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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东南沿海地区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三邑”和“四邑”是我国最著名的侨乡。“三邑”是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区的番禺、南海、顺德三县(今俱为县级市)；“四邑”是指仍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的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县(今俱为县级市)。 为什么“三邑”和“四邑”成为著名的侨乡呢？这还要从鸦片战争谈起。 大家知道，1840、1856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在广东爆发的。广东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战后，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赔款，而广东省就负担了赔款的70%。更有甚者，英国侵略者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还逼迫清政府代表耆英口头同意：以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此后，清政府一直遵守这一允诺。侵略者有恃无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其中有3/5是以广州为销售市场①，使属于广州附近的“三邑”、“四邑”人民深受其害，生活更加恶化。 沉重的税收，毒品的泛滥，英国纺织品、铁制商品的流入，严重冲击了广东地区的广大农村和手工业经济；不断的社会动乱，更使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不聊生，许多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出外谋生。正如美国史学家贡特·巴特指出的：“19世纪中期，社会混乱不安，迫使广东人不得不到海外谋生，以赡家活口。当时政治和经济都陷于无政府状态，村民只能担起保卫旧日美好生活的责任，离开他们的双亲、妻儿和亲友。” 第二节 从掠夺华工到签订招工合同 中国大门被殖民者的炮火轰开以后，为殖民者直接、公开地大批掠夺中国的“苦力”创造了条件，在东南亚地区为新加坡建立的转买苦力的中心市场，被殖民者迅速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从过去零星的贩卖人口发展为大批华工被拐骗，贩往整个美洲。 1846年12月7日，英国经营苦力贸易的投机商德滴到达厦门，声称受西班牙政府之托，要在厦门建立西班牙领事馆。闽浙总督刘韵珂准其所请，德滴就在厦门开办为西班牙经营苦力贸易的大德记洋行——卖人行。为了囚禁拐骗到的华工，大德记洋行在厦门海关附近设立了大巴拉坑(Barracoon，葡语，即猪仔馆。华工，澳门人贱称“猪仔”，“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也)，并在洋面上停着一艘名为“伊米格兰特号”的猪仔屯船，专门收受人贩子交来的“猪仔”。 厦门成为贩卖人口的中心后，殖民者又把距厦门100英里左右的汕头、加上澳门及离澳门北部不远的金星门作为进行苦力贸易的重要据点。还有一个中心就是所谓的“自由港”——香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南多数港口都建立了人口贩卖市场，而贩卖中心则已转移到了广州。 开办这些贩卖人口公司的殖民主义者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在掠夺华工时，收罗了我国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恶棍，作为招募人，用花言巧语、赌场、妓馆等诱惑和绑架等手段，把广东、福建等地的许多农民骗去当苦力。 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设置人口贩卖和华工转运中心后，就开始运用种种卑劣手段诱骗苦力，甚至公然绑架苦力。当时东南沿海港口的劳动人民，为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一旦苦力被骗子、捕手捉到，便立即丧失人身自由，押到停泊在港口海面的小艇上。在珠江口岸，这种小艇经常是四五十只成列地排开着，可以说是一座座活地狱。艇上由外国的人贩子坐阵指挥。凡是被绑架上小艇的人，如拒绝“签订”出洋“合同”，就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例如，有的被拴住拇指或脚趾，悬空吊起毒打；有的被装进竹笼，扔进水中浸泡；有的被捆住双脚，用点着的香火烧炙；有的被双手合掌绑紧，再用竹签敲入两掌之中，等等。直到他们“同意”签订契约为止。 苦力被迫同意后，便由小艇送往离海岸较远的“猪仔屯船”上。“猪仔屯船”实际就是奴隶贩卖船，是一所特制监狱。船内黑洞洞的，见不到一点光线。猪仔铺位排列成长列，直贯全舱，舱内最宽处不能两个人并立，空气令人窒息。苦力被装满后，猪仔屯船就离开中国海面，驶向美洲。 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对掠夺华工的“猪仔屯船”毫无办法。但广东广大农民为保卫自身的安全，挺身而出，同殖民主义者的强盗行径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努力捕捉那些为西方人贩子效力的猪仔贩，并按照本地的传统办法予以严惩，以伸张民族正义。被拐骗的华工亦为逃出虎口，奋起斗争。1858年8月12日，美国猪仔屯船上的87名华工在被押往澳门途中曾趁机起事，愤怒地杀死了人贩子，毁坏了屯船。广州各界商行亦纷纷联名给英国领事馆写信，揭露外国人贩子掠夺良家子弟，卖民为奴的罪恶行径。广州各界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使外国殖民者胆战心惊。 英、法殖民主义者为了继续从这宗罪恶的买卖中获取高额利润，便买通中国的衙门，导演了一出建立“自由移民”的把戏。1859年4月6日，南海、番禺两县知县贴出“联衔告示”，对被承招华工，不必阻止他们“随外人出洋”。这等于承认华工出洋的合法性。三天后，广东巡抚柏贵又贴出告示，规定广东商民，如自愿出洋，“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表面是允诺“自愿出洋”，实际上是使殖民主义者在华掠民为奴合法化。随后，英国政府即以此为依据，逼迫清政府承认了这种“合法”的先例。1859年11月10日，英国招工专员奥斯丁在广州西关挂起了第一块“招工公所”的牌子，正式成立了“合法”的“招工馆”。1860年2月18日，时任两广总督的苏崇光又接受英法联军司令官的建议，颁布了“现议外国招工章程十二条”，这是以清朝官员名义颁布的第一个招工章程。此章程不仅没有保障华工的任何权利，而且将管理招工的权利统归于由英人担任长官的税务司。至此，中国清政府的官员在“招募”华工问题上就毫无发言权了，只能听从殖民主义者的任意摆布。 掠夺人口的合法化，使广东等地的招工馆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一些劳苦群众因生活所迫也开始同招工馆签订苛刻的招工合同。以下是一份华工签订的招工合同。 我出生于中国____。现年__岁。今与瓦加斯公司签订契约，条文如下： (1)我保证乘公司指派的船赴古巴哈瓦那。 (2)我保证服从多利西斯、斐朗和杜比利斯先生或他们把我转让的任何人的吩咐，在古巴工作八年。不论他们派我到田地上、村庄里还是私人家庭、工厂或任何地方，不论派我耕种、修路、种咖啡、打铁、当家仆还是任何其他工作，我都保证服从。 (3)八年工作期的算法是：如我抵达古巴时身体健康，就从到达哈瓦那后被买主领去的第一天算起。如抵达古巴时生病或不能立即干活，就从离开医院的第八天算起。 (4)工作时间要根据工作性质由买主决定，有时只能断断续续休息。但每隔24小时，可以集中一段时间睡眠。早晚饭时间以当地工人的作息时间为准。 (5)除非因工作不能停顿，否则每天下班后以及星期日都无须工作。 (6)我必须遵守工厂、车间、田间和人家家庭所订的规章制度。如在工作时间表现懒散或未执行园主或监工的命令但不足以构成刑事罪的错误时，我必须服从园主和监工的惩罚。 (7)在契约规定的八年期限中，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为东家效劳，决不找任何理由或借口从他手下逃跑。 (8)如生病超过一星期，我同意停发工资，待我身体复原能重新工作时再发给我工资。 以下是瓦加斯公司代表资方与我订的条文。 (1)从八年工作期限的第一天算起，资方付给我四元工资。 (2)资方每天供给我八两咸菜和两磅半白薯。 (3)我生病住院时，资方负担一切医院费用，直到我出院为止。 (4)资方每年发给我两身衣服、一件毛衣、一条绒毯。 (5)赴哈瓦那的旅费及船上用费均公司负担。 (6)启程前，公司付给我八银元的装备费。 (7)启程前，公司发给我价值四元的三身衣服、铺盖以及旅途中的必需品。此项用款连同前条的八元共计12元。待我抵达哈瓦那后，资方可以从我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元还公司，12个月扣完。我接受上述二条的硬币和衣服后，保证按上条规定在哈瓦那将12元陆续付还。虽然古巴自由工人和黑奴的工资多于四元，但因资方给我其他福利，我同意我的工资定为四元。 契约双方为保证严格执行上述条文，并在两份内容相同的契约上分别签字。 本契约订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于______立合同人____。① 契约华工一般是从澳门去拉丁美洲的华工。凡是赴拉丁美洲的各地的华工，因一般都要订立这种契约，故赴拉丁美洲的华工通称为契约华工。这种契约实际上是一种卖身契。在执行合同中，种植园主、矿主或手工工场主掌握着契约的控制权，所以对有利于华工的种种保证，很难得以实现，而对于契约义务，又往往按主人的意志任意加码。 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每个契约华工所花的出洋费亦有不同，例如，1862—1863年间，英属圭亚那招收的每个中国契约华工平均需花费133.70元，其细目如下： 在中国付出的一部分费用$64.04 租船费，每人15英磅按四先令六便士等于一元折算$66.66 雇用医生通事等费用$3.00 共计$133.70 据统计，在契约华工赴美高潮期，即从1847年6月13日英船“阿盖尔公爵号”自厦门运载第一批契约华工抵达哈瓦那港，至1874年7月2日秘鲁船“海拉号”运载最后一批华工抵达卡亚俄港，总共运往古巴、秘鲁、智利和夏威夷群岛等地的契约华工约25—50万人。 与拉丁美洲地区一样，1850年前，美国同样推行这种契约华工制度。但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便逐渐放弃了这种过时的移民形式。1849年9月，加利福尼亚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了一种禁止蓄奴制的州宪法。1850年，英国国会各代表经过激烈争论，终于达成了《1850年妥协案》，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被接纳加入合众国。因此，要在这个州实行变相的奴隶制的契约劳工制度，势必违反这个州宪法并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反对。何况，英国国会又于1855年通过一项《乘客法案》，规定香港为由中国赴美国的唯一港口，而香港早在1841年已被宣布为自由港。在香港继续贩卖契约华工，亦显然与自由港的地位相悖。基于以上原因，赴美国的移民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赊单工”。“赊单”系广东话，意为“赊欠船票制”，其赴美国移民由此被称之为“赊单工”。“赊单工”系指那些无力支付现金而由中国商人或外国公司支付船票费用的出洋华工。商人或公司为赊单工预先支付船票费用，之后则从出国人的亲属或未来雇主那里取得补偿。这种“赊单工”与“契约华工”的根本区别，在于将“劳务”契约改为“债务”契约。按规定华工到美国后不用服一定期限的劳务，而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偿还船费及其利息。从香港到旧金山的船费最低每人约40美元，而归还时须偿还大约100美元。这笔钱规定每月在工资中加以扣除。华工必须偿清债务才能回国，否则，轮船公司就不准售给他回国的船票。由于华工在国内一般都有妻室老小，都想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故里，所以一般都尽快还清这笔债务。这个办法，显然优于契约华工制，故从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以赊单工制逐步取代了契约华工制。 实行“赊单工”制主要是依靠早期赴美的中国商人及其组织的会馆(也有外国公司)。这些商人随中国华工前往美国矿区，开设提供日用品和工具的商店。后来，他们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公司雇佣华工的经纪人。正是这些中国富商将赚取的一部分高额利润带回国内，为美国各公司招募华工，并成为美国船只的租船人，将赊单工运往美国。他们一般通过设在旧金山的六大会馆(同州、宁阳、三邑、阳和、人和、合和)作为在广州和香港等地招募赊单工的机构，以同乡会为基础，进行招募工作。 1868年，美国为满足开发西部地区的特殊需要，通过蒲安臣与中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是美国驻华公使，1868年任期届满。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派他为中国特派钦差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出使美国。蒲安臣到美国后，竟擅自越权根据美国意愿，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签订了这个“续增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清政府被迫接受这个条约后，就使美国招募大量华工“合法化”了。于是在中国立即掀起了大量赊单工赴美国的高潮。 赴美国的赊单工一般都要同中国商人或外国公司签订赊单工合同。下面是一份当年“赊单制”的空白合同文本，是由上海一家英国公司“祥胜行”和华工之间订立的。它保存在旧金山市的韦尔斯·法戈博物馆里： 英华商民合同立议约。今有祥胜行，特雇花旗国船，名哑吗三，装运自欲出洋佣工之人，弗兰嘶戈口(即旧金山市)，代为寻觅生理，自上海起行，一应伙食、船钞等费，俱系祥胜行东家代为应付。到彼处尚需东家代荐生理。其代付之银，理应归还，俟生理定确，即向本东家预支伙食船钞水脚洋银，每人壹佰贰拾元，交还祥胜行东家亲收。即向该处雇为作工之商议定，每月扣去工金若干，待一切扣清，方照月付银。此系两愿，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议约，各执一纸为照，乙酉年(1849年)月日立华民 英商② 根据统计，1848年以前定居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华工只有70余人。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在黄金梦的驱使下，赴加利福尼亚的华工骤然剧增，但每年亦只有数千人，只有极少数几年超过万人。可是在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的1868—1882年间，其中却有9年赴美国的赊单工超过万人，总数达到10万余人。 赴加拿大的华工，一般是采取赊单工的形式去加拿大。由香港乘轮船前往。1858年以前，华工赴加拿大的甚少。根据史书记载，华工大批赴加拿大是在1852年，“1858年探险家与猎户，在卑诗省③西南角夫里塞河畔(FraverRiver)发现金沙，各地居民蜂拥前来淘金，是为华人移殖加拿大之始④。淘金热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贯大陆铁路，又引起了华侨赴加高潮，截止1891年全加华侨有9129人。到1950年，华人赴加拿大总数曾达85000人之多。 第三节 契约华工和赊单工的不幸遭遇 赴拉丁美洲的华工，一旦在预先强制签订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招工馆)”，以等待“猪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馆”一般都是些肮脏不堪的水栅，其条件十分恶劣。随着招工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招工馆”到处可见，1870年仅澳门一地就有300家之多。 “猪仔”进入“招工馆”，就按人头给人贩子酬金，最初每个“猪仔”给银元三元，后来涨到平均8—10元，个别时高达100元。然后，猪仔往往被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古巴)、P(秘鲁)的字样或S(散得维齿群岛)……，先给他们一点食物以充饥，一套衣服以遮蔽身体，一二元钱以交付他们的家属①。 一旦航期到了，华工们就被驱赶到“猪仔屯船”上。由于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船上总是超载，船舱里拥挤不堪，每人至多占有二平方英尺的面积。华工无法平卧，只得屈膝而坐，夜则交股而眠。船舱内通风设备极差，饮食条件恶劣，华工们不时发生呕吐、罹患疾病。由于缺乏医疗条件，死亡事故不断发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样，被随时抛入大海。华工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捆绑和残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铐、脚镣。由于受到种种非人折磨、虐待，华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其中有的竟高达50%以上。1847年，“阿吉尔公爵号”运载华工400名，航行123天，途中死亡的华工达35名；抵达古巴时，有200名已处于濒死状态。1853年，华多普公司的三艘船从厦门起航，前两艘船共载华工803名，抵达哈瓦那时只剩下408名，而第三艘船载华工250名，到达古巴时已死152名，死亡率竟高达60%以上②。正因为如此，人们就把往拉丁美洲载运契约华工的“猪仔屯船”称之为“海上浮动地狱”。 清代坡山文人易其彬在他著名的《卖猪奴》诗中充分揭示了这种“海上浮动地狱”的悲惨情景和“猪仔”们的内心痛苦： 一登番儿船，入笠难奔逋。 …… 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 无风何惨惨，雨云常载涂。 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 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 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③ 在饥饿、拷打、死亡威胁下的华工，为反抗殖民主义人贩子的专横和暴虐，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851年，乘英国船“胜利号”驶向秘鲁的华工举行起义，当场杀死了船长，驾船返回中国。1852年，由英籍船长指挥的秘鲁船“罗莎·埃利亚斯号”的华工，在开往秘鲁途中，举行暴动，杀死船长，驾船到新加坡上岸。1855年10月，美国船“威弗利号”满载华工赴卡亚俄或哈瓦那。船只启航不久，船长病故。此船不得不驶入菲律宾的马尼拉。船上华工要求上岸，因而同船方发生争吵。有一个中国人当场遭到枪杀，其余中国人被驱进船上的大舱。舱门及各种通气口被严密封闭。到第二天早晨被打开时，发现已有251名中国华工窒息而死。1857年，美船“左尔马号”载428名华工离汕头开往古巴，船行次日，华工暴动。华工放火烧船，水手开枪打死数人，30余人受伤，209人跳海。1859年，美船“挪威号”运载1000余名华工自澳门开往古巴，船行五日，华工举行暴动，放火烧船，受到弹压，有130余名华工牺牲。1870年，法国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运载320名华工，自澳门开往拉美卡亚俄港，途中，华工机智地夺取船只，杀死船长及11名船员，驾船回到中国。据统计，从1845—1872年苦力船海上遭难事件共计48起，其中华工暴动占了38起。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当时香港法官司马理于1873年3月对苦力船案件所做判词来说明这一苦力贸易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奴隶贸易。他曾指出：“就我看来，假如因果规律仍然起作用的话，这种可耻的贩卖必将为贩卖者本身招致严重祸害和可怕后果。我曾经试图把苦力在出洋船上起来，焚烧船只，使它们无法完成航程的案件编成表格。就在我编表还没有完成的极短时间内，已经有七只船，装载3000多苦力，先后在海上被焚，或者失事沉没，因而酿成重大损失的惨案。死者当中包括几个船长和相当人数的船员。”④ 由于契约华工在运输途中暴动迭起，使太平洋航道上的苦力贸易不断失利，以致影响英、美对东方的正常贸易。加之澳门当局不断受到中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苦力贸易弊大于利。1873年4月，香港首席法官宣布“贩卖苦力贸易应视为奴隶贸易”，“凡与贩卖苦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行动”，都应依法惩办。同年9月6日，两广总督瑞麟也下令：凡专为装载移民出洋的无约国船，一概不准在黄浦停泊。黄浦和香港对苦力船予以封港，使澳门苦力贸易处于瘫痪状态。基于这种情况，1873年12月，葡萄牙国王被迫颁布敕令，宣布禁止苦力贸易。苦力贸易的高潮就此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苦力贸易的完全停止。 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赊单工，一般都从其家乡乘坐各种形式的小船或舢板，通过珠江三角洲的各种河道，前往香港，住进掮客为他们准备好的破烂小客栈里，或是住在熟识的亲戚家里，等待赴美船只启航。一旦赴美轮船开船日子确定，赊单工就上船，在甲板上排好队，听候检查。检查后就听从船主指挥，爬进底舱。除厨师外，赊单工均不准到甲板上来，以防与船长或船员发生吵架和斗殴现象。不管船长如何绞尽脑汁防止赊单工闹事，但赊单工由于忍受不了恶劣环境和人为的虐待，赊单工船上仍然不断爆发各种不同规模的斗争事件。例如，1852年3月，美国船“罗伯特·鲍恩号”装载450名移民赴旧金山，开船八天以后，已经绕过了台湾北端，船长赖斯里·布莱生下令用扫帚洗刷移民，并强迫赊单工剪掉他们的辫子。赊单工们受不了船长对他们的这种侮辱，起而杀掉船长和船员，夺取船只，到琉球岛的最南端的八重山岛靠了岸，大部分人留在琉球，少部分人继续驾船至厦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由于底舱条件太差，运输途中还经常发生死亡现象。例如，有一艘美国船“自由人”，从香港至旧金山，载赊单工500人，在途中竟死亡100人，占总人数的1/5，其惨状可见一斑。中国至美国旧金山的航程和航行时间，随季节长短、风向和海潮流向的不同而不同，一般需要航行两个月之久。 赊单工抵达美国旧金山时，便到某个华侨会馆。由会馆负责人安排他们吃住，并送他们到乡下或矿区，强迫其按债主所定的低工资接受雇佣关系。他们表面上是自由的人，事实上是一种隐蔽的劳役奴隶。他们同契约华工一样，都逃脱不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1910年3月16日美国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曾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著名的《木屋拘囚序》全文。著者以身受之苦，作悲惨之文： “白种强权，黄魂受惨，比丧家之狗。强入牢笼，追入笠之豚。严加锁钥，魂消雪窖，真犬马之不如。泪洒冰天，伤禽鸟之不若也。但我躬既窜海曲，性品悦看报章。称说旧乡故土，豆剖瓜分，哀怜举国斯文。狼掣虎噬，所望陈涉之徒。辍耕陇亩，田横之客，扫秦川为平壤。仗矛秉戍，荡吴国作丘荒。请看今日之域中，定是汉家之天下。”⑤ 在这篇《木屋拘囚序》中，作者以悲愤的心情，深刻揭露了美国少数人对华侨的苛刻虐待，另方面又期望“陈涉之徒”率领他们揭竿起义，并对其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
GMT-4, 2025-5-8 1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