在一起，成为“死车”，而桥下的场域被网友戏称作“共享单车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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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安门桥下停放着大量废旧车辆有些时候，桥下会使人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人声称自己十年之前在劲松桥下被一司机刺成重伤，凶手至今仍不知所踪；去年保福桥下发生一起死亡两人的重大逃逸事故，当民警赶到现场时，受损严重的蓝色货车内，司机已无生命体征，副驾驶重伤，后经抢救无效身亡。当民警在案发5天之后将嫌疑人抓获时，对方说，他只是为了省下一笔拖车费。
民警们见多识广，今年6月，海淀警方端掉了镇梅所屯桥下一个非法囤积生活、建筑垃圾分拣转运的窝点，这个由蓝色铁皮围挡出来占地4800平方米的区域内，囤积了1100余吨垃圾。负责人将其转手卖出，从中赚取差价，仅半个月的时间就获利14万元。
大桥下并非庇护之地，尤其是在城市建设仍需努力的当下。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广渠门桥下一辆白色汽车被淹没在积水中，20多个消防官兵及市民合力将车拖出，然而，肺部积水严重的车主还是未能逃过这一劫。他是江苏人，刚过而立之年，如果没有这场洪水，他或许会拥有幸福的余生。
4年之后，当雨水再次盘踞在北京城的街道时，事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同样在广渠门桥下，32岁的幼儿杂志编辑部主任丁志健在网友3个多小时的微博直播中死去。在生命消亡之前，他给妻子打了电话，说自己在车里挣扎了很久，打不开车门，呼吸困难。
这个拿到了北京户口，有车有房，还拥有一个7岁女儿的父亲，不可挽回地在桥下长眠了。
在北京，大桥下面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有些关乎生活，比如百子湾桥下卖“豪华自助餐”的王大爷，他每天中午11点钟会准时出现在街头，扯着嗓子吆喝：“15一份，吃圆了算！”花生米，皮冻，辣椒炒肉，红烧肉，木须肉，炖茄子.....只需要15元，就能在15个菜里面随便选，米饭馒头大饼不限量。王老大爷以前是厨师，练就一副好手艺，主流顾客是那些分秒必争的出租车司机和外卖小哥，跟着他从双井转移到百子湾，一直都是这个价钱。
“城市改造，小店都拆了，大店价格贵，王大爷这里最合适”，来吃饭的司机说，这里又能停车又能吃饭，没有贴罚单的交警，他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在王大爷这儿填饱肚子，紧接着开始下午的生意。
自助餐摆摊的位置往南一公里，就是修车的河南李大爷的居所——他在大桥下安置了两个三轮篷车，一个用来装修车工具，一个用来睡觉。河南大爷在桥下住了5年多，每天晚上，他会钻进只有1平米左右的黄色车厢，和衣而眠，呼噜声和啤酒肚此起彼伏。
百子湾往西15.5公里外的莲花桥下，灰色的水泥砖墙隔离出一个大约30多平米的空间，如果你不能趁着门口守门的大爷打瞌睡偷偷往里瞧一眼，根本无从知道里面被分割出大概10多个小隔间，这里是捡拾垃圾的散工住处。
65岁的何权说，他每个月能拿到21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搁在整个北京城里已经算是很好的待遇，其他的大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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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中路高架桥下散步的居民大桥下另一些秘密则关乎历史。传说中，北新桥下有口老龙井，被锁链压着，当人们拉动锁链就会惊动下面拴着的巨龙，惹怒它会为整座城市带来洪水或不幸。但在北新桥附近住了大半辈子，已近古稀之年的陈安说，从他这一辈就没机会见证那座古老的桥，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和伙伴一起约着去探险，寻找过那座桥和井，发现那个位置是一座超市。如今，那里被建造成地铁站。
古老的传说使得人们想象中的北新桥亘古不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兴衰，荣辱，悲喜。参与它的荒谬与盛大，等待它的变迁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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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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