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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 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

2017-11-16 14:21| 发布者: 施主| 查看: 5363| 评论: 0

当不少孩子还在为一顿饭不可口、一件衣服不称心而和父母争执时,文中的这个孩子,却成为了父母“碰瓷”的必要“工具”。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一脚是父亲踹的。

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一头撞上了地。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着自己的头,哇哇地叫喊起来。

“疼,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小金闭着眼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他蜷缩在地上,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没有载客营运证,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

赔偿谈妥了,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

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

这个14岁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有的是在台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宁波。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生意”。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母亲文丽说。

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额上万元。

在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文丽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己错过了孩子的童年,当她把孩子从老家带到浙江时,看到的是一个成绩倒数、打架斗殴、不服管教的少年。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器的儿子,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来的钱补贴家用,并无不妥。

小金说,自己也曾试图说服、挣脱父母,但都失败了。他害怕车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种“恶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闪,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句,“还有两分钟就到了。”那是一种暗示,如果再不行动,父亲的脚、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推下车。

目的只有一个,摔下去,“碰瓷”。

这个14岁的孩子说,到后来,当真正摔下三轮车时,在皮开肉绽的痛感到来之前,他会觉得心里一块儿石头落了地,“终于轻松了”。

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没掌握好力度,整个身子扑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

这是父母教给他的,“没那么严重也要装那么严重,才能多要钱。”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讹了三轮车夫1000元。

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

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啊?”

当时只有13岁的男孩不吭声了。他从老家来到浙江后,随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新的教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成绩越来越差,数学甚至只考了几分。

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对的”。

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小金个头1米7,快赶上父亲了,体重却不到100斤。他被扇得直踉跄。

他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又没错,你凭什么打我?我读书不好,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

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声音。

他害怕那个碗砸到自己身上。“其实我来浙江以前成绩挺好的,能考前几名。”小金对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哥哥,是真的。”

他记得,这个家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几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将,从此常带着一身酒气晚归,有时候赢钱了,家里会有好吃的,父亲也是和颜悦色。如果输钱了,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

他在作文里写着:“家就像个菜市场。”

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卢勇否认自己赌博,说儿子没教育好,没一点儿优点,“不让他碰瓷,这个家就没钱吃饭,太穷太穷了”。

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一点点“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

这个农民工十余年来外出务工,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

他盯上了亲生儿子。

最开始,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

与此同时,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

在审讯室里,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对记者说:“我惭愧了,我没脸见人。”

不过,几个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过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厂要戴着手套在油里清洗机器,气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渗进工业用油,后来皮肤过敏,变成大大小小发痒的红点,再抠破就成了伤口,“很疼很苦的”。就这样,一天不过几十块钱的工资。

“他们上瘾了。”小金对记者说,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来,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争,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 文丽向记者坦承,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

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没人理他。

“都是皮外伤,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

小金还记得,碰上的车夫十有八九是残疾人,特别是第一个被讹的车夫,“脚掌都没了”。那天赔了钱,车夫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说:“他们好可怜啊。”

“假如我们开三轮车,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办?”他很想说服父母停下。

他的母亲直摇头,“不骗他们骗哪个?开汽车的吗?我们能敲到竹杠?”文丽随后又劝儿子,“再做几次,等经济宽松一点就不做了。”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亲。

经济宽松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站台,父母在地图上画三角形,从他们的暂住地临海县开始,向东南方向的台州、路桥、温岭一带挺进,东北则一路从宁海碰瓷到宁波。因为涉及到长途“碰瓷”,父母会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预告行程”,让他“早做准备”。

“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

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

暴力升级了。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医生建议“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就连骨折,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过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脑勺,经诊断是枕骨骨折。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趁现在骨折,我们多做几次”。

“他们就没想过,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啊。”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

愤怒的不止是他。一个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碰瓷”的对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我们能有多少钱啊?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可转头一想,“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

他六十好几了,儿子的婚房一直没有着落,自己早出晚归地载客挣钱。3个月前,当孩子倒在地上时,他吓得“发抖”,不停地求这对父母不要报警。这个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报警罚没了三轮车,不识字还残疾的自己“还能做什么”。

前些天,当派出所找上自己时,他又一次发抖了。只是这次,是气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己讨生活挣钱,这对年轻人有手有脚为啥不去好好工作?”

陈毛头想不明白的,还有很多。 “为人父母,都是给小孩最好的,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这父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手?”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恨这两个大人,更心疼小孩。”

小金父母被抓后,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告诉民警:“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

有三轮车夫向举着摄像机的记者嘱咐,“图片一定要打码”“这夫妻对自己都可以这么狠心,何况是我们。”他不放心地打来好几个电话,说害怕被报复。

警察林烜理解这些车夫的担忧。他在调查案情时发现,这对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级,不仅瞄准了三轮车夫这一弱势群体,还逐渐将“碰瓷”地点从郊外调整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利用围观群众压迫三轮车夫。同时,两人分工合作,母亲文丽带两个孩子上车碰瓷,降低车夫的警惕,父亲卢勇则在孩子倒地后出现要价。

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100元,50元,20元,钞票都是皱巴巴的。

临海太小了,“碰瓷”了几次,他们就被当地交警认出。那时,小金还一度以为这场噩梦即将结束了。

这个少年从未想过,噩梦似乎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刻。父母果断决定转战,每个周末,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车。他从不关心目的地,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坐上三轮车,再摔下去,“碰瓷”。

“从县城一步步辐射到周边大城市,作案轨迹很清晰地说明了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林烜总结说。

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跑!”

什么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

那是小金10多年来最大胆的决定——趁父母休息,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

因为多次外出“碰瓷”的经历,他比同龄人更加熟悉车站和购票事宜。他先坐火车到宁波,再转长途火车到重庆,最后坐大巴回宜宾老家。最紧张的时刻,是在临海车站等车的最后那几十分钟。这个身材瘦削的少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他当时蜷缩在座位里,眼巴巴地向外望,祈求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他怕父母追上来。

他成功了。

这段经历在小金父母的叙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样。卢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坚称,儿子“做了太多坏事”,四处打架偷盗,甚至找人殴打自己,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才跑回老家。他认为,此前爷爷奶奶对孙子的教育很失败,“当然,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文丽的态度更直接,她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这个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小金。”她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家庭的“灾难”。儿子和小女儿相比,学习差、四处惹事,还总被学校开除,让他们“不得不求人送礼”,更让这个家“经济落入困难”。

学校政教处主任陈老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小金在学校表现良好,除了学习成绩较差,并未出现打架、偷盗等行为,学校也从未开除过孩子,更没有向小金父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办案警官刘名府和小金的语文老师蒋老师沟通过,蒋老师告诉他,这学期开学,小金主动竞选了语文课代表,负责早自习的领读和收发作业。一开始小金很不自信,他问老师:“我语文只有30多分,我也能当课代表吗?”

老师告诉他:“我相信你可以做好,你也要相信自己。”

前不久的一次月考,小金语文考了69分,蒋老师看过小金记得满满当当的语文课笔记,他说,小金“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励”。

所以,在一次审讯中,听到卢勇辩解,“碰瓷”的想法是孩子提出来的,自己今天“就是替他顶罪”时,刘名府愤怒了,“如果不是穿着这身警服,我真想冲过去揍他。”

他绝不相信这对父母不知道,小金已经害怕黑暗幽深的隧道了。每一次过隧道,这个少年都会紧紧抓住座位,闭着眼,浑身发抖。哪怕,这个孩子是坐在安全的警车里。

蒋老师不仅担任小金班级的语文老师,也是学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长。这个从教20余年的老师认为,小金的父母“根本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根本不是家庭的灾难。“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失职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小孩子学习差、调皮捣蛋一点再正常不过了,那都是成长的过程。小金自幼留守,童年缺失父母陪伴,的确有一些留守儿童的通病,但都可以改正、教育,父母绝不该放弃、忽视孩子,更不能因此胁迫孩子犯罪。

只是,这些话他从没有机会向小金的父母道明。在这所以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里,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些“认为孩子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可以”的家长。

身为政教处主任,陈老师遇到过太多孩子悄无声息地离开,“读着读着就走了,去当个学徒,到了十八岁开始挣钱,顺便谈个恋爱就把小孩生了,结婚证都是后来补的。”他告诉记者。

在他眼里,学校能做的太有限了。比如这次,小金突然消失不见了,学校向卢勇询问孩子的情况,卢勇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了。”

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学生频繁的流动是这所学校的常态。

陈老师坦言,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比较低端可替代的工作。有些是产业工人,有时候全球经济形势一个小小的变动,他们的命运也会随之变化。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他很苦恼,有时对一个孩子的教育刚开始两三年,就碰上孩子的父母离开,小孩哭着转学了。到了新的学校,这些还处在人格建立期的孩子,面对的也许是不同的教材和陌生的老师同学。这个年轻的老师说不清楚,这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有时候,孩子是跟着父母回老家,有时候是在大大小小的工厂聚集地间游荡,似乎唯一不变的,是这群父母身不由己的命运,和那些孩子同样身不由己的命运。

“只能说,时代发展太快了,脚步停不下来,可很多东西没跟上。”陈老师说,“小金并不是极端的个例。”

林煊告诉记者,具体外来务工子女的人数很难统计,他预估“差不多两户就会有一个孩子,一个辖区如果有3万外来务工人员,那小孩子至少会有5000个”。

这位警官处理了多起校园附近的打架和敲诈勒索案件,犯下这些案件的有一些就是学生。

“数量不少。”他说。

14岁的小金已经转学3次,在第二次转学后,他说自己“彻底放弃搞学习了”“完全看不懂啊”。他还记得那次转学后学的是除法,可他怎么也学不明白,那时候心里只顾得上害怕。

陈老师是小金科学课的任课老师。他很难将这个平凡的孩子和那个碰瓷了近20次的少年联系在一起。“童年没有父母陪伴是很大的空缺,对性格人格培养有很大漏洞。”他说。

真正逃离父母回到老家时,小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开心,他下河抓小龙虾,上山去采草药,“小龙虾一斤二十多块钱呢,我可以挣几百块钱,自己养活自己,饿不死的”。

可他有时还是会想起父母,想起学校,他说自己还是想上学。

父母找到了他。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回了老家,邻里亲戚都跑来老宅,劝说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他没有向亲戚讲述“碰瓷”的事,“太丢人了”。他更害怕把这事儿说出来父母会被抓,“毕竟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听到亲戚对自己的指责,他只会默默地哭,他说,自己已经不会放声大哭了。

父亲后来向他承诺,绝不会再逼他跳车“碰瓷”,更不会再打他。电话里,父亲还告诉小金,你该回来考试了,“考完试,我再送你回老家上学。”

小金回家了。后来,户口簿被父母藏好,他放学后的行踪以小时计被父母确定,“碰瓷”变得频繁,他又试图逃跑三次,但纷纷失败。

他放弃了挣扎。

这个少年说,如果不是被警察发现,也许自己会这样继续“碰瓷”下去。他迅速消瘦,体重掉到了80斤。

小金说,他确定了一件事,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

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

小金至今记得,父亲被押送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实话。”

当他跟着办案警官走进派出所,离审讯室越来越近,这个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他对着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代得干干净净。

“不后悔。”小金说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爸爸妈妈应该被惩罚。”

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后。福明派出所的民警给两个孩子安排住处,带他们在食堂吃饭。小金时不时地问警察:“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出来?” “如果不能出来,要判多久啊?”

收到民警给自己买的新衣服时,小金只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有心事,不是真的开心。”

他偷偷告诉林煊,自己担心父母,又不担心父母,既想让他们出来,又担心他们出来后打自己。

“我不恨他们。伤心的时候,我会哭一下,过两天就好了。”他告诉林煊。

这个14岁的孩子和林煊作了一个属于男人间的约定,他会好好照顾妹妹,直到父母放出来,把妹妹交到爸爸妈妈手上,自己再回老家,“老家学费便宜。”

如今,两个孩子在学校寄宿,学校给小金兄妹买了新被子、褥子等床上用品,还安排了生活老师照看。只是,这也并非长久之计,蒋老师很希望兄妹俩的亲戚可以前来照看,他许诺,学校可以为孩子的亲戚安排一份工作。

可是,自打孩子父母被刑事拘留后,只有一个在江苏打工的亲戚匆匆赶来一趟,给两个孩子塞了几百块钱后,又悄悄离去了。

林煊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位从警21年的警察见过很多法理与人情的冲突,许多父母犯罪,遗留下来的孩子如何照料一直是个大问题。

事实上,很多犯罪分子甚至会带着孩子作案,被抓时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气势”, “你们抓了我,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类似的情况总让警察为难。那些案子程度大多较轻,一般都是治安拘留15天,偶尔民警和协警也会客串一段时间的“爱心爸爸”。不过这回,林煊是第一次碰到父母带上孩子一道刑事犯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性质很恶劣”。

可这一次,他没有心软。

案子到派出所时,这个有一个18岁儿子的父亲表示,“这个案子要办,一定要办。” “这样的父母怎么能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联系了街道办事处和妇联,希望一起处理这件让人揪心的案子。他很清楚,身着警服,“是刚性的,代表着法治”,他害怕吓到孩子,所以无论做笔录还是后续对孩子的心理辅导,他都叫上了这些“柔的力量”。

被送回学校前,全所警察为小金兄妹捐款6800余元。派出所还在福明街道办事处申请到一万元经费,专门用于小金兄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林煊从未开口相劝,这个老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背部、手臂、腿部、后脑勺,浑身上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他惊呆了。

一些伤口至今发痒,在深夜提醒这个睡不着的少年,一切还没有完全过去。

警方表示,如果小金坚持回四川上学,警方会尽全力协调当地学校为他办理转学手续。

但警方也很清楚,“送回老家不是首选”。 “农村老家读完初中就没学校了,在宁波城里读书,成绩好能上普高,成绩差也能上职高,至少能学门技术。”

“我们想努力让孩子用6年的时间学会自立。”警察林煊说。

看守所里,孩子的母亲选择了认罪,她哭泣着问警察,自家的米不够吃了,孩子该怎么生活。被刑拘当晚,她哭着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警方准备为文丽办理取保候审,“至少让两个孩子能有母亲照顾”。

“这里的回忆不好。”小金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家”。来浙江7年了,他说自己也有遗憾,就是转学后除法没有学明白,当时太害怕了,搞不懂也不敢问,到后来自己也放弃了。

如果可以,他想回到过去,“把学习搞好,这样以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机器替代”。

他想得很远。他说,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我要让他学好,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一定不能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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