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关键人物郑成月:有官员被抓前要打击我

郑成月：56岁，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原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最早披露聂树斌案“一案两凶”的公安人员，过去11年一直为聂案平反奔走。图/本刊记者 梁辰

“如今聂树斌平反了，我心里挂念的事也少了一件。2016年12月，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做过一次关于聂树斌案的讲座，在那里认识了吴革律师。不久之前，吴律师找我去他那儿工作。我打算这次过完年，就去他那里当刑事法律顾问。不管怎么样，新的一年算是有了去处”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那几天，我在北京，住在航空航天宾馆。有几家报纸记者找我采访，我一边接受采访，一边等着电视看聂树斌平反的结果。最早是新华社发出消息：依法宣判聂树斌无罪。

听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终给聂树斌平反的消息之后，心里的石头落地，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感谢最高人民法院，为人民伸张了正义。

2016年3月开始，我先后跑了三次聂树斌原来工作的地方，就是原鹿泉县冶金机械厂，和律师一起在他曾经出入的地方进行走访，还去了很多次聂树斌家里。就是想为他平反再搜集一些材料。平反前几天我还继续在走访。

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期间，在选定律师方面，马云龙简单地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大家一起讨论，谁担任聂树斌案的律师最合适，能够在这个案件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向山东高院提出一些问题等等，最终使这个案子有一个公平的结论。

这些事我都参加了，但当时还不敢说。聂树斌案交到山东高院复查前后，有官员把这个案件的矛头对准我。2016年，这个官员在被抓前下了好多指示，要打击我，一直到2016年4月16日，他被中纪委正式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一名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人被冤枉，我要对党负责，对警察纪律负责。现在，我正准备控告他，追究他在2012年3月8日，亲自指挥人，将王书金这样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转移到其他看守所，在厕所里对王书金进行长达15天的殴打，迫使他翻供，否认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

我今年才56岁，按照公务员法，还没到法定退休年龄。因为聂树斌案，从2009年开始，已经处于实质上的退休状态。那一年，河北省广平县组织部宣布我不再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业务，岗位由另一名警官担任。上面说我年龄大了，应该离岗，为年轻人让道，收了我的枪和办公室。实际上，那时候我才48岁。我的警察编制还在，但没了工作，不能办公，本质上是离职。

我说可以，就回家休息了。连一个警告处分也没有，我就得灰溜溜地走。没有工作，只能自谋出路。有时候没事做，有时候给人打打工，帮帮忙。大多是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就刑事案件提供些意见，互相研究研究，因为之前在公安局一直是做刑侦工作。

2016年，我去了好几家律师事务所，哪家律所需要帮忙，我就过去，呆得最长时间的是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样临时性的工作，很难保证正常的生活，北京花费比较高一点。没办法，有的时候就只能靠借钱维持。我是个二等残废，二十多年前，在射击场训练，枪走火，把腿打伤了。

去年年初，我岳母害了心脏病，需要钱做手术，我家向小额贷款公司贷了30万元。老太太也没治好，去世了。当初说做了手术还钱。结果对方要打官司。法院审判了，没给我判决通知书，直接把我的工资冻结了，房产也封了。没给判决书怎么生效呢，何况这上诉期限也没到。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住院。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引起肾病、眼病，脑血管都梗塞了，比较严重。2002年，我在公安局体检时查出得了糖尿病，那时候经常不按点吃饭，身体调节不好，渐渐积劳成疾。这次住院的时候，医生一直跟我说，还得住院，我的身体太差了。在309医院，我一共住了27天，直到1月9日才出院。

我住院期间，一些好心的人通过多种方式赞助我，让我能在医院得到治疗。出院后，依然有人给我馈赠，都被我婉拒了。有人关心，已经让我非常满足了。

聂树斌和姐姐聂树慧1993年时的合影

过去一年困扰我的，还有网上漫天的谣言。网上有个叫“九妹妹”的，好像是湖北人，一直发帖说，“郑成月说假话，被免局长，冻结账户跟聂树斌案没关系”，还到处诽谤我。我都不认识她，有些东西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她怎么知道？

除了当年我给河北省政法委汇报聂树斌案时，坚持聂树斌不是凶手，王书金就是凶手，可能得罪了人，我过去也没犯法。在做警察的时候，我从1995年开始曾经连续十年获得河北省优秀人民警察、河北省创优人民警察。2000年，我还获得邯郸市十佳政法干警。在队伍里面，多的时候，我一年立过四个三等功，平常一年最起码也是立两个三等功。

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兰的人也一直在诽谤我。田兰是原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局民警，2002年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诈骗罪被广平县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且被相关部门开除公职。他案发时，我担任广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主办过他的案件。他因此对我怀恨在心，出狱后联系多人，轮番到邯郸、石家庄甚至北京上访，说我虚开增值税发票，敲诈勒索二十余万元，包庇杀人犯等。

因为这事，2005年12月，邯郸市纪委、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田兰等人对我的指控逐一调查核实。王书金案还没有开庭，开始调查我。开庭的时候，聂树斌母亲去看我，说过一句话，郑局长，是不是为了我儿子的事你受了不少苦？我嗷的一声哭了。

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证实田兰等指控事项都是子虚乌有。之后，田兰等人又将这些诬告材料印刷成《河北邯郸上访传真》，四处散发。2006年7月，省公安厅督查专门工作组到广平，对这些指控问题核实了二十多天，结论与之前的调查组一样。

从2005年开始，网上到处散布着田兰指控我的信息。2006年7月对我第二次调查之后，邯郸市公安局曾对田兰涉嫌诬告犯罪展开侦查。最后，田兰一直没有受处理，继续在网上散布诽谤我的文字，一直到2016年。

如今聂树斌平反了，我心里挂念的事也少了一件。到现在，我依然要说，不论何时，组织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016年12月，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做过一次关于聂树斌案的讲座，在那里认识了北京的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革律师。不久之前，吴律师找我去他那儿工作。我打算这次过完年，就去他那里当刑事法律顾问。不管怎么样，新的一年算是有了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