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反思： 我们该何去何从

在微信等社交网站上，收到学校录取的学弟学妹们开始用各种问题轰炸学长和学姐。其中大多都是国内对于国外留学生们的生活存在偏差、偏见的提问。“学姐好，请问Boston University是不是有攀比的风气？那里的同学好吗？那里的老师好吗？好不好融入？”甚至还有“学校里是不是人很多，走在里面有没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面对这些神问题。我并没有对提问的学弟学妹有任何不满，只是再次反思国内很多人一想到留学生们的生活，跳出来的总是这些看似很重要的问题，但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了被多方面“刻画出来”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准留学生在出国前，存在害怕与紧张的心情的原因。我在波士顿大学的大一生活即将进入尾声，尤其是适应了一个学期之后，在第二个学期我体验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美国大学。因此也是想在2021届新生开学季前给大家展示我大学四年的留学生活，还有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对于现下留学生群体的反思。

波士顿大学学生会换届选举现场

Q：“学校里很多富二代，成绩不好，会带坏风气？”

其实这是一个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很长久的传统偏见了。首先我想说，美国前五十位的大学，即使有所谓的“富二代”，录取时也是要参考成绩的。像那种不学无术在国外过得顺风顺水的形象，只是小部分。说到这里不禁让我想到前几年一名南加州大学的留学生在车里遇害，各大媒体纷纷用类似富二代、豪车等夺人眼球的词语报导其实根本不属实的真相。尤其是在网易的评论区，更是出现“罪有应得”这样很无情的评价。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收到一条“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驾驶奥迪A8飙车当场身亡”这个标题的推送，留言一片叫好的声音，一个在底下评论“口下留情，死者为大”的用户，竟被几十条留言反击。在不知事情真相的情况下，这样一篇不负责任的对于留学生的报导令我愕然。媒体的报道是留学生在国内形象的主要获取渠道，如果主流媒体不能把控其报道的属实性，那对于除留学生群体之外，类似医患关系等现存社会问题，都起不到改善的作用。

其实来学校之前，我也有些担心会不会受其他人的影响。但是认识了所谓的“富二代们”才发现原来有些过度担忧。只要自己找好定位，知道自己身边的朋友圈设定是什么，就不会受到外界影响。有了这个基础，再知道了解那些所谓的“富二代们”之后，原本的误区自然解除了。

Q：“每天中文交流就行？”

除了“富二代”的这个怪圈，国内对于留学生群体另一个形象就是在学校里选择和只和中国学生玩，忽视了英语口语的重要性。其实这个怪圈在近几年有所好转，首要的因素就是在于托福口语这一项难度的逐渐加大，考生对于口语逐渐提高了重视。现象虽好，但是应试口语终究是和来到美国的生活用语不同。

来美国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去锻炼我的口语，但是一开始和美国人交流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怕自己英语说得不够好。经过了一个学期的锻炼，这个现象已经得到改善，大部分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友好地听你说话，和你沟通。比如上个学期我上了一门哲学（主要偏逻辑学方面），有一节课的内容我非常不能理解，于是犹豫地趁着教授的答疑时间再次进行了询问。教授非常和蔼地又给我把幻灯片重新讲了一遍，并且在得知我是新生之后主动和我交流适应的情况。从此每周二下午不管刮风下雨我都会去找哲学教授答疑，这让我从搞不懂逻辑到爱上逻辑学，最后竟然拿到了我意想不到的高分。除了教授的答疑时间之外，很多课都会安排讨论课，尤其是文科课程，还会算到总成绩里。所以逐渐适应在众人面前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想法，是每一个留学生必经的过程。

Q：“校园内的活动中国人很难融入，因此很难结识外国朋友？”

首先我想说，美国大学都是非常注重文化多样性的。如果某所美国大学录取你，说明你自身符合该校一员的特质。中国留学生给自己的定位不应该是局外人。我们心里很多的疑惑，比如说外国人不愿意和中国人交朋友，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莫须有的一道心理障碍。美国校园里的外国人大部分对留学生都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他们很有兴趣了解不同的文化。当然，怎么和外国朋友认识并熟悉，怎样定义好朋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决定“被融入”的前提是留学生自己想要突破自己的comfort zone（舒适区），在学校里结实更多的外国朋友。

在这个学期，我想要更好地融入学校里和美国同学交流的机会，因此申请了学校校报The Daily Free Press的Blog和Multimedia版块。第一次进入到组里和负责人交流的时候，发现这些老外都意想不到的酷。负责博客的Kalina做事雷厉风行，五分钟以内就能和我商量好这周要安排的任务和交稿时间。在另一个组我主要和其他三个美国同学一起负责拍摄学校周边事情并且剪辑发布的工作。第一次学做剪辑的时候，由于我不太熟悉专业术语和拍摄有关的政治内容，无法和她们展开对话，因此我心里非常沮丧。但我的朋友、家人和我自己都在鼓励着我不要放弃。逐渐的，随着活动的开展，我和组里的同学配合得越来越好。我们已经合作拍摄了学校电影节导演的采访和现场报道，有一天晚上，我还拍摄并采访了学校学生会的人员，和组里同学也能比较自然地沟通交流日常有趣的事情。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由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兴趣点，虽然融入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有点打击自尊心过程，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定会使你倍感欣慰。

融入新环境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多争取一切适合你的可能的机会，要自信地向别人展示你自己。我最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事情的起因是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鼓励收到该邮件够资格的国际学生申请为新学期的国际学生当International Peer Mentor，有点类似于国际学生导师，帮助学弟学妹们更好地提前了解适应BU的文化社会生活等。在我大一的时候，一名印度姑娘Viha热情地解答了我很多疑惑，现在她已经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所以受到她的影响，尽管那一周我有两个期中考试，但我还是抽时间完成并递交了简历和自我推荐信的材料。后来我收到了面试通知，提前和Viha在线上准备了面试。当天我们进行了两个面试：一个共有六个人的小组面试和与负责人的单独面试。其实我自我感觉说得并不怎么好，有很多语言的问题需要不断提高。但是几天后，我惊喜地发现我被选为其中一员，惊喜之外还有另一个惊喜。通过这次面试，我还认识了一个和我同学院的很有活力的外国女生，简短交流后发现我们在一个报社工作，上过同样的课，有很多生活上的共同话题。这两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不禁让我提高了对自己和生活的自信，而且让我体会到多争取、多展现自己的重要性。

Q：“上学不过就是为了找工作？”

在参与校报之后，我和做到Editor-in-Chief（主编）的一个在传媒学院学新闻的大四学姐吃晚饭。她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美国，在这个由白人主导的报社里做到主编的位置，并且还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做到了主席，能力可见一斑。我们谈话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聊天到了后半段都围绕着你毕业去哪里工作，怎么得到这份实习，回国还是留美更好。不仅这位学姐，仔细一想和其他学姐学长，甚至是外国朋友聊天，内容都绕不开“实习、今后发展、专业读研”等话题。这种焦虑症已经蔓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问题。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质疑我，难道花那么多钱在国外拿文凭，不就是为了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争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吗？很多留学生出国的目的，会抱着“我要比同届的人变得更优秀”的想法，可到了毕业还是要面对你争我斗的找工作局面。

国内国外，两种道路，最终殊途同归。一百四十多年前，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联名上奏清政府，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从1872年起，清政府先后选派遣了一百二十名十岁至十六岁的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其中有著名的“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其留学计划长达十五年之久；民国时期，在“学习科技，实业救国”的思想推动下，涌现出很多海外留学归国后的人才，比如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从日本回国，用笔唤醒国内民众麻木不仁的内心；二十世纪末期，还有我们熟知的科学家钱学森带着他的家人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回国贡献知识力量的例子。

以上这些人是过去时代被我们称为“优秀的、伟大的人”。到了二十一世纪，可能定义一个成功人士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稳定的工作，美好的家庭；定义一个合格的留学毕业生就是能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比别人更高收入的工作，更高质量的生活，何为优秀与伟大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可以说更复杂。你可能又会质疑我，上述我说的优秀伟大的人是因为他们那些动荡不安的时代而兴起，每个时代的评判标准不同，我们又有何不可改变游戏规则呢？可是，我们的世界真的在变得稳定和平吗？在当下，一批批留学生迈出国门时，又有多少能踏出所谓的社会焦虑，找到自己真正所爱的领域，在大学四年中，不断钻研，不断上进，并且义无反顾地立志成为此行业的顶尖人才？我不能评价这个时代的好坏，这个时代中群体的对错，因为我也是这个时代群体里的一员，只是觉得，百年前林则徐的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想法不应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