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距离紫禁城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一个四合院中，莫理循坐在自家阳台上，飞快地敲击着电文，他第一时间里把“中国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回英国的《泰晤士报》。 武昌枪声响起时，这个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当即判断，这不是叛乱，而是一场革命。 报纸刊登出来以后，舆论一片哗然。他成了第一个向世界宣布这一消息的外国人。
莫理循能掌握的中文词汇总共不超过三十个，却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 如果你有心翻看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件大事，都有莫理循的身影。 “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辛亥革命”，这些都是他最早向西方世界报道的。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也是他偷出来，将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公之于众。 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也是他极力劝说的。 甚至在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府井大街”都叫做“莫理循大街”。 这个外国人，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近代中国。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季隆市，父母都是旅居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这注定了他的身体内流动着爱冒险的血液。 16岁那年，他从季隆到昆斯克利夫往返了40英里，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独自徒步旅行。两年以后，他沿着海岸线步行了652英里，相当于北京到安徽安庆的直线距离。 莫理循曾在墨尔本大学学医，却因一次考试不合格与主考官发生冲突而退学。莫理循干脆回归天性，开始仗剑走天涯。 他曾潜入贩奴的船只，了解南太平洋岛民被卖到澳大利亚当苦力的悲惨命运；也曾只身一人坐着独木舟，飘洋度过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墨累河；还曾独自行走2043英里，横穿澳大利亚大陆。
胆越养越肥，直到在新几内亚岛上，莫理循受当地土著用一支长矛戳进了身体，差点毙命。幸好随行的探险队员奋力抢救，才将他捡回一条命来，但长矛的倒刺却永远留在了体内，莫理循四海为家的习性开始有所收敛。 1884年莫理循在伦敦接受了治疗，留在了爱丁堡大学继续学医。博士毕业后，他也曾回到澳大利亚老老实实工作一阵子。但两年后，他又想起那个藏在内心深处游走四方的梦想。
辞了职，莫理循四处流浪。美国、西班牙、摩洛哥，直到他的目光已经望向遥远的东方国度。 1894年，那是莫理循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没想到这一来，却再也难以离开。
这一年，莫理循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一路向西。一直到了缅甸的首都仰光。他那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详细记载了中国西南的风貌。崎岖的山路、质朴的船工，无处不在的传教士与横行霸道的英国鸦片，他用影像记录下了巨变前的中国。与这个古老国度的羁绊，也在此结下。 这本游记一经面世立马引起轰动，成了当时外国人看中国的一扇窗户，也让莫理循成了当时的“伦敦小红人”。
红到什么程度？连《泰晤士报》注意到了他！ 1897年，《泰晤士报》任命莫理循为驻北京记者。 正如前文所说，莫理循几乎见证了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而这段时局动荡的岁月，也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莫理循。
1897年3月，莫理循赴中国东北调查俄国和日本的动向。跨越了数千公里，莫理循在报道称：“日俄之间，在中国满洲必有一战。”果不其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中立。 1900年，义和团运动。赤手空拳的百姓们自发围攻使馆区。莫理循的洋人面孔，使他备受煎熬和打击。围困55天后，他已是伤痕累累。甚至连东家《泰晤士报》都以为他被击毙，还刊发了悼念文章。 1901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莫理循耳闻目睹，将掠夺枪杀的细节一一记录了下来。他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也将自己与中国联系得更为紧密。 1911年，武昌起义，莫理循第一时间向《泰晤士报》发去电报：“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使北京陷入极度惊慌之中……”，他成了第一个向世界宣布这一消息的媒体人。比起其他同行，他至少早了一天以上的时间。那两个月，他撰写了8113字的电文，光是邮资就花费了591镑11先令5.5便士。报道自然再一次轰动了世界。
有人说：“当时的《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莫理循。” 依托得天独厚的新闻平台，莫理循将中国的内外政情制造出了巨大的舆论力量，这和他广泛的人脉不无关系，这其中就有一位厉害的中国官员。 在官员的宅邸里，他们无所不谈。聊宗教，聊新政改革，聊民族意识的觉醒。莫理循估计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与这位官员的因缘际会，能让他触碰到中国权力的顶峰。 1912年，宣统退位。次年，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这位改变莫理循命运的中国官员感谢他、信任他，当即任命他为政治顾问。莫理循辞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一职，走马上任，为袁世凯建言献策。
莫理循的长子出生，袁世凯送上一份大礼；莫理循的母亲和妹妹来华，袁世凯亲自宴请并奉上名贵衣料；莫理循身体微恙，他便马上通过秘书蔡廷干表示慰问。 当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购置下一处私宅时，袁世凯赐了一个洋名：“莫理循大街”，并在大街南口立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
莫理循十分感动，他凭借“洋顾问”这个身份，向袁世凯提出了许多逆耳之言。 他曾劝诫袁世凯，不要因为与孙中山反目，就取消孙中山建立的铁路总公司； 在一战期间，他看准了协约国胜利的可能性，强烈主张中国参战以提高国际地位，振兴经济； 他甚至在与袁世凯见面后，凭借记忆整理出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将之披露于世；还冒着被日方仇视与攻击的危险，戳穿日本帝国的谎言。 莫理循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逐渐从一个冷静客观的旁观记录者，变成了一个当局者。 然而，这场棋局中，他本身也是一颗棋子。 一颗棋子，又怎么可能扭转乾坤？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历史重演，莫理循的民主共和理想沦为泡影。 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失望。 泱泱大国的命运面前，莫理循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1919年巴黎和会前夕，罹患恶性胰腺炎、胆囊阻塞等多种疾病的莫理循仍连夜撰写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文件。但消息传来，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方，反倒成了帝国列强瓜分的囊中之物。气愤的学生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年迈的莫理循，与这个他牵绊了多年的国度，都已经羸弱不堪，再没有力气了。 这个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联系的外国人，目睹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和走向共和的孕育与流产。 从探险家，到记者，再到政治顾问，莫理循一生角色切换，以细微之处记录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莫理循曾说：“如果要死，我也要死在中国。” 但他却被深埋在西德茅斯的墓地之中。墓碑上用英文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
GMT-5, 2024-11-14 18:05
