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艾滋病日，有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是艾滋病的高发群体，实际上并非如此。而艾滋病的预防更与性取向无关，防微杜渐从性教育开始做起。周刊君为大家推送一篇旧文，希望能帮助消弭偏见，促进性别平权。
西安一个学习酒店管理的大学生，他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但是他的第一次表白就被他的同学拒绝了。 快感 通讯交友工具的发展，为同志社群的社交网络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途径。 看准了同志间要找到彼此的刚需，耿乐推出了只面向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交产品Blued。这是一款类似陌陌的交友软件，它在男同性恋社交产品中的地位相当于微信在国内社交软件中的位置。迄今，Blued已经拥有1500万用户，300万来自海外市场。其中90后占到约半数。 耿乐是第一批进入同志聊天室的用户，有时待一天才能等到一个“游客”。同志聊天室带给耿乐归属感，1998年上网之前，他在生活中没有“见过”其他同性恋者。耿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他在网吧打开这类聊天室像做贼一样，“一有动静就关掉网页，特别害怕”。 “耿乐”是网名，这是他开始做淡蓝网时保护自己的方式。如果不是因为他在2000年因为感情抑郁而开始做“淡蓝网”，他现在可能依然是公安局一名严肃的领导，出柜是遥远的梦。“耿乐”这个名字，也只是隐藏在同志交友网站里千万个匿名ID中普通的一个。 Blued更像是一个线上的酒吧，每位用户的“情况”、头像，位置都依距离远近醒目地罗列在主页上，一目了然。像翻菜单一样，用户喜欢哪个，可以关注或聊天。相对于酒吧，这是一个零成本的筛选、搭讪的过程。 2015年春节过后，耿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Blued装机量在长假之后的几天内突然激增，几乎是直线上升。他后来了解到，那是因春节回家卸载的用户又重新装机造成的。耿乐坦言，大多数用户的深度交流还是会转移到微信。在公众场合使用Blued无异于公开出柜，不太方便。 Blued有诸多竞争者，比如 ZANK, Gay Park，Jackd等等。随意在一所高校打开这些基于地理定位搜索用户的软件，在几百米范围内找同志不难。和陌陌一样，这些软件使得一夜情变得更加容易。 近期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公布了无锡市抓捕的一系列同性聚众溜冰吸毒的案件，让耿乐和他的团队很头疼。因为这些吸毒者正是通过在Blued互相联络得以聚集起来。在同志圈，“嗨，咕噜咕噜，17666”，都是召集一起吸毒的暗号。被警方审讯时，他们甚至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但耿乐解释说，Blued只是一个社交媒介，即使把所有类似的APP都封锁了，同志的社交需求依然存在，他们又会退回到同志浴室或者公园。 在查处的60多个吸毒人员中，绝大多数是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吸毒后，他们发生了缺乏安全保障的群交行为。根据核实，60个人中，有近20个是在卫生部门备案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杨杰是干预预防艾滋NGO组织“天津深蓝工作组”的负责人，他最担心的就是吸毒后的群交行为。吸毒后由于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使用安全套比例下降，加上群交，极易感染艾滋病。同志社群中，不乏明知已经感染艾滋却还参与不安全性行为的恶意传播者。 大齐曾经使用过冰毒，他知道有人用冰毒做诱饵引诱新人吸食后进行群交，但他从不参与。自从身边有好友感染艾滋后，他定期做HIV检测，并坚决要求男朋友在排除窗口期做完检测后才能发生性关系。大齐极度恐艾，身上有细微疑似艾滋病感染的症状，他都要去做一个检测才得以安心。但对于冰毒，大齐自信很多，使用冰毒两年多，他觉得自己并未上瘾。 但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互诫分会会员雪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冰毒对脑神经和身体器官的损伤是百分之百不可逆的。但它对人体的侵害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根据个体差异，五到十年后伤害才会逐渐显露。她表示，目前的禁毒宣传口号依然停留在把毒品描述为“一口上瘾，家破人亡”，反而让使用者对新型毒品产生“我不上瘾，这不是毒”的错觉。 相较于冰毒，被贩卖者宣传为纯中药成分无副作用的助性药物Rush和零号胶囊，在同志范围涉及得更深更广。而目前，这两类药物在国内仍未被明确列入新型毒品。 零号胶囊含有安非他命。若在插入性性行为之前塞入肛门，能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韩诺曾经使用过两次，感觉强烈。塞入几分钟内肛门有坠胀感，在三至四个小时中，他神志恍惚，浑身无力，做过什么，都不太记得清。因为没有产生心理和生理的药物依赖，韩诺认为，它们对自己不会构成伤害。但确实存在青年男同因使用零号胶囊而死亡的案例。 Rush Poppers是一种由多种挥发性气体亚硝酸盐组成的催情气体。吸入体内后扩张肌肉，放松肛门括约肌。张北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肛交时肛门疼痛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但使用Rush之后，疼痛感减弱，这意味着即使粘膜破损也无法被感知，没有安全套防护时，粘膜破损非常容易导致病毒入侵，包括艾滋以及梅毒、尖锐湿疣等性病。 杨杰了解到，在全国的男同群体中，Rush使用率达到30%以上。在同志密度较高的一线城市，Rush和零号胶囊被普遍用来提高性愉悦度和满足感。甚至，在淘宝仍可以轻易购买到这两类药品，便捷的可及性导致它们已经迅速向二三线城市的高校蔓延。而不了解药物危害的大学生，在对强烈快感的追求下，极易因滥用而导致伤害。
艾滋 由于直肠黏膜较薄，更容易破损，因此男男性行为中肛交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于其他性行为方式。而男男多性伴的现象，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不佳，都极容易造成艾滋病在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中传播。 艾滋对于男同社群，表现出更多的“不友善”。科研发现，我国感染耐药艾滋病毒的阳性患者中，大多数人是男同;与我国一般人感染艾滋病毒后的进展相比，男同感染后的“潜伏期”明显为短;男同在艾滋发作后，常常治疗效果不好，病人的生存期明显缩短。 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认为，如今，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及早认知了自己的性向，但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得到性健康教育，是导致现今高校艾滋病感染率增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学生不懂，但又有需求，“行为上走得极快，教育上又有很大空白，造成了很多失落。”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学生感染者超百例的省份从2013年的5个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10个。 安徽省从事艾滋病干预的NGO组织者阿松发现，在检测出的艾滋病高校感染者中，以大一大二居多。这些学生刚刚脱离学业压力获得自由，开始上网查找同性恋相关的内容，而往往最先找到的就是交友信息。 性快感容易上瘾，一旦有了第一次，很难自我压抑。高校学生正值血气方刚年纪，都处于性活跃时期，而他们从小接受的性教育中，只有女性才需要在两性关系中被保护。韩诺介绍说，也有很多年轻的同志，如果对方是个“老手”，一再以自己健康为理由拖延戴套，在意乱情迷性冲动中，他也不会再坚持。可常常事后，会陷入一段长时间的极端恐艾的心理压抑期。 在进入艾滋病防治的NGO之前，韩诺也和多数同学一样，自我保护意识没有跟着性生活的开放而有所进步。带他进入圈子带他玩的前辈们只让他体验到了性的快乐，并没有告诉他快乐背后的危险，以及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也许这些前辈们自己，知道的也不多。 大学毕业后，韩诺成为青岛市青同社区的艾滋病检测咨询师，他才知道，原来的朋友圈里已经有五位艾滋感染者。韩诺曾经与其中两位发生过性关系，与其中一人发生时没有使用安全套。他曾经和艾滋擦身而过。 青同社区是青岛市唯一一家通过民政批准注册的艾滋病防治社会公益机构(NGO)，也是获得国家疾控部门授权的男男性行为(MSM)人群艾滋病监测哨点。虎子是机构的负责人。社区招募的30名志愿者中，包括15名在校大学生。 青同社区是青岛市最早做艾滋病快速检测的NGO，快检主要分为唾液和血液检测，通过试剂反应，20分钟内就可以出结果。方便快捷。但虎子并不建议个人购买试剂检测。首先试剂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存在“假阳”的可能性;他更担心的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心理疏导，感染者很可能无法面对测出“阳性”的结果而产生极端行为。 在中国，大众接受的早期宣传理念中，艾滋病是死亡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 多数感染者初筛阳性后，第一句话是，“我还能活多久”。虎子记得一位大四学生，两年前因为和感染艾滋的男朋友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一直活在“我是艾滋感染者”的恐惧中。虎子足足用六个小时才说服他接受抽血检测。采血之后到出结果的十几分钟里，男生跪在地上，脸煞白，出虚汗。 虎子遇见过一名自杀未遂的大学生阿哲(化名)。初筛结果呈阳性，当晚11点多阿哲给他打来电话 “虎哥，我割腕了。”这个男生还是社区的志愿者，他知道高危性行为必须使用安全套，但他忽略了口交也会传染艾滋病。 走出低落情绪后，阿哲坚持服用疾控中心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物。现在，他的体内病毒载量很低，几乎没有传染性。最近一次检测，CD4也从最初的460上升到了850。CD4细胞的数值是评判艾滋病的标准之一，成人的CD4细胞正常情况下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多。 在阿哲确诊后一段时间内，他很自卑，在经历对男同性恋自我认同的纠结后，他需要再一次说服自己接受艾滋病感染者身份。面对追求自己的学弟，阿哲最初的想法是“不想害别人”。 作为专业的检测咨询员，虎子和憨憨都认为，在病毒可防可控的范围内，感染者有性爱的权利。他解释说，服药之后身体病毒量载接近于0。 暗处 因为较高的艾滋感染率，男同群体一直是国家各级疾控中心重点干预对象。但张北川认为，控制艾滋仅谈艾滋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首先是解决歧视，反歧视做不到就无法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由于缺少官方认可，目前，能直接接触并帮助高校同志群体的，依然是大量的草根NGO组织。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虎子带领社区走进包括中国海洋大学在内的三所高校以及两所中学进行艾滋病的预防，以及以男同性恋为主的性少数人群(LGBT)的权益倡导活动，反响出乎意料的热烈。 相比于自己念书的年代，虎子发现，校内学生对同性恋的包容度已经非常高，有许多直人(异性恋者)主动参与做关于同性恋的调研，组建“撑同志，反歧视”的爱心社团。现场的提问也坦诚直白，不再对“同性恋”三个字扭捏遮掩。更多学生开始认同性取向不是一种疾病。 而这，在虎子念大学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但第二年他在精神病学的课堂上看到，没有及时纠正的教材仍将同性恋列为性变态的分支。整个大学期间，虎子知道自己喜欢男生，有性幻想，但一直不敢交男朋友。 2012年，青岛高校内还出现过学生因为性取向暴露，被学长持续殴打辱骂半年之久的校园霸凌事件。 2014年8月，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对大陆高校中涉及心理学、心理健康教科书的内容进行调查，在统计的近百本教材中，只有42本教科书含有同性恋内容，其中2001年后大陆编著的教科书中超过40%仍明确认定同性恋为病态。 成为检测咨询员后，韩诺接待过一些35岁以上的同志，他们全都已婚。他们甚至劝韩诺，千万不要暴露同志身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就去找个女孩结婚。 刚开始做NGO志愿者的时候，韩诺怀抱着某种理想主义，想为同志争取权益发声。但后来就放弃了。“咱老一代没有树立好榜样，而这一辈人的同志文化又太乱。有些人认为我现在相约就约，想玩就玩，挺好。我不需要权利。” 包括韩诺自己，也刚刚从混乱的感情史中走出来。他见过圈子里太多聚散无常。韩诺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还很健康，没有感染艾滋。 韩诺现在的男友马龙，也是社区的志愿者。和韩诺不同，马龙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接受自己性向的过程。他在大学从未涉足任何同志交友圈，还交了女朋友试图“纠正”自己。但失败的“实验”不但伤害了对方，也让自己活在自责和愧疚里。 最痛苦的两年，马龙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绕着操场跑二十圈，在运动上消耗完过剩的精力，晚上才能不想太多倒头就睡。关于同志交往的一切都在以不敢见光的方式偷偷进行。 耿乐认为，中国的男同群体还处于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的过程。他比喻，如果把目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比对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大多数人还处于中下部的生理、健康和安全初级需求。韩诺也意识到，只有几个人在金字塔上摇旗呐喊，但收效甚微。 如张北川说的，我们总以为对社会了解得很多，但好像人提着灯笼走在路上，我们能看到的，无非是烛光周围能照亮的地方，而更大的黑暗我们是看不见的。 |
GMT-5, 2024-12-21 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