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出兵侵略中国时，因其军队绝对效忠于日本国天皇故称“皇军”。这段历史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皇军”一词则通过小说、影视等文艺作品的渲染，成为了中国人调侃取笑的词儿。而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情报员成副总理，却并非谍海风云中的惊涛骇浪，而是中共政坛上一段鲜为人知的丑闻。而这个丑闻中的主角，就是当年曾显赫一时，现在早已淡出国人视线、被人遗忘了的陈永贵先生。
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当年陈永贵大名如雷贯耳；而在今天，特别是中、青年民众里，知道陈永贵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是汉奸的人，则恐怕是屈指可数了。这应该是中共当局隐瞒历史、愚弄民众，把持操弄教育而取得的骄人“成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人们刚逃出饥饿造成的死亡阴影，还处于半饥馑状态、且尚未喘过气来之时，那个该死的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吼上了天。一方面是要捕风捉影地搜索出“阶级敌人”来进行斗争、镇压；另一方面又要“大树特树”起一批所谓“工农兵英雄形象”来愚弄人民。而此形象的“代言人”分别就是军队方面的雷锋，工业方面的王进喜和农业方面的陈永贵。这就是当时被捧上了天的所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民学雷鋒”的三位“圣人”。按照毛泽东教条的定义，这些英雄人物必须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正宗品牌”货，半点也沾不得“阶级敌人”的边。
但就在1964年，中共党内高层已传达了毛泽东要决定树大寨为农业战线的红旗时，在大寨当地一个叫赵怀礼的老贫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爆出了惊人的猛料。他说当时的大寨党支书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当过汉奸，当地人都叫陈永贵是“二鬼子”。他这话是对当时来大寨“蹲点采访”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讲的。按中国的规矩，这样的大事既不敢隐瞒，更不能报导，只有如实向上反映。但中国向来就有“看人说话”的潜规则，即位高则一言九鼎，位卑则人微言轻。毛“老人家”若说煤炭是白的，肯定是绝对真理，而我若说煤炭是黑的，就可能是存心抹黑。所以这位赵老贫农的话，并未“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大寨红旗和陈永贵先生的行情，仍一路飚升。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永贵的身价更被当时媒体捧得和圣人也相差无几了。
可是1968年“文革”中又开展了一个名叫“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性的运动。在清查山西省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和该公司另一名职工王久荣的档案时，发现他们都提到在1942年前后参加了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王久荣在交代材料中还特别注明“负责人是陈永贵”。这当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当时六十九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注明了陈永贵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县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份到此可以说是水落石出、铁证如山了。
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以后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命副军长李金时将此事呈报中共中央。按当时阶级斗争理论，这种“暗藏的阶级敌人”，肯定是立马实行专政，坐牢、杀头都是题中之义。然而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竟然在材料上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谢振华按周恩来的指示，以六十九军党委的名义，于1968年12月将此事上报中央。后来在周恩来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可是周却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陈永贵仍可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在当时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得热火朝天、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周恩来绝对不敢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否则一旦被人抓住把柄，这“包庇阶级敌人”，而且是包庇卖国汉奸那还得了？那么周恩来的下场肯定比刘少奇还惨。何况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也绝不会糊涂到如此程度！所以过了不久，便有人传达“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司令员也被弄来批斗，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原来货真价实的汉奸竟是“同志”？而揭露汉奸历史的人反成了罪人。再后来，陈永贵不但当了中共“九大”代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更于1975年竟然一直混到官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那个年代中国民间绝少有电视。电影只有江青的“样板戏”与“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此外还有个奇葩品种叫《新闻简报》主要报导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外宾，中共高层开重要会议之类的短纪录片。于是在中共高官云集的场面上，不时会见到个不伦不类的角（儿），坐在中共高官群里，身上是农民对襟外衫，头上包块白毛巾，这就是陈永贵，叫人见了啼笑皆非。若再加上江皇后摇晃着身段高呼夫君万岁，两人真堪称绝配。笔者当时就在想，中国被这样的人统治着，长此以往，不亡才怪！好在不久，毛泽东死亡，一个月后他的老婆、侄儿、谢姓情妇、宠幸近臣均被“一锅端掉”，这就是所谓的一举粉碎“四人帮”。其实确切地讲应是“五人帮”才对。
再后来，邓小平上台，华国鋒被架空，“走资派”倾巢复出。此时陈永贵自己可能都感到“大限将至”，副总理早不敢当了，等着被清算。当然，其他的都好说，只有给“皇军”当差效劳，这事难办，按当時政治形势判个“无期徒刑”决无疑义。可是邓小平偏偏就不“动”他。邓小平决非宽宏大量，但确是真正聪明。他知道这种丑事闹出来，最“受伤”的首先是中共自己，只能让天下人耻笑中共，更鄙视中共。而陈永贵不过毛泽东手中的一玩偶，根本不够“政敌”的资格。何必去清算，反让党丢丑！所以邓便让陈永贵不许回山西大寨老家，给他薪俸让他在京“养着”。陈永贵惶恐中度完余生，于1986年3月26日死于北京。
由此可见，所谓的主义、信仰、阶级、路线乃至民族大义，都不过是他们的“官样文章”，到时都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旨意，那就是“伟大领袖”。为了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任何是非善恶都可以随意颠倒。因为“大寨红旗”是伟大领袖树立的，所以周恩来说必须要“维护大寨红旗”，哪怕这面红旗是弄虚作假树起来的，其“形象代言人”又是当过为人不齿的，卖国求荣的日伪汉奸。但既然他已有幸被伟大领袖“树”起来了，而伟大领袖是永远不可能有错的，所以汉奸、臭狗屎也就成了香饽饽。谁敢说他是狗屎，那就是“不顾大局”。所以即便你是封疆大吏的谢振华，也要定你为“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而加以批斗。这就是毛泽东暴政年代，最典型的政治腐败案例。现在有“毛左”、“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之流大言不惭地称“毛泽东年代无腐败”。殊不知那个年代全国、全民除中共高层高官、大官外，都食难果腹，衣衫破旧，一切服从计划经济，基本没有商业活动。什么彩电、冰箱？名字都未听说过。所以无钱可贪、无物可拿。那个年代的腐败就只能是、也必然是政治腐败。而这种腐败危害之烈，丝毫不亚于经济腐败。陈永贵由“皇军”情报员竟当上中共的副总理，就是这种腐败危害之大的最好典型例证！
这种腐败也是独裁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也只有在独裁专制的土壤中，才会结出这样的毒果。而在民主社会里，由于有在野党的存在，政府的权力受到制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的监督，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哪怕一点私人生活上的不检点，也会闹得满城风雨。何况像陈永贵这种背叛民族，出卖国家的行为，要一手遮天，瞒天过海是根本不可能的。试想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又未叛变民族，又未出卖国家，克林顿的“拉链门”，更是生活小节，但尼克松就得下台，克林顿不但向全国道歉，还得接受检察官调查。如果在他们的政府高官里发现了有人曾参加过盖世太保或克格勃的人，二位总统认错道歉还唯恐无法了结，未必谁还敢牛气冲天地说什么“总统知道了，别再提了”，你们要“顾全大局”！——除非此时总统已经疯了。
重温陈永贵这段发迹史，让我们看到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换言之，在民主社会里，哪怕国家元首也得依法依理办事，违法必究；而在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下，谁的官大，谁就拥有绝对的“真理”和无上的权威。谁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胡作非为。其实人们心里早就明白，所谓大寨的英雄业迹，全是国家出钱，由无数军工、干部、工人、学生的“义务劳动”去“堆积”出来的，但谁也不敢去捅破这层纸，谁也不敢去喊一声“皇帝是光屁股呀”。谁要敢于去以身试“权”，轻则被斥之为“不顾大局”，重则就是“存心抹黑”“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今天的“寻衅滋事”口袋罪不过是当年老一套整人办法的翻版。那些口口声声说毛泽东年代没有腐败的人，一门心思想为一党独裁辩护的人，不妨来好好看看这个最典型、最鲜明、最突出的政治腐败案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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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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