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华工当上“工会头子”

一战期间，十几万华工怀抱“发财致富”的梦想奔赴法国与英国，为一战出卖苦力。一战结束后，只有几千华工找到工作，继续留在法国，绝大多数华工回到老家，另有一万多人埋骨他乡。这段历史，不仅被欧洲人遗忘，在中国也少有人知。

作为一名华裔法国学者，马骊研究一战华工显然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学术兴趣。2002年，她到法国滨海大学任教，发现附近有大片的华工墓地。由此，她进入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2010年5月，她主持了欧洲首次关于一战华工的国际学术会议，最近出版的《一战华工在法国》，便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研究 华工大多怀抱“发财梦”参加一战

新书收录了马骊研究华工招募及输送的文章。1914年7月，“一战”爆发，原先估计会速战速决，却变得漫长而惨烈，协约国一方的法国、英国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战线缺人，后方也急需劳力。“从1915年起，招募中国劳动力的问题已经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文中，马骊写道。

与此同时，各主要交战国在中国占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迫使中国做出选择。1914年8月，“日本舰队已开始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鉴于时局，中国不得不放弃中立政策，最终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作为社会名流，梁启超亦在其中奔走，主张参战，希求在“国际上开一新纪元”。

武装参战的提议被否决后，“以工代兵”成为“最好的做法”。在包括教会的组织动员下，英国、法国共招募14万华工，他们来自十多个省份，其中山东劳工备受青睐，因为身体强壮，“可以干重活”。这些人多是贫困或无地农民，且基本上是文盲，应招赴法，他们怀抱着同一个梦想——“发财致富”。提到出国时的感触，山东劳工樊明修说：“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回家乡。”

去法国前，有的招募方与华工签订了合同，条款中有包括“不得参与任何跟战争有关的工程建设”、“有义务保护中国劳工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等。但是，华工的双脚一踏上法国的领土，合同就地沦为一纸空文，未被遵守；他们主要做搬运、挖战壕、埋葬死者甚至清理炸弹的工作，艰巨而危险。“对华工实行军事管理，如果他们犯了纪律，可能会被枪毙——不应该对工人这样干。”马骊感叹。

这过程中，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对华工展开援助，同时华工对这些知识分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在法国，学生们从华工身上真正了解到中国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当时一般以为他们愚昧、简单，并不是这样，他们会抗议，会保护自己的利益，让人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华工影响了这些学生的政治取向，有的成为共产主义活跃分子。邓小平、周恩来、陈毅等，曾与华工有过接触，或者一起在工厂干过活。“新中国出于这些人之手，我觉得华工对他们的影响很大。”马骊说。

“一战”结束后，数千华工继续居留法国，成为第一批中国移民，大多数选择回到故土，有一万多人埋骨他乡。

走访 回国后重操旧业集体沉默

2010年8月底，马骊前往山东淄博，走访华工后代，在周村——当年一战华工的一个招工点，她的研究得到了佐证。留在法国的华工大多数做了工人，回到老家的华工，除一些人“成为工会头子”之外，绝大多数都重操旧业，“卖烧饼或者纺织，大多又做回了农民”。他们在法国获得的工薪，要么用来赌博玩乐，要么给了家里。“有人说，回来之后爷爷带了很多金条，我觉得是夸张的。”马骊说。

淄博当地事先联系了一些华工后代，马骊访谈了四十多家，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的遭遇都一样，为家庭去法国打工，回来以后，大多数人的钱财仍然用于家庭。”与此同时，马骊去华工后代的村子里敲门，随机走访，发现了细节上的差异，比如“没有带金条回来，没有带法国女人回来”，但再次证实了上述发现。

另一个共同点，则是集体的沉默，“对于在法国的经历，只说是‘打仗啦’，喝了酒后偶尔说飞机、大炮轰轰响，至于生活、工作，他们不细说，大多时候一句不说”。马骊认为，“这段经历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创伤。”

孙干是一战华工的代表，去法国之前，他接受新式教育，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和其他奔赴法国的华工不同，他并非迫于生计，而是受到“教育救国”理想的驱使。“孙干在他的笔记里写着，他觉得法国女子非常独立，能顶‘半边天’，在工厂能做男人的活计，包括那些技术性的活计。”马骊说。回国后，孙干和妻子共同办了一所女子学校。

孙干撰写的笔记题为“欧战华工记”，约10万字，以亲历者的眼光记述一战华工，是极其重要的史料，但长期湮没于民间，直到2009年才首度内部发行。马骊在山东走访时，有人带来一个孙干的笔记本，试图卖给她。“要的是欧元，不是要人民币，因为他知道我是从法国来的。”马骊哈哈大笑。

除了笔记本，还有人卖汤匙、胸章等——“一看就知道是华工的用品，但我不会买”，马骊希望政府或民间机构能够搜集这些资料。

交锋 并非“文明的交融”

孙干开办的女子学校很快被叫停，不仅如此，政府还下达了禁令，严禁开办女子学校。传统的力量如夜幕一般，瞬间吞没了这星星之火。

还有一些归国华工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愿望，并付诸实践。张宗方自制西式抽水机、播种机，李荣坤不让自己的三个女儿缠足，还送她们上学，甚至有人受西方社会主义影响，认为中国的土地应该公有，对父辈分给自己的田地不予接管。还有人组织了工会，试图为工人争取权利。

有学者认为，一战华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学者、中国和“一战”关系研究专家徐国琦称之为“文明的交融”。“根本没有，没有什么中西交流，这简直是妄想！”马骊驳斥了这一观点：“毕竟是一场战争，这没有文明可言。”在她看来，一战华工只是一群“小人物”，回到国内，仍然是“无声无息的人”，很快被遗忘。

“……相对于一个历经数千年而固化的古老生活方式来说，还远不足以开一代风气之先，酿成一场社会变革。所以随着时光的流逝，归国华工带来的新奇与影响不能不归于沉寂，以至于我们今天必须努力加以钩沉，才能勉强打捞出些许碎片。”探讨一战华工的归国境遇时，研究者张岩写道。

“一战”结束，华工的故事已讲完，但作为一个群体，被推着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巴黎和会上，14万华工以工代兵援助英法对德战争，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的重要因素，却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应得的利益，反而成为餐桌上刀叉相加的牺牲品——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被划给了日本。国内随后爆发“五四运动”，最初是一场爱国运动，后来发展为呼吁追求民主、科学，共产主义活跃分子参与进来，此后一发不可收。“华工在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马骊说。

1988年，法国政府第一次为一战华工竖立纪念碑——由华侨集资而成。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包括中国的学者先后投入研究，在多场国际会议的推动下，“一战华工”似乎渐成热门话题。马骊也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自己讨厌的“明星”，纪录片导演、电影制片人纷纷找上门。

“我希望把注意力放在华工身上，他们被忘记太久了。”马骊摇摇头。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更广大的范围，遗忘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