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一次海外华工维权行动

距今整整140年前，孱弱的清政府终于取得了一次小小的外交胜利，打赢了一场外交官司。

19世纪中后期，从《北京条约》到《会订古巴华工条款》的签订，晚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权益维护，经历了一个由漠视、被动，到被迫主动的过程。

现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六卷本《古巴华工调查录》，为进一步呈现该次海外华工维权的实际行动，提供了这一珍贵档案初刊时的原貌。

自明代开始，我国华南沿海一带开始有了出国华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农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失地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和城镇贫民日益增多，形成了近代中国的一波出洋承工的高潮。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为了开发东南亚、美洲等殖民地，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随着奴隶贸易被法律禁止，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这其中就有西班牙殖民者，他们雇佣无良商人和人口贩子（客头）私自设立“招工所”，采用拐骗、绑架等手段，诱迫生活无着的贫民签订契约卖身，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成为所谓“契约华工”，被运往古巴（西属殖民地）各地的甘蔗种植园、制糖厂，或被恣意买卖。

从1845年3月厦门开出第一艘苦力船掠往拉美，到1870年代，仅从澳门运往古巴就达12万之多。大批出国华工远涉大洋彼岸，生存状况如何？遭遇了哪些不测？有无受到雇主的欺凌和虐待？朝廷并不知道，也漠不关心。

直到1869年，清政府才藉由不同渠道，开始听说华工在海外遭受虐待的种种情形，“同治八年间（1869），在秘鲁地方之华工三万余人，呈诉在彼受苦情形”；1872年又从“《新报》所载，知古巴地方之华工，其受苦视在秘鲁者略等”。

总理衙门这才照会西班牙驻京使臣：“所有招工非照二十二款章程办理者，概行禁止，并令停办古巴招工之事”。

然而西班牙官方拒不承认有凌虐之事，并声言“中国若能指定何官何商在何处凌虐华工”，“当治其不按章程之罪”。

他们有恃无恐的是，中国官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也从无派驻古巴任何官员和领事机构，所有关于古巴华工遭受凌虐的情形都是转手信息，道听途说。

面对无赖式的咄咄逼人，清政府为了回应国际舆论的关注，也为了找回日益衰弱的国家颜面，决心予以反击。总理衙门一方面邀集美、英、法、德、俄等多国使臣进行评议，一方面选派官员前往古巴实地调查。

1873年9月21日，总理衙门上奏朝廷，特派刑部主事陈兰彬为调查委员（时任留美学童监督），随同前往的还有天津关税务司吴秉文（法国人）、江汉关税务司马福臣（英国人），以体现赴古巴调查的公开公正，寻求更广泛的舆论支持。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还一起参与拟订了涉及“华工受招方式、华工劳动情形、华工死亡情况”等十余个方面共五十一条的调查提纲。

1874年2月19日（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陈兰彬与吴秉文、马福臣一同起程，于3月17日(正月二十九日)抵夏湾拿（哈瓦那）。

到古巴后，调查团稍事休整，立即开展了对华工生存状况的全面调查，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积弱积贫、腐败无能的晚清官场，仍有一些敢担当、有抱负的朝廷大员，在竭力维护国家尊严、维护海外华工正当权益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勤勉正直、恪尽职守的为官品格。

据陈兰彬所记，在短短30余天里，他们没有游山玩水，足迹所至遍及华工集中之地，几乎马不停蹄地调查了哈瓦那与古巴各省的甘蔗种植园、制糖厂、卖人行和囚禁华工的官工所。

任务繁重且不辞劳怨，从他们行程的紧凑可见一斑：

（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查衣巴呢司卖人行，初四日查夏湾拿城工所，初五日复查卖人行，初六至十一等日复查工所，十三、十四、十五等日查夏湾拿城官监，十七、十八日查那司格里亚司糖寮。

二十二日抵马当萨司城，连日查工所、官监，并所属三格阿也打罗糖寮、敢勒写别司恩糖寮、雅么里亚糖寮……（见中华书局1985年8月《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二册，第579～580页，《陈委员(兰彬)、马税司(福臣)、吴税司(秉文)致总理衙门呈送〈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申呈》）。

从已出版的《古巴华工调查录》一书中可以看到，陈兰彬一行所到之处广泛访问华工，接受华工投诉，做了大量现场笔录，“共录得口供一千一百七十六纸，又收得一千六百六十五名口禀帖八十五张”，记录了279名华工的血泪控诉，写出了近10万字的调查报告。

以大量证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以下几个事实：至少80%的华工是被直接诱骗、绑拐，或被转手买卖来古巴的；至少10%的华工是在漫长而恶劣的航行途中惨死的，一艘艘贩运华工的“苦力船”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座海上“浮动地狱”；到达古巴后，99%的华工即被卖给种植园或制糖厂做苦力，并100%遭受农场主、糖寮主长达数年或十几年如同黑奴般的虐待与盘剥；在每日劳作长达14小时、捱饥挨饿、有病无医的残酷迫害下，死亡率至少在60%以上。

真相终于获得披露。以《古巴华工调查录》为据，清政府最终获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迫使西班牙当局做出让步，陈兰彬出色地完成了海外华工维权的外交任务。

此后，总理衙门在与西班牙当局谈判中，获得了主动地位。1875年11月，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第一任公使。

1877年与西班牙签署《会订古巴华工条款》，禁止采用“诡谲之计诱令华工出国”，西方殖民者在华南沿海各省猖獗半个世纪之久的苦力贸易渐渐收敛。

1879年9月首任驻古巴总领事刘沅亮抵哈瓦那。那时候，古巴人民出入须凭西班牙当局颁发的行街纸，刘沅亮与西班牙总督多次交涉，力争华工无论工期满与不满，一律发给行街纸，并裁撤了盘剥、虐待华工的官工所，迫使西班牙当局议定了“所谓优待华人条约”，以保障华工在古巴的基本权益，从前不准华人住大客寮、穿中国服饰、坐大马车等一切歧视之列，概行删除，与各国人民一体看待。

陈兰彬此行是近代中国对出国华工生存状况的第一次实地调查。在开启政府维护出国华工权益的行动中，1874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陈兰彬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